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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年對高考狀元們的關注力度遠超我們當年
作者●晏凌羊
01
我覺得這兩年對高考狀元們的關注力度遠超我們當年。
我當年受頒高考狀元獎勵金,也就是在一個小會議室搞了個儀式。
當年我所處的社會階段,大家更相信“條條大路通羅馬”——高考狀元是優秀,但不是唯一的希望。
但現在,在經濟增速放緩、就業競爭加劇的背景下,高考狀元被重新神化了。
當一個社會對未來的信心越弱,對高考狀元的關注就越強——因為它是唯一一個公認的、可以靠努力抵達的頂點。看他們,就像在看一種還沒有失效的信仰。
現在的狀元報道,幾乎都會附帶他來自哪個城市、父母是什么職業、有沒有上過補習班、家庭年收入多少……這種追問背后,是大眾對階層固化的焦慮。
如果狀元來自縣城普通家庭,大家認為“還是有希望的”;
如果狀元來自省會中產家庭,大家會說“果然還是有資源才行”;
如果狀元來自一線城市精英家庭,大家會說“這根本是贏在起跑線”。
高考狀元們已經不是一個人了,他們成了一張投射階層焦慮的投影幕布。每個人都在通過討論狀元,來表達自己對“這個社會還能不能上升”的判斷。
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我們那個年代,像我家這樣窮得叮當響的家庭也可以出狀元,而現在,貧困家庭出狀元的幾率變小了。
如今,我早就不需要再通過“高考狀元”的頭銜來證明自己的價值——因為之后我走過的人生路,同樣耀眼。那個分數只是一張門票,門后的路是我自己一步步走出來的。
但如果這個我認為沒啥了不起、只是一個事實的光環還是刺痛了你的眼睛,甚至你要用你那雙充滿惡意和醋意的眼睛質疑我(我就不質疑你是母豬生的,因為人是人他媽生的,豬是豬他媽生的,是常識也是事實),那么請聽好了、記住了:
我是2001年云南省麗江市(地區)高考文科狀元。
我是2001年云南省麗江市(地區)高考文科狀元。
我是2001年云南省麗江市(地區)高考文科狀元。
不服就去告,告到聯合國去。聯合國不搭理你,說明我不是狀元。你贏麻了。
02
說句危言聳聽的話……我們將開始見證國內很多大學逐漸消失。幼兒園消失潮已經開始了,接下來是小學、中學,然后傳導到大學。
孩子們其實并不需要太多大學教育——扎堆考名校是因為那里的聚集的是優秀的圈層,是大學需要孩子們的學費。
過去幾十年,大學是賣方市場,學生多、學位少,誰能考上誰就贏。但以后適齡人口斷崖式下降,加上留學分流、職業教育分流,那些沒有特色、靠吃政策飯、區位差的普通本科和民辦院校,會最先感受到壓力:招不滿學生,收不到學費,財政補貼又跟不上,就只能縮編、合并,甚至停辦。
學校教育和社會崗位要求脫節的現象一直存在,很多崗位其實并不需要四年本科的知識量(各位本科生自認為四年學到啥了嘛),大量職校和專科畢業生已經能勝任。
學歷通脹的時代,大學文憑的“邊際價值”在下降。
而且,隨著很多知識和資訊可以通過網絡等渠道輕易獲得,大學老師和學生之間的“知識差”其實逐漸被抹平。
大學提供的不是知識,而是脫離原生環境、接觸更復雜人群、建立初步社會認知的緩沖期。
就拿我自己的心態來說,我希望孩子考個好點的學校,難道真是因為認可文憑嗎?不是。
是短期內,好學校的同輩質量(你的同學大概率不會拖你后腿)、師資資源(教師本身的社會資源和人脈)、身份標簽(學校名字本身就是社會信用背書)等慣性還在。
所以,當普通大學的教育價值被稀釋時,名校的“圈層價值”反而更凸顯了。
將來,這種兩極分化會更嚴重,不是“大學不行了”,而是“頭部大學的圈層優勢會更明顯”。
這場洗牌,對不同家庭的影響是不一樣的。資源充足的家庭,依然可以卷名校,或者直接送出國,不受國內高校洗牌影響。
底層家庭反而可能更早轉向職業教育或直接就業,因為大學對他們而言本就性價比不高。
中產家庭是壓力最大的群體——他們既無力承擔國際教育的高成本,又無法接受孩子進入“即將被淘汰”的普通高校。
教育的公平幻覺正在消退,資源的流向越來越直接地決定了孩子的去向。小中產永遠苦逼。
03
我發現,有的人真的以為自己可以為孩子設計命運線路。
天哪,到這年紀,你還不知道精心設計、處心積慮不如命運輕輕一撥么?
人的設計往往是線性的:我努力A,就能得到B。但現實是一個多變量、非線性的復雜系統。你的每一步精心設計,都可能被一個你完全沒納入考量的變量(比如一個政策的突變、一場偶遇、一次他人的情緒化決定)徹底改變方向。
很多設計在當下看來無懈可擊,但命運的撥動往往發生在漫長的時間積累之后。
一個小選擇經過時間放大,可能變成完全不同的結果。
人很難為十年后的變量做設計,而命運卻可以輕松地用這十年里發生的任何一件小事,來顛覆你最初的藍圖。
命運的那“一撥”,撥動的恰恰是你計劃中所有無法控制的周邊環境。
我覺得一個人能為孩子設計命運路線,是因為自己掌控欲太強了。
未來本質上充滿隨機性,但有的人很難忍受失控感。
還會高估自己的掌控力。
比如自己選的彩票號碼比機選號碼“中獎概率更高”,可事實上二者概率完全相同。
真正的智慧或許是在認真規劃和接納無常之間找到平衡——既不對抗概率,也不放棄能動性。
但有些人,是真的把設計當成了絕對真理,忘了命運還有“意外”“環境”“他人意志”等變量。
其實如果你真想為孩子好.....不停地去設計孩子的命運路線干什么?
你把你折騰這些事兒的時間和精力拿去多賺倆錢,將來孩子需要托舉和兜底的時候能給得出,就是你孩子最大的福分。
04
當一個人背負著房貸、育兒、養老的巨大壓力,每個月工資條就是唯一的生命線時,TA在職場里天然就是軟柿子。
老板可以隨意加班、壓榨、PUA,因為你不敢反抗——反抗的代價是失去生存資源。
結果就是.......你越怕失去,就越要忍受不合理。
而那些有一點“fuck you money”的人,就可以拒絕不合理的加班,可以跟老板談條件,甚至可以在被侮辱時甩手走人。
他們不是不怕失去,而是有了不怕失去的底氣。
這種底氣,會倒逼管理者重新思考:如何留住員工?是靠尊重、靠激勵機制,還是靠恐懼?
這就是為什么北歐高福利國家的工作環境相對健康——因為高福利為每個人提供了兜底,大家不必為了生存而忍受侮辱。
在西方發達國家辦理登機手續時,偶爾能看到“請尊重我們的工作人員”的標語,而且這種標語會落實到具體的行動中。
你辱罵、推搡工作人員,可能會被拖走。
而在我們這里,一個人隨意對待保安、快遞員、平臺客服、銀行柜員,有什么代價么?頂多被批評教育一下,甚至因為內卷嚴重,只要你是金主,就天然具有撒潑權。
我現在給小孩存了一筆兜底錢,而且這筆錢是無論如何都不會動的。不是為了讓她躺平,而是為了讓她將來有尊嚴地站著勞動。
我也相信,當越來越多的人有了這個底氣,職場文化就會被迫改變——因為那種“拿生存資源吊著你”的玩法,會失效。
*作者:晏凌羊,女,80后,中國作協會員,2001年云南省麗江市高考文科狀元。著有暢銷書《離婚七年》《所有的逆襲,都是有備而來》《公文寫作》等暢銷書十幾部以及兒童繪本《媽媽家,爸爸家》。擁有十幾年金融從業(管理)經驗,現為廣州某文化信息咨詢公司創始人、某文化傳媒公司聯合創始人。出生于云南麗江,現居廣州。樂以文字為窗,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有血有肉,有淚有笑,有錯有對,期待與您共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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