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輔警許艷的悲催人生，一個弱女子的悲劇是怎么造成的
文/葉雨秋
當許艷走出監獄大門的那一刻，她身上的兩個標簽已經被死死焊死：在法律的公示欄里，她是犯敲詐勒索罪的罪犯，是曾經的階下囚；在公眾的認知里，她是權力圍獵下的受害者，是被碾碎了半生的普通人。這兩個看似矛盾的身份疊加在一起，構成了這個時代最刺目的人性切面——我們既不能否定司法判決的嚴肅性，也無法對一個被權力當作泄欲工具的女性的苦難視而不見。法不容情的冰冷規則背后，藏著一個底層女性在權力叢林里毫無還手之力的悲苦一生。
要理解許艷的悲劇，先要拆解她的人生路徑。一個普通家庭出身的年輕女孩，進入派出所做輔警的那一刻，她本以為摸到了安穩生活的門檻，沒想到卻是踏入了被圍獵的陷阱。那些手握權力的公職人員，利用信息差和地位優勢，把她當成了可以隨意把玩的獵物。他們不會在乎她的人生，不會在乎她的名譽，只把她當作權力尋租之外的額外“福利”。在這場不對等的關系里，她從一開始就沒有選擇的余地：反抗意味著丟了工作，甚至可能遭遇更嚴重的打壓；順從的結果，就是成為眾人共享的“秘密”，在見不得光的角落里慢慢耗掉青春。
很多人說她敲詐勒索，說她貪心不足，可很少有人站在她的角度想過：當她被多個公職人員輪番侵犯，當她的尊嚴被反復踐踏的時候，她能找誰說理？去舉報？對方是掌握公權力的公職人員，官官相護的成本，遠比她一個底層女性的人生要輕得多。去反抗？她沒有背景，沒有資源，甚至連能證明自己被侵犯的完整證據都很難留存。她最終選擇索要錢財的行為，本質上是一個走投無路的弱者，在無法通過正常途徑維護自身權益時，能想到的最樸素的“自我補償”。這種補償當然不符合法律的規定，可當正常的救濟通道對她關閉的時候，她除了用這種“不合法”的方式為自己爭取一點代價，還能有什么選擇？
法院的判決沒有錯，敲詐勒索的犯罪要件確實成立，法槌落下的那一刻，維護的是法律的公平和威嚴。可我們不能因為法律做出了定性，就忽略了她作為受害者的身份，就把她打為“人民公敵”。真正的“人民公敵”，是那些利用職權性侵下屬的公職人員，是那些把權力當作獵艷工具的蛀蟲，他們不僅敗壞了公職隊伍的名聲，更是直接毀掉了一個女性的一生。可最終的結果是，她被判了刑，坐了牢，留下了案底，而那些侵害她的人，大多只是受到了黨紀政務處分，甚至有不少人依然在崗位上安穩度日。這種不對等的懲罰，本身就是權力不對等的最直接體現。
現在她出獄了，很多人以為她終于熬出了頭，可實際上她的人生已經沒有翻盤的可能。案底跟著她一輩子，她很難找到正經的工作，周邊人的指指點點會跟著她一輩子，更重要的是，她曾經揭露出的那批人的利益鏈條，不會輕易放過她。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對那些人的威脅，就像一根刺扎在他們的喉嚨里，只要她還在公開場合露面，只要她還有發聲的可能，那些人就會寢食難安。在權力的角斗場上，她從來都是最弱勢的那一方，沒有任何對抗的資本，擺在她面前的路，從她被圍獵的那天起，就已經注定是死路。
這就是最殘酷的叢林法則：當你身處權力食物鏈的最底端，你連“正常活著”都成了一種奢望。你想討公道，你想維護自己的權益，最后反而成了觸犯法律的人；那些侵害你的人，卻能靠著權力的庇護安然無恙。我們同情許艷，不是要否定法律的判決，而是心疼所有在權力面前毫無還手之力的普通人。我們無法要求法律因為她是受害者就網開一面，可至少我們應該記得，她的“罪”，很大程度上是這個不公平的權力體系逼出來的。
法不容情，可人心有溫度。我們不需要為她的違法行為辯解，但我們必須承認她的遭遇是這個社會的一塊傷疤。這塊傷疤提醒我們：當權力得不到有效監督的時候，所有底層的普通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許艷。她的悲劇不是個人的悲劇，而是整個權力運行機制需要反思的鏡鑒。我們希望有一天，所有普通人在遭遇權力侵害的時候，不用再走“敲詐勒索”這種歪路，就能得到公平公正的救濟；希望有一天，那些利用權力為非作歹的人，能得到比受害者更嚴厲的懲罰。只有到那個時候，許艷的悲劇，才不會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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