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狗陣》）

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思想、民間習俗與主觀想象等的多重撕扯中，一個當代中國人面對父親離世時，真實的感受究竟是什么？那些被文化規定的“應該有的感受”，和一個人“實際有的感受”，之間到底隔著什么？回看那五年的經歷，黃魚通過寫作，把自己攤開了。

?記者 | 段志飛

?編輯 | L

十多年前，作家黃魚的父親被確診為前列腺癌。彼時，他們剛搬入新居不久，黃魚做了一個決定——和父親一起，將門前的草坪改造成一座花園。

在父親生命的最后五年里，造花園、治病、選墓地三件事纏繞在一起，一個關于如何送別至親的故事就此展開。為此黃魚一直想著“寫點什么”。但直到父親去世后好幾年，他都遲遲不能落筆。

“寫的過程就是去理解”，黃魚說。而造花園的過程則類似寫作，也是一種理解。它接納了一位從新居走向墳墓的父親，一位目睹父親正在逐漸離去的兒子。它讓疾病和死亡的到來，成為尋找希望和意義的過程。“墳墓被稱為陰宅，是另一種家園，花園則介于新居和墳墓之間?！秉S魚寫道。這句話幾乎概括了《花園與父親》的全部張力。

《花園與父親》

黃魚 著

讀這本書并不輕松。我常常讀幾段就要停下來，讓某種說不清的情緒沉淀下去。這本書的非虛構底色，讓它天然對讀者的私人記憶構成某種“冒犯性”，因為它太誠實了。黃魚沒有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完美的孝子。相反，他剖開了內心那些隱秘的褶皺。成為“顧命大臣”時隱秘的興奮、面對父親病痛時的疲憊與煩躁、向父親隱瞞病情時的掙扎……這些情緒，在傳統孝道敘事里是不被允許的。但黃魚把它們寫了出來，而且寫得毫不避諱。

讓我震動的還有另一個發現。黃魚有社會學的背景，這本書的寫作動機遠不止于記錄一段私人記憶。在采訪中他反復提到，他想做的是“把自己當成一個觀察的客體”。

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思想、民間習俗與主觀想象等的多重撕扯中，一個當代中國人面對父親離世時，真實的感受究竟是什么？那些被文化規定的“應該有的感受”，和一個人“實際有的感受”，之間到底隔著什么？回看那五年的經歷，黃魚通過寫作，把自己攤開了。

采訪中還有一刻也讓我印象深刻。黃魚告訴我，這本書出版后，他曾多次被邀請面對公眾談論這本書。他仔細體會，覺得內心里多少有些抵觸和排斥，因為“這件事情，還確實是一件非常私密的事情”。他更愿意談論的是這本書背后的公共性話題——通過觀察我是什么樣子的，來體會我們大家是什么樣子的。

這句話，或許就是理解《花園與父親》最好的入口。它不是一個兒子在講述自己和父親的故事，而是一個寫作者在用自己的一段切身經歷，試圖為一代人尋找一種可以言說的情感方式。

（圖/黃魚）

以下是《新周刊》與黃魚的訪談實錄。

把自己當作樣本

新周刊：作為這本書的讀者，很容易會反觀自己跟父親的關系，會覺得好像以前的某些感受被蒙蔽了，是鈍感的。讀這本書的過程，也讓我對身邊親人的言語、舉動和想法，變得更加敏感了。我猜想，這算不算是你寫作這本書的目的之一？

黃魚：你說的這個，確實也是我寫這本書的出發點之一。因為我大學學的是社會學，在生活中有很多想法不可避免會帶有一點這門學科的痕跡。我總的感覺是，我們中國人的情感方式在發生變化，而父子關系是其中的核心。

從幾千年來的傳統來說，我們這個社會是建構在家的基礎上的，家庭倫理被放大成了國家和社會的秩序。但現在大的背景在變，原來的結構性根基還在不在？作為一個當下的人，他真實的感受是什么樣的？你感受到的，是你的感受，還是文化要求你這樣感受的？這里邊有一個區分，但這個區分很難。

我寫這本書，最想表達的就是這一點。作為一個當下的中國人，受過一定的教育，接觸過多元文化，但這些思想到底有沒有真正扎根？只有在真實的生活情景里才能得到檢驗。父親生病這件事，就是一塊“試金石”。我把自己當成一個樣本，或者說當成一個觀察的對象。

當父親病了，作為兒子你必須有所作為。你必須去承擔，這個角色任何人替代不了。你必須去做決定，這個決定的后果得經受住方方面面的衡量，包括經得起所謂“歷史”的檢驗，也就是得保證你事后不至于懊惱不已。你必須一次性做出選擇，不是練習，不是預習，不能推倒重來，沒有第二次機會。你必須在各種撕扯中做出決定——傳統文化、民間習俗、現代醫學以及各種現代性敘事，都在告訴你應該怎么做。有很多參考答案，在現實生活中也有各種關系人給你出了各種主意，而你是那個最終拿主意的角兒。這個時候，你會怎么辦，內心會經歷什么？

新周刊：在中國，很少有人會拿自己作為樣本去探討父子關系?？梢岳斫鉃?，你是想穿透那些加諸在身上的各種觀念，去直面自己真實的感受嗎？

黃魚：作為一個當代的中國人，對待父親的疾病、對待父親的死亡，肯定有別于傳統敘事里的孝道倫理。也不同于我們從現代思想里讀到的，比如精神分析學里的“弒父情結”，或者存在主義作品里的那種人與人之間的疏離。

我其實是在探討，在一個真實情景里邊，作為兒子，對待父親即將離去這件事情，他真實的情感反應是什么樣子的。我希望能夠如實地做記錄，但其實這個所謂“如實”，也是打問號的。因為我們現在說后真相時代，“真相”是什么樣子的？它受文化影響，受觀念影響，受自己對自己的定位影響，甚至受寫作本身的影響。

超越與相似

新周刊 ： 書里出現過很多次，你試圖用自己的見識和審美去超越父親，我也會有這種心理，覺得自己在很多層面上早就超過父親了，但又總是想去向他證明，如果得不到他的認可，依然覺得自己是失敗的。怎么去解釋這種心理？

黃魚：我也給不出一個好的解釋。我只是覺得這是一個真實感受到的過程，我更想把那些感受還原出來。

（圖/《那人那山那狗》）

你說的超越，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種生長。生長的結果是突破，突破的第一個對象就是父親。從動物世界的角度來看，那種敵意是很根深蒂固的，那是一種生存、一種取代。在傳統敘事里邊，這種敵意是被遮蔽起來的，但實際上君臣父子的那種爭斗是很殘酷的。

審美上的超越屬于最根本的——我看不起你的穿著、你的打扮、你的趣味，這是最徹底的超越。但現實中的父子關系，被我們的文化包裝成了只是好的樣子。

新周刊 ： 那“越來越像父親”又怎么去理解？

黃魚：對父親的敵意，首先來自他對你的教育和規定。一個人受到制約，自然會對制約他的人產生敵意，因為他限制你的生長，這就是所謂的“弒父情結”，也是青春期的叛逆。

但我們中國人講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這是逐漸意識到自己的邊界在哪里。你年輕時覺得這個邊界可以不斷突破，但到了一定階段你會發現，有些東西你沒辦法突破。這個邊界是什么？就是你的父親。

你發現自己越來越像他，就是越來越跟這個邊界合為一體。從文化角度說，你來自父親，父親是什么國度、什么民族、什么文化特質的人，也從一開始決定了你大概率是什么樣的人。從生理角度說，你的基因遺傳自父親，這是沒辦法改變的。所以超越父親，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假命題，你要超越的其實是一種社會語境下的自我。

攝于書中提及的四明山山麓，霧中古樹沉靜佇立，一如父親。 （圖/受訪者提供）

新周刊：你寫了很多后知后覺式的感受——當時并不明白父親為什么那么做，后來才懂。你是不是覺得寫下來本身，就是一種理解父親的過程？

黃魚：是的。但我對“理解”這個詞本身也是存疑的——你對一個人的理解，是出于某種需要，還是真是如此？很多文藝作品，會特地去捕捉那種“父愛”的瞬間，但它是被某種需要影響的。

我更愿意去理解的部分是，父親當時為什么會說出這句話、做出這個反應？他考慮的是什么？

所以我是在寫這本書、回憶父親的時候，才真正理解父親在當時某個情景當中，某時某刻的某句話，他內心可能的真實想法，所謂的感同身受。那是所有理解的起始，也是“愛”這種情感之所以發生的基礎。

無法安慰的孤獨

新周刊 ： 在書里，父親生病后特別在意花園里的植物，他給它們搭架子、澆水。我的理解是，那是父親對“活下去”的一種寄托。現在花園怎么樣了？

花園現在的花。 （圖/受訪者提供）

黃魚 ： 當父親意識到自己將不久于人世，他對花草樹木這般的生生不息生出強烈的羨意。作為一個即將消亡的生命體，面對一個不斷生長的旺盛生命體，會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反應。看到一個藤沒有地方攀爬，他會想方設法給它找一個可以攀爬的架子。這是我覺察到的在花園里的父親的樣子。但這種覺察，可能就是我的想象。

花園中結出的果實。 （圖/受訪者提供）

現在花園基本上還是保留著原來的樣子。我要去改變它的話，就會多一道心理關隘——當初父親在的時候，花園是這樣子的，我現在要把它變一變，那我要給自己一個充足的理由，得跟父親“說一聲”。

花園里的石板路。 （圖/受訪者提供）

新周刊：在給父親“治病送終”的過程中，你有總結出什么遺憾嗎？

黃魚：看你從哪個角度來看。我不想從社會安排的層面來討論居家養老或者機構養老之類的問題。我更想談的是我們怎么對待死亡。

死亡從來不是單一面相的，它不可避免被文化的、時代的濾鏡染上色彩。我們的主流文化是無神論的敘事，但民間又是另外一套習俗。作為一個轉型社會中的普通人，對待死亡的認知自然也會跟父輩有代差。而作為一個受過高等教育、受過現代性思潮啟蒙的兒子，在面對死亡時的處理方式上，更會與傳統父親有所不同吧。也就是說，在“治病送終”這件事情上面，我和父親很可能從來沒有達成過共識。

我覺得沒辦法彌補的一件事情是：我和父親在這件事情上面沒辦法溝通，沒辦法討論，沒辦法得出一個一致的結論。我們缺乏一套共通的精神體系，導致的一個后果是，沒辦法恰當地去安慰、去關懷。假如我們都是佛教徒或者其他信徒，那你或許可以借用宗教的方式去安慰。但兩代人之間如果達不成共識，就很難去安慰。

在書里邊，凡是涉及到精神層面、信仰層面的事情，兒子都是委托給別人來做的。比如造花園時由包工頭負責解釋其中的各種講究，找墓地時由風水先生負責安排時辰、方位。看病過程中，兒子會不自覺地把醫生奉為神一樣的存在，希望醫生除了解決醫療上的事，還能解決精神上的問題。父親則往往去尋求病友、朋友的安慰。父親自己主動尋找的精神上的寄托，他找的是別人，而不是兒子。

委托和分包，也許是對現代社會的一種隱喻。甚至到現在為止，我都不知道如何做，才能從精神層面安慰到他。

新周刊：在中國社會，這種精神上的撫慰，其實很難在父子之間完成。從更大的角度來說，一個人是沒辦法完全安慰到另外一個人的。

黃魚：這就是一個現代性的話題了。我們怎么尋找一種現代的情感方式、精神方式？

我們一般是通過把自己歸屬于某個群體，來解決情感表達和精神需求。那么在現實生活中，父親也好，兒子也好，各自找到他愿意歸屬的那個群體了嗎？他們歸屬的是同一個群體嗎？面向未來，人是否只能作為一個獨立的人、一個自立的人對自己負責，他唯一的依靠就是自己？

我們的傳統是有一整套規定的，但當你發現自己不相信那套東西的時候，你就會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至少在父親生病乃至最后離去的五年時間里，為父親尋醫問藥這些表層、淺層的行為我是做到了，但是在深層、底層，我不知道應該具有什么樣的情感反應，甚至不知道做出什么樣的表情才是恰當的。在社會層面，我們需要人與人之間的愛與溫情，問題是，它該如何恰當地表達。

寫作成為“延續”與“尋找”

新周刊：同樣作為父親，你和你父親之間的情感、情緒會如何往下延續？有沒有想象過自己老了以后，子女會面對同樣的事情？

黃魚：我有一個基本的傾向，人還是要更少地去麻煩別人，哪怕是自己的子女。

我們終究是要以一個獨立的個體去面對死亡這件事情的，并不是要把家人都捆綁在一起。對待死亡要有邊界感，你是一個人走向它的。我希望最后能夠自己處理這件事情，盡量少地麻煩別人。

這跟前面講的“把自己歸屬于某個群體”并不矛盾。是把自己當成一個個體，歸屬到普遍意義上的群體中去。我希望最終能夠自己去面對。

新周刊：通過文字，也是一種很好的傳遞方式。尤其對正在或將來要面對父母生老病死的年輕人，你有什么樣的建議？

黃魚：當代的年輕人，絕大多數都是互聯網原住民，現在又有個詞叫“AI原住民”。他們的情感方式，是習慣按照游戲里的設定，指引自己的行為和思想，扮演成某個角色，很少有機會察覺到，一個真實的人，處在一種真實的生活中，其中的豐富性、復雜性、多樣性是無窮無盡的，是在不斷變化的。

（圖/《比如父子》）

當我被要求給出一個好的建議，或者自己不自覺地試圖給出一種好的答案、一種值得推廣的價值時，我會非常警覺。因為所謂的“好”，很可能其實是被規訓出來的。這本書也并不是能給人答案的書，我表達的是我在這個過程當中所感受到的疑惑。

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作為一個人，我們不要去聽那些人云亦云、約定俗成的東西。你去真實地感受，這才是作為一個人存在的價值。社會是多元的，就像一個生機勃發的原始叢林，文化生態、精神生態的維系、更替需要多樣性、復雜性、豐富性，需要允許不同的感知方式、不同的表達，甚至不同的迷茫存在。希望年輕人多去感受這富于變化的生活吧。

新周刊：如此一來，關于非虛構寫作在時代當下的價值，好像就顯現出來了。

黃魚：現在大家談論最多的是AI寫作，它很有效率，在很多應用場景里，它的效果確實也很好，管用，應景。但AI寫作頂多是對已有經驗的重新排列組合——人的經驗呈現為語言，AI寫作只是對已有詞匯、修辭的重新排列組合。生命是個奇妙的過程，AI沒辦法去體會。它充其量只能去復述而已。人活著，你的生命在發生，你年輕的時候生命勃發，你面臨生離死別，你經歷愛情、經歷憤怒，你通過視覺、聽覺、觸覺，通過無數個通道來感受生老病死，所有這些都在你身上發生以后，作為有機體，你的血壓、體溫發生變化，同時，作為大自然中唯一具有意識，會使用語言的生命體，你還會做出什么進一步的反應呢？

我想你會去表達，就像生物學意義上的那種表達一樣，你會把它呈現為文字。這是一個奇特的現象，是機器沒辦法窮盡的。寫作就是要做一些機器沒辦法做的事情。它是對活著的表達。

寫作是一種尋找，是在豐富人類的經驗。真實的人，他的多樣性、復雜性、豐富性是無窮無盡的，是在不斷變化的。在描述我們的經驗的過程當中，我們還需要不斷地豐富我們的詞匯、豐富我們的語言，創造一些新的詞語，來命名我們的經驗，命名我們所處的生活現場。

當然，寫作也讓兩個陌生人能夠產生一種連接和共情。這本書如果能夠有益于讀者發現，并珍視自己的感受，那也是寫作的一種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