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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年,從硅谷到柏林,科技人才競爭的主旋律是“搶人”——高薪挖角、簽證快通道、天價期權,一切圍繞“量”來展開。但近年來,“畫風”變了!美國聯邦政府親自下場組建“U.S. Tech Force”(美國技術特遣隊);科技企業從瘋狂招聘轉向內部“技能重塑”;歐洲在“AI人才外流”焦慮下啟動防守反擊;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拋出了一個新概念——“親勞動者AI”。
這些看似零散的動向,放在一起看,指向了一個共同的戰略轉向:AI時代真正稀缺的,不再是“會寫代碼的人”,而是能把AI嵌入業務流程、重寫組織邏輯、將技術變成真實生產率的人。科技人才競爭,正在從“規模戰”轉向“密度戰”。
企業端從“囤人”轉向“養人”
今年第一季度,美國科技人才市場釋放出兩組看似矛盾、實則同源的信號。
信號一:聯邦政府親自入局。美國政府啟動“U.S. Tech Force”計劃,以“技術特遣隊”的方式,為聯邦機構引入約千名AI與數字技術專才,用于加速政府數字化改造。這步棋的象征意義遠大于數字本身。在硅谷長期壟斷頂尖人才“定價權”的背景下,聯邦政府開始用使命敘事、項目授權和制度影響力來爭奪人才供給。它發出的信號很清楚,政府不僅要“用AI”,還要把規則寫進未來。
信號二:企業端招聘邏輯降溫。ManpowerGroup旗下Experis的《2026年第一季度科技人才展望》顯示,美國科技雇主的凈就業前景指數(NEO)回落。更關鍵的變化是,企業的人才策略正在從“高薪搶人”轉向“內部養人”,以崗位再設計、工具化賦能、內部培訓為核心的“技能提升”(Upskilling)成為主流選擇。企業不再迷信囤積人才,而是更在乎每個人的投入產出比。
把這兩條線放在一起看,趨勢就很清晰了,美國的科技人才競爭正在從市場自發博弈升級為“國家+企業”雙輪驅動的組織能力競賽。人才不再只是HR部門的事,而是公共治理能力、產業落地效率與制度塑形能力的綜合變量。
“人才外流”焦慮下的防守反擊
與美國的進攻型動員不同,歐洲的基調更像一場“被動防守中的結構調整”。
歐洲的焦慮點不復雜,教育底子和科研實力并不差,但高端AI人才留不住,創新生態承接不住,最終陷入“培養—輸出—被硅谷吸收”的單向循環。“AI brain drain”(AI人才外流)幾乎已經成為歐洲科技界的公共議題。在這種焦慮下,歐洲的策略是兩手并用。
一手做大“本土訓練池”。以歐盟推動的EITDeep Tech Talent Initiative(EIT深度科技人才行動)為代表,歐洲試圖通過課程體系重構、跨國培訓網絡和專項資金支持,把“深科技技能規模化”上升為歐盟層面的共同工程。值得注意的是,歐洲并不打算在所有方向上與美國正面對撞,而是試圖在“綠色AI”“產業合規”“工程化人才培養”等細分領域形成差異化優勢。
另一手做精“人才引入閥門”。在整體移民政治日趨復雜的背景下,部分成員國開始為高技能人才開辟更精準的通道——愛沙尼亞擬推出高技能人才引入豁免安排,荷蘭也在調整相關移民規則。底層邏輯是歐洲要的不是更大規模的人口流入,而是更可控、更貼合產業缺口的“定向補血”。
歐洲的尷尬在于,它既要留住人才,又不能在移民議題上引發社會撕裂;既要鼓勵創新,又要維持高標準的監管傳統。這不是一套進攻型方案,而是一種在技術主權焦慮下的“慢變量修補”。
從“機器換人”到“親勞動者AI”
如果說政策決定“錢往哪投、人往哪流”,那么智庫敘事決定“社會愿不愿意配合”。
過去一段時間,美歐關于AI與就業的主流討論正在發生一個顯著的轉向,從“機器換人”的效率崇拜,走向“人機協同”的制度設計。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發布有關報告提出了一個值得關注的概念——“親勞動者AI”。其核心主張是,AI更應被用于增強勞動者的能力、改善崗位質量,而不是單純替代人力。
這類敘事的現實意義在于兩點。對企業而言,它提供了一條更可持續的生產率路徑。AI如果只被用于裁員,短期財務報表好看,但組織的知識沉淀、流程穩定性和創新供給會被掏空。對政府而言,它提供了一種更容易形成共識的治理語言。當AI引發全社會的職業焦慮時,“親勞動者”比“放任創新”更容易進入教育、培訓與勞動力市場制度的設計框架。
換句話說,智庫并不是在做道德呼吁,而是在為下一輪AI產業擴散“降阻力”。這也是美國體系的一個特點,擅長把技術問題提前翻譯成可被制度吸收的公共語言。
美歐這套組合拳告訴我們,科技人才競爭不再是薪酬表格里的加減法,而是國家能力、組織形態與社會心理的復合博弈。AI時代的關鍵變量正在從“有沒有人才”變成“能不能把人才組織起來并持續升級”。企業應從“編制擴張”轉向“人才密度提升”,“高薪挖人”仍然重要,但它不應該是主策略。AI工具快速普及后,決定效率的往往不是少數算法崗位,而是大量業務崗位能否把AI嵌入日常決策與流程。更現實的打法是建立分層的能力提升體系,面向全員的AI基礎素養培訓;面向骨干的流程改造與數據能力提升;面向關鍵崗位的人機協同
與產品化訓練。不是“讓每個人都會寫模型”,而是讓更多業務專家成為“懂AI的業務專家”。公共部門要吸引頂尖技術人才,靠的不只是待遇,更應該是項目價值、授權邊界與組織機制。“親勞動者AI”不是西方的話術游戲,而是一個實實在在降低轉型摩擦的治理工具。當企業推
動AI轉型時,如果內部敘事停留在“降本裁員”,組織抵抗會越來越強。相反,把重點放在崗位升級、能力遷移和新職業通道的建設上,則更有利于提升長期的競爭力。
(作者系上海科技文化與人才研究院副院長)
原標題:《美歐科技人才新政,釋放什么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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