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不是因為它爛，恰恰相反，因為寫得太絕了。編劇界的“藏名狂人”沃爾特·紐曼在1962年動了筆，寫的是一個誰也想不到的題材：1665年倫敦大瘟疫。那場鼠疫卷走十萬英國人，街巷里堆著尸體，空氣里飄著腐爛味——而紐曼要把它寫成喜劇，黑色的那種。你能想象嗎？人在死神鐮刀下哈哈大笑，笑完接著被鐮刀收割。
紐曼這人本身就是個謎。他參與過《豪勇七蛟龍》《大逃亡》的劇本，這是影史上排得上號的硬片，但他非得把名字從演職人員表里抹掉。圈里人覺得他軸，太把自己的每個字當(dāng)回事。偏偏這部《哈羅巷》，他一個字都不許改。而讀過的人都說，確實不用改。他把你扔進一個瘟疫區(qū)，教你看著一群性格鮮明的倒霉蛋怎么在“醫(yī)學(xué)基本等于巫術(shù)”的年代，硬著頭皮活下來。生命會延續(xù)，但劇本里的人物會一個接一個死去——然后你還在笑，因為你心里清楚，死亡這玩意兒最后總得贏。
為什么這么狠的故事能成喜劇？紐曼有個很私人的答案。他在40歲那年猛然察覺到一個被社會捂得嚴(yán)嚴(yán)實實的事實：人會死。1978年他告訴《紐約時報》：“我突然對死亡有了意識。人到了那個年紀(jì)，總會發(fā)現(xiàn)自己不會永遠(yuǎn)活著。可我們都假裝不知道。”他想剖開自己的恐懼，看看人是怎么背著“必死”這個包袱往前走的。于是他翻了4000張資料卡，把17世紀(jì)的說話方式、行為習(xí)慣、甚至當(dāng)時人的思維邏輯，一點一點啃進骨頭里。最讓他震撼的發(fā)現(xiàn)是：被重災(zāi)區(qū)包圍的醫(yī)生和官員，居然選擇留守。在那個染上就等死的年代，這個決定約等于主動把腦袋伸進絞索。
然后他只用了6周，寫完170多頁。不是趕工，是準(zhǔn)備太足，故事自己沖出來了。
可好萊塢不敢碰。不是嫌長，是不知道該怎么賣一個“所有人都知道結(jié)局”的瘟疫喜劇。60年過去了，《哈羅巷》依然躺在抽屜里，偶爾有人翻出來驚嘆一遍，再悄悄放回去。一個能把人笑出眼淚、又哭到嗆住的本子，至今等不到一個敢拍的瘋子。或許有些故事，比瘟疫本身還讓人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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