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令高高掛起、制度層層設防，最后卻是防住了有真實需要的消費者，擋住了想要合規經營的服務機構，鉆空子的人兩頭食利，依舊賺得盆滿缽滿。

撰文丨樹妖

前陣子回家，心頭一樁事兒就是給姥姥、姥爺把養老消費券領了用上。

姥姥、姥爺都年逾九十，原先身子骨硬朗，愛在家忙活。

去年姥姥病情加重，身體每況愈下，媽媽一人難于料理，就又請了位住家保姆。

也是去年，養老服務“國補”進入政策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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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民政部、財政部在浙江、山東、重慶等七個省市正式啟動養老服務消費補貼試點，今年1月在全國推廣。

根據細則，經統一評估為中度以上失能的老年人，每月可以申領補貼消費券，用以購買居家、社區或機構的養老服務。補貼以電子消費券形式按月發放，每位老人每月最高800元，居家服務可抵扣50%，機構服務抵扣40%。

算一筆賬，按照老家三線城市的水平，通過家政公司聘請一位住家保姆的工資大概在4500～5500元/月，兩位中度失能老人每人每月可以申請800元消費券，理論上一個月抵扣1600元，差不多能覆蓋三分之一的費用，是不小的幫助。

資金安排上，中央財政承擔85%到95%的大頭，地方配套剩余部分。去年10月首批11.6億元補助資金下達，政策的誠意和分量都是有的。

因為一直留意這項政策，看到全國推行的消息，我第一時間咨詢了社區和家政公司。

大家的反應都還有些茫然，知道有這回事，具體怎么操作說不清楚。

好在沒等太久，小區就開始登記，有人上門評估，整個過程比預想中順利得多，我慶幸沒費多少周折就搭上了政策的快車。

平心而論，養老服務“國補”的推進節奏遠超我的預期。

一個覆蓋數千萬目標人群的民生項目，從試點到全面落地僅用半年時間，屬實高效。

背后也有現實壓力步步緊逼。

2000年，我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接近7%，正式進入老齡化社會。

截至去年末，這個群體達到2.24億人，占總人口15.9%，我國已處于中度老齡化階段。

更令人警醒的是老齡化速度。65歲以上人口占比從7%翻到14%，法國用了115年，瑞典85年，美國69年，英國45年，我們僅僅用了約20年。留給制度建設和政策落地的時間窗口，遠比想象中緊迫。

此時推出養老服務消費券，正是對形勢的精準回應。補貼直接給到需求端，讓老人和家庭自己選擇，還能撬動養老服務市場，"惠民生"與"促消費"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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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等到實際操作，才發現事情沒有我想得這么簡單。

打開“民政通”APP，“養老服務消費補貼項目”被放在了相當顯眼的位置，系統略顯粗糙，但能看出已在盡力遷就用戶的習慣。

起初我直接用姥姥的身份幫她登錄，老人難以理解人臉識別的要求，因為介意自己年老的樣子，還有些抗拒鏡頭。

模塊設計者顯然也考慮到老人操作的不便，可以由子女等親屬登錄代辦。使用媽媽的賬號登錄，選定親屬關系，在APP中補齊身份信息。

一通操作完畢，可以看到姥姥、姥爺的評估結果已經錄入系統，每人能申領800元消費券。

基于此前搶“國補”消費券的經驗，看到這個界面，我自認為勝利的曙光就在眼前，沒成想立馬碰了一鼻子灰。

根據家中情況，我領取了上門服務的800元抵扣券，支付方式是現金或刷卡。券是領上了，然而想要把這張券用上，還得在規定的養老服務機構預約下單。

此時我的心中有了不妙的感覺，查看可用機構，我們簽約的家政公司果然不在此列。

回想起來，之前找家政時，確實有機構主動提出可以幫我們申請消費券抵扣。但那家月薪要價六、七千，即便兩位老人都抵扣800元，也還是和市場價持平。對方熱絡的態度，反而讓我心里發毛，也就沒有選擇。

如今看著兩位老人各自800元消費券，躺在賬戶里用不出去，家中又確實每月有一筆開銷，用來請住家照料老人的保姆，我不知作何感想。

腦子里只剩一句周杰倫的歌詞，“我的認真敗給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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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一搜，發現我們不是孤例。

因為消費券只能在政府認可的指定機構使用，不少被大眾熟知和信任的服務機構沒有接入平臺，老人的選擇面窄了，補貼的含金量也大打折扣。

養老服務補貼的迅速推出，足見國家對銀發群體的的重視。但是政策的誠意和分量，卻在“最后一公里”的執行中被卡住了，不免讓人嘆息。

政府指定服務機構，出發點無非是便于監管、防范風險。只是為了堵住可能只有百分之幾的騙補套現漏洞，將真正有需要的老人拒之門外，是否背離了惠民的初衷？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旦圈定的“白名單”成為稀缺資源，就可能滋生隱蔽的尋租空間，出發點再好的政策都會變味。

就拿養老消費補貼來看，發放設置了層層審核，也圈定了服務機構，但真的堵住漏洞了嗎？

盡管多地三令五申禁止養老服務消費券“先漲價后抵扣”，實際仍然存在變相漲價的行為。到底是服務升級還是為漲價而漲價，認定標準含糊不清，更有甚者直接提出“800元五五分成”的要求。

禁令高高掛起、制度層層設防，最后卻是防住了有真實需要的消費者，擋住了想要合規經營的服務機構，鉆空子的人兩頭食利，依舊賺得盆滿缽滿。

補貼政策的另一大用意是促消費、盤活上萬億“銀發”市場。

可當使用范圍被過度圈定，消費潛力反而受到壓制。

消費者失去了自由比較和選擇的權利，市場的優勝劣汰機制也就無法發揮作用。面對一個被圈定、被壓縮的市場，服務機構的積極性也難免受挫，供給側的提質增效就無從談起。

更何況，即便被納入了服務名單，現實中許多機構的處境也并不樂觀。

為什么會這樣？按常理來說，有補貼、有客源，生意理應更好做才對。

問題出在資金周轉上。

按照流程，養老服務機構需要先行墊付資金，待服務信息經過地方民政、財政部門審核，次月結算補貼。

然而實際操作中，補貼的結算周期往往拖延長達數月，遠超規定時限。

不少養老機構本身就在盈虧線掙扎，現金流就是生命。墊進去的錢遲遲回不來，想增收不成，最后反要“倒貼”。

令人欣慰的是，已經有地方在嘗試破局。今年3月，浙江省就發文提出，使用養老消費券時，養老機構可采取“先繳后補”方式，家屬先全額繳費，待補貼到賬后返還。

這種方法將墊資壓力轉移給了現金流相對充裕的家庭，雖非治本之策，但暫時緩解了機構的接入負擔，也算比較務實的權宜之計。

可供突破的切口還有很多，如果短期內結算機制難以撼動，至少可以在準入機制上先撕開一道口子，盡可能拆除人為設置的條條框框。

事前設卡絕非唯一的監管方式，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效率較低的手段。一刀切的“畫地為牢”，本質上是懶政思維的體現。倘若層層加碼成為慣性，再好的政策也經不起消耗。

養老消費補貼面向的本就是生活難以自理的失能老人，讓他們為極少數違規者承擔額外管理成本，并不公平。很多失能老人的家屬也已在照護負擔下疲憊不堪，還要騰出精力應付層層疊疊的行政限制，同樣是徒增勞損。

和事前設卡相比，更高效的監管應該把精力用在事后。通過大數據比對、不定期抽查等手段，精準打擊違法騙補行為。基層治理能力較強的地區，社區有能力核實消費券流向，完全可以試行負面清單管理。更多優質機構被納入服務體系，政策紅利也能更廣泛觸達有需要的家庭。

財政資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生育補貼每孩每年3600元，家庭愛怎么花怎么花。輪到養老服務，為何不能也痛快一些？即便不直接發錢，補貼的使用范圍也該有彈性。否則，把選擇權交還給老人、交還給消費者，只是紙上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