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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小鳥與好奇心）

王慶成先生治太平天國史，以政治史而聞名，晚年開始關(guān)注經(jīng)濟史或者社會史，所以有這樣一本集子。集中文章大多是七十多歲退休后所著，但感覺不輸于蕭公權(quán)、何炳棣、施堅雅等海外史家。當(dāng)然，彼時整個中國史學(xué)界在經(jīng)濟史社會史這些新興領(lǐng)域基本上屬于后學(xué)晚輩，其成就大體上可以歸結(jié)為“站在巨人肩膀上”。王慶成因此被認(rèn)為是 1978 年中國史學(xué)大轉(zhuǎn)向的代表人物。

有些發(fā)現(xiàn)——可能是我孤陋寡聞，還是通過王慶全的論文才第一次意識到——比如說中國號稱歷史大國，但實際上有記載的民間歷史驚人的短：“李景漢先生在其著名的《定縣社會概況調(diào)查》中就東亭鄉(xiāng) 62 村的起源稱，只有故城和翟城兩村有比較久遠的歷史，其他各村在明朝以前的情況已無可考究了；除極小部分外，都是五百年前燕王掃北后從山西洪洞縣遷來的。”洪洞縣大槐樹是中國“歷史遺失”的代表，沒想到華北農(nóng)村也會把歷史給“丟失”到明初。再比如對歷代人口調(diào)查中“丁”“戶”“人口總數(shù)”的調(diào)查口徑的甄別，再比如對“市”與“集”、“鎮(zhèn)”與“城”中商業(yè)發(fā)展的研究，都很有啟發(fā)。

經(jīng)“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授權(quán)，我們摘選了其中一小節(jié)分享給讀者。

北方村落歷史小識

華北是中國文明的發(fā)源地之一。根據(jù)磁山新石器時代遺址，七千多年前，今河北地區(qū)就有聚落。聚落之稱為“村”，似始自三國時，《三國志·魏書·鄭渾傳》有“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語。日本學(xué)者宮川尚志將從史書中所見的六朝村名做了一個表，在８1例村名中，屬于華北的有1８例。華北在中國古代曾是中心地區(qū)，分布有比較密集的村落，但當(dāng)近代學(xué)者進行社會調(diào)查和研究時，卻常發(fā)現(xiàn)華北村落的歷史只能追溯到明朝初年。李景漢先生在其著名的《定縣社會概況調(diào)查》中就東亭鄉(xiāng)62村的起源稱只有故城和翟城兩村有比較久遠的歷史，其他各村在明朝以前的情況已無可考究了；除極小部分外，都是五百年前燕王掃北后從山西洪洞縣遷來的。燕王掃北，應(yīng)是燕王朱棣與其侄建文帝為爭奪帝位而在河北山東等地進行的長達四年的戰(zhàn)爭。所謂掃北，實是征南。李先生說，民間稱燕兵衣飾紅色，將人民被殺稱為被“紅蟲吃了”。民間這一說法雖于史無征，但歷來戰(zhàn)爭造成人稀地曠，所謂“淮以北鞠為茂草”的荒蕪局面，確是事實。朱棣奪帝位得手的當(dāng)年，就命戶部將山西太原、汾陽二府及澤、潞、遼、沁、汾五州的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移民北平各府州縣，永樂二年（1404）、三年（1405）、十四年（1416）、十五年（1417）都有類似的措置。移民來自山西各地以及其他地區(qū)，山西洪洞縣大槐樹成為明初向河北及河南、山東移民之象征，其歷史依據(jù)就在于此。當(dāng)然明代移民充實北方荒蕪地區(qū)，并不始自永樂，從朱元璋開創(chuàng)明朝之始就已實行。原因在于，華北自漢末以至明初的一千多年間，由于經(jīng)常性大規(guī)模戰(zhàn)亂和落后民族的掠奪統(tǒng)治，社會經(jīng)濟停滯，甚至衰退，河北人口在元代已大幅度下降，故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從洪武四年（1371）起就幾次從山西澤州、潞州、沁州等地組織移民到北平、大興、宛平、固安、真定、廣本、大名等府州縣。

歷史上人民所受災(zāi)害和明初移民充實北方，在地方志中有許多反映和記載。萬歷《保定府志》頗值得重視。其《地理圖志》記清苑縣云，清苑當(dāng)“金、元用兵之際，至有舉城罹鋒刃，老幼無孑遺”。淶水縣舊志云：“金貞祐元年十二月七日，保州城陷，盡殺老少，惟技藝得免。”先殺老人，兩天后再下令“無老幼盡殺”；有一田孝子因有技藝而得以逃脫，埋葬其父。“自是郡城榛莽者十七年”，戰(zhàn)禍殺戮之慘竟使一座府城變?yōu)榛囊斑_17年。《保定府志》修于明朝萬歷年間，對金、元之禍自不諱言，距永樂時期的內(nèi)戰(zhàn)亦為時已遠，所以也敢提到“燕王掃北”造成的災(zāi)難：“靖難師興，遠近轉(zhuǎn)戰(zhàn)者數(shù)年，燕民之凋殘亦不少矣?！薄陡尽酚洕M城縣在洪武初編戶二十里，永樂中并為十一里，“土民八，遷民三”“俱永樂中徙山西羨戶填實畿輔者”。又記府屬博野縣，編里社二十一，遷民有三社，“乃永樂中遷山西民以實其地”。容城縣里社六，遷民居其一。完縣里社十八，遷民亦一。蠡縣里社二十九，遷民有三。高陽縣里社十四，遷民有二。這些是山西移民組成保定府各縣里社的明確記載。

光緒直隸《定興縣志·賦稅志》“戶口”記：“明永樂二年移大寧民實畿內(nèi)，定興氏族半出小興州?！敝扉Φ梦缓?，即放棄大寧都司，以其地畀兀良哈，人民移居內(nèi)地數(shù)逾數(shù)十萬，這是朱棣除“掃北”以外造成的又一類移民。大寧都司舊有興州各衛(wèi)，故定興縣民有“半出小興州”之說。

光緒直隸《樂亭縣志》記屯社云：京東州縣有社有屯，土著曰社，遷發(fā)曰屯。蓋因明永樂初靖難兵起，郡邑殘破，因召南方殷實戶與土人相錯而居，遂以名焉，其制與在民曰社、在軍曰屯異。城東社有社二、屯二。城南社、城北社各社一、屯一。城東南社二、屯一。城西南社五、屯一。城西北社二、屯三。

光緒《豐潤縣志》引舊志云：明永樂二年始編社屯，以土民編社，遷民編屯。

光緒《灤州志》紀(jì)事：永樂元年遷南民來屯；二年編社屯，時州民殘破，至是土民復(fù)業(yè)，遷民亦至，土民編社四十一，遷民編屯二十六。

光緒直隸《巨鹿縣志》記里社，城東南有稱為“移民社”之社，村莊十三；并據(jù)舊志云：“永樂初，京師草創(chuàng)，乃遷山西洪洞縣五百余家開墾荒地，是謂遷民?！?/p>

光緒直隸《故城縣志》記勸屯鄉(xiāng)云：“勸農(nóng)屯鄉(xiāng)俗呼勸屯，上接坊市，為邑東境……明承元末，民稀土蕪，后遷江西、山西民填實附籍，任力墾田，曾設(shè)勸農(nóng)主簿以領(lǐng)之?！边@里的移民不僅另立鄉(xiāng)里，而且曾設(shè)專官以治。

吳汝綸《深州風(fēng)土記》：深州北十屯乃民屯，洪武時遷山西澤、潞，民分墾河北諸州縣田，謂之民屯；土人以社分里甲，遷民則以屯分里甲。此與《樂亭縣志》所述同。

志書上記有很多移民家庭的小史。吳汝綸記明以來的人譜，有：深州棗科村張氏，其始祖張成于永樂二年自山西洪洞遷深之康家莊，其子榮徙棗科村。深州西陽臺村張氏、起鳳莊趙氏、禮門寺村李氏、潤家莊李氏、大寺莊高氏等，先世都于永樂二年遷來。白宋莊郭氏，永樂十年（1412）自洪洞遷，滿家灣呂氏永樂十一年（1413）自山東高唐遷，等等。光緒重修直隸《新樂縣志》卷三《義行》記明朝四人，其中兩人其先人都是永樂年間移民新樂，又一人原籍鳳陽，從常遇春北征，因傷留于新樂而為土著。光緒末年山東高唐州、恩縣、陵縣等州縣鄉(xiāng)土志都稱：前明永樂年間，本境適當(dāng)其沖，百里內(nèi)幾無人煙，諸姓有自洪武、永樂或明中葉自直隸玉田、棗強和河南及山東其他州縣遷入者。光緒《良鄉(xiāng)縣志》據(jù)碑記、墓志，稱有張姓楊姓，均永樂間從龍北上，分從江南武進及山西潞城移居良鄉(xiāng)，并稱“吾鄉(xiāng)土著，多系明成祖遷徙之戶”。民國山東《臨朐續(xù)志》對縣內(nèi)233姓氏的來歷和始居地做了調(diào)查，除人數(shù)較少的姓氏外，其較大的45姓都確定為外地遷民，遷入時間自宋元以至清朝順治、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咸豐、同治、光緒都有，而以明朝洪武、永樂較多，亦有遷于明朝宣德、萬歷、天啟時期者。其遷出地以山西特別是山西洪洞為多，亦有遼東、直隸棗強、江蘇下邳、安徽青陽、浙江山陰等地，并頗有遷自本省其他州縣或本縣其他村鎮(zhèn)者。

由遷民組成的社屯，自必形成許多大小不等的村落。這些村落是新創(chuàng)的，歷史自然只能追溯到明初，但從以上摘引的一些州縣志來看，遷民組成的社屯數(shù)量在一個縣中并不占多數(shù)。至于單個的移民家庭，記載雖然很多，但他們不一定都會形成一個村落———他們可能成為遷民社屯中的一分子，也可能融入土民里社中的村落。許多移民者的族譜，使他們了解當(dāng)時移民的廣泛和數(shù)量眾多，但難以由此而確知增加了多少移民的村落。一類情況是，如臨朐李氏，初祖于南宋時自山西洪洞遷朐城西南李家桑村，林氏于明初由西河郡遷朐城東南林家莊，高氏于明洪武二年（1369）由安徽青陽遷朐北關(guān)及高家莊，薛氏于洪武初由山西平陽府河津縣朐城東北薛家廟子等，從村名似可推想這些遷民建立了新村落。另一類是，上述深州大寺莊高氏于永樂二年自洪洞遷。據(jù)光緒初年“深州村圖”，大寺莊該時已有222戶，有文生3人，2人高姓，武生2人，均高姓，但此外至少還有張、朱、吳、曹、劉、馬諸姓。該村是否高氏遷入時始建村，記載不明確。深州李氏先墓碑稱李氏系出山西，永樂二年始遷州之利仁村，七世后卜居李村。利仁村據(jù)說始建于唐朝，是早已存在的村莊，李村則可能是李氏七世后人所拓。又如上述永樂二年從洪洞遷深州起奉村的趙氏，此前該村名谷家莊，自元代起即已立村。所以，以移民之多，附會為絕大多數(shù)村落和所有這些移民始遷的村落，都始建于明初，甚至說都建于永樂二年，是缺少根據(jù)的。

明初移民是歷史的一部分，需要重視和研究；明初移民以前就已存在的村莊，更是先人創(chuàng)造歷史的遺產(chǎn)，尤值得發(fā)掘。今深州之唐鳳村是一古村?！渡钪蒿L(fēng)土記》：“明成華年法寶寺碑云：昔人有得唐墓志者，墓志中即名此村為唐鳳。今在州西北二十五里?！彪m唐鳳之居民有明朝洪武中自南方遷入者，但村是古村，由此確定無疑。宋天禧五年（1021）靜安東岳廟碑記有當(dāng)時村莊及村官之名，碑首有“南龐村、大趙村、小趙村、唐坊、李家莊六村社眾特起東岳廟”云云，又有“靜安縣魏公鄉(xiāng)舍人村大伯郝文、社官二伯劉和、社錄趙用誠。東魏村杜家莊社長杜誠、二伯張緒、社錄楊元吉”“和樂寺村社長康隱、社政直維從、社錄李顥”等名稱，又記有安平縣樂安鄉(xiāng)角丘村、靜安縣孝仁鄉(xiāng)劉廣文村、禪院村、司馬莊少府村、劉家口村，這些村，至明清仍舊。靜安為元朝深州州治所在。天禧是北宋真宗年號，天禧五年為公元1021年，則這些村已有近千年的歷史了。又有延祐七年（1320）魏公鄉(xiāng)小趙村重修東岳廟碑，碑陰記有杜家莊，該莊明清時在州城西八里；又有康家莊、南康莊、莊科頭、杜林、北張、中庵、南佐、北佐、中佐、悟因寺等11村，并見于上碑。延祐是元仁宗年號，該年為公元1314年，則這些村已有至少六七百年歷史。

研究村落悠久的歷史或移民建村的事跡需要確切的根據(jù)，否則只可暫置不論。《欒城縣志》于“村鎮(zhèn)”項下除列舉各村人文地理外，并綜說各村的分布和歷史，何村前朝已有，何村本朝始建，雖未列舉根據(jù)，尚可參考。至于民間之傳說，雖很寶貴，應(yīng)該搜集，但在利用為歷史資料時，對其真實性應(yīng)予驗證。深州村落中有一名為“護駕池”的村莊，本名傅家池?！对贰ぐ俟僦尽酚浻懈导页匮矙z司，民間訛傳為劉秀在此被王莽追趕遇險，大將馬武護駕來遲，故名村為“護駕遲”。如果沒有歷史文獻記載，“護駕遲”就是一個動聽的故事了。同樣，如果沒有對一些古碑記錄和文字歷史的考察，有些千年古村也可能湮沒或者被加上何種傳說甚至故事了。吳汝綸云：“古人往矣，不可復(fù)見矣，獨遺跡存耳。”保存和珍重僅存的遺跡，加以研究利用，而不任意穿鑿，應(yīng)該是認(rèn)識歷史的正確態(tài)度。

原載《山西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2年第2期

題圖來自電影《北方一片蒼?！?/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