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覺得法醫是特殊又偉大的職業，他們竭盡所能，讓死者“說話”，讓真相浮出水面。如今我們都習慣了刑偵的高科技和司法證據的科學性，但在二十世紀初，技術如此落后，犯罪現場調查只不過是停尸房中尸體的一張粗陋照片，或者匆忙查看案發地點。

伯納德?斯皮爾斯伯里，英國20世紀初的法醫學專家，將刑事偵查學帶入了一個新時代，成為20世紀實證科學和刑事偵查科學的奠基人。

《法醫之王》講述了他的人生經歷和真實案例，讓你看到一個個經典謀殺案在司法證據科學尚處于萌芽狀態下是如何偵破的。

▲ 書本封面。

作者: [美] 科林?埃文斯（Colin Evans）

譯者: 畢小青

出版發行: 中信出版集團

版次: 2021年4月第1版（原版2006年）

“國家偶像”

1879年，法國巴黎警察局一個負責統計工作的文員阿爾封茲?貝蒂隆堅信世上不存在兩個完全相同體貌特征的兩個人，即使雙胞胎也不例外。他通過數年研究，編寫了第一個人類鑒別體系（后來也叫貝蒂隆人體鑒別法）。

在奧地利，治安法官格羅斯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有關刑事偵查學的學科著作《刑事調查制度》。

但當時在英國，人們對實驗室抱有偏見，司法證據科學還未成為共識。1892年阿根廷警方已經用指紋證據來定罪謀殺犯了，1858年就開始使用指紋的英格蘭還在為這個技術爭論。

伯納德?斯皮爾斯伯里改變了這一切，他不僅是偉大的犯罪現場調查員，還是專家證人這個角色的發明者，他憑一己之力就將法醫學從停尸房搬到了報紙頭版頭條。

為了揭開死亡的秘密，他愿意前往任何地方，忍受任何艱難困苦。作為對他這種努力的回報，充滿感激之情的英國民眾將他的地位提升到了國家偶像的高度，把他看作歷史上最著名、最偉大的法醫學專家。

▲ 伯納德?斯皮爾斯伯里（網圖）。

一塊皮膚

1910年7月，兩名警察找克里平調查他妻子失蹤的案件。

克里平的妻子貝爾從一月底起就沒有人見過她，她的朋友和倫敦警察廳聯系，非常擔心她的失蹤。克里平和貝爾的朋友說她回到了美國，過了三個月又說她死于肺炎，而且克里平剛喪妻就和新歡住在一起了，貝爾的朋友覺得非常可疑。

克里平和警察說了一個俗氣的家庭故事，他說妻子是酒鬼，一直和別人通奸，實際上她沒死，是和情人私奔去了芝加哥，他編造妻子去世是為了掩蓋自己的尷尬。

警察迪尤檢查了住宅，沒有發現可疑，顯然這是一場家庭風波吧。

沒想到過了兩天，迪尤發現克里平潛逃了，那里人去樓空，東西和行李箱亂七八糟，顯示克里平走得多匆忙。迪尤的直覺告訴他，貝爾失蹤的秘密就藏在這棟三層樓的某個地方。

搜查人員在悶熱的夏天苦干兩天，一無所獲。直到第三天，迪尤發現鋪在地上的一塊石板似乎有些松動，挖開那塊石板，一股腐尸的氣味從地下冒了出來。

7月14日，司法證據專家小組來到現場，記者們發現小組里面多了一個陌生的年輕人，這是伯納德?斯皮爾斯伯里“首次亮相”。

當斯皮爾斯伯里側著身子進入擁擠的地下室的時候，他停了下來，讓自己的鼻子適應一下像霉菌一樣附著在墻壁上的死亡氣息。這后來成為他的一個習慣：在犯罪現場用鼻子探測空氣中的線索，而那些膽敢在斯皮爾斯伯里工作的犯罪現場抽煙的人都會遭到嚴厲的斥責。

司法證據專家小組很快得出結論：尸體被分解成可以放進烤箱燒烤的肉片，每根骨頭都被剔出來丟棄，尸體的其他部分也消失了。由于發現的遺骸量太少，他們無法通過它們找出明顯的死亡原因。

這具分尸案非常轟動，報紙上每天都會有各種離奇猜想。

▲ 英國報業久負盛名，分為嚴肅報紙和通俗小報。

伯納德?斯皮爾斯伯里是如何找到突破呢？

他在人體殘骸中發現了一塊5.5英寸×7英寸的皮膚，在皮膚的邊緣處有些像陰毛的東西，表面有看似手術留下的疤痕。他經過八個星期筋疲力盡的工作后最終得出結論：那塊皮膚的確來自腹部，并且那條疤痕在部位和類型上與貝爾接受過子宮切除手術留下的傷疤一致。

他在法庭上首次“閃亮登場”，充滿魅力，讓見多識廣的記者眼前一亮。

剛剛30出頭的斯皮爾斯伯里身材高大，相貌英俊，衣著一絲不茍，胸部紐扣眼里插著一朵鮮紅的康乃馨，完全不是人們想象中的那種整天待在停尸房中法醫的形象。甚至在開口說話之前，斯皮爾斯伯里就已經透露出了一種明星氣質。
但是真正使他鶴立雞群的卻是他的證言，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他提供證言的方式。他以清晰洪亮的聲音以及沒有絲毫不確定痕跡的語氣所提供的證言，立刻對法庭產生了魔術般的效果。

他僅憑一小撮尸體殘骸就使陪審團相信這就是貝爾的遺骸，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科學激發了公眾的想象力，克里平案為法醫學的發展提供了契機。

▲ 英國老照片（網圖）。

浴缸奇案

1914年，瑪格麗特的婚姻只持續了36小時就被發現死在浴缸里。報紙刊登了簡短報道，有讀者看到震驚了。1913年，艾麗斯也遭遇類似的悲劇：旅館管家、艾麗斯的父親都報了案，舉報信輾轉到達倫敦警察廳。

警察尼爾列出了案件的相似之處：

▲ 來自書本。

38歲的瑪格麗特、25歲的艾麗斯的尸體都挖了出來，伯納德?斯皮爾斯伯里負責尸檢。

那時，記者已經養成像狗一樣緊跟他的習慣，為了甩掉記者的跟蹤，他安排在夜晚挖掘尸體，但這個安排證明是徒勞的。

艾麗絲?史密斯的尸體被挖掘出來的時候，那個陰森恐怖的地方不斷被照相機的閃光燈照亮，她從墓地到停尸房的每一步都被在旁邊觀看的記者記錄了下來。

很快，第三位受害者出現了：34歲的貝西。死亡細節和瑪格麗特、艾麗斯完全一樣，唯一區別是貝西有信托基金，而瑪格麗特和艾麗斯都買了人壽保險，受益者都是丈夫史密斯。

伯納德?斯皮爾斯伯里面臨法醫學領域一個古老難題：死者是意外溺亡還是被人使用外力溺亡？他讓人把三個浴缸也運到警察局，每天苦思冥想。

三個看上去顯然很健康的婦女是如何在沒有明顯的外力干預跡象的情況下死于這些浴缸中的？他花費了很長時間拿著尺子在那里不停地丈量，做出各種假設，但是這些假設最終都被一個個地推翻了。

▲ 復古奢華的歐洲浴室設計（網圖）。

當時英國法律制度有個特殊規定，任何被告人——即使是系列殺人犯，每次接受審判時都只能面臨一項指控。

公訴人決定以最早的貝西謀殺案來起訴史密斯。一來，這是史密斯得益最大的謀殺案；二來，公訴方確信伯納德?斯皮爾斯伯里能夠推翻辯護方關于被害人在癲癇發作之后意外溺亡的說法。

伯納德?斯皮爾斯伯里確信他找到了死亡原因：迷走神經抑制導致。很可能兇手和受害者有某種性行為，肌肉發達的史密斯忽然把貝西的頭向下壓入水中，突然使水流沖進貝西的鼻腔和喉嚨，導致貝西幾乎立即失去知覺。

貝西手中緊緊攥著那塊肥皂成了案件的關鍵：“如果死亡是瞬間發生的，那么她手部肌肉的抽搐會立刻被尸體僵直替代，這樣攢在手中的物體就不會在死后掉落。” 迷走神經抑制的副作用是尸體痙攣，因此貝西的手中緊緊攥著那塊肥皂。

如果貝西是癲癇導致昏厥，她會部分淹沒在水中，水會刺激她蘇醒；而且只是昏厥的話，她的肌肉會松弛，肥皂會從她的手中滑落。

在1915年的前幾個月，“浴缸中的新娘”系列謀殺案一直占據著報紙的頭版頭條。在這個案件中，斯皮爾斯伯里的證據又一次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多虧了他的研究，醫學終于開始解開人體神經系統的秘密，弄清了某些神經反射是如何導致突然死亡的。
史密斯案引起了人們極大的恐慌，以至內政部下令，以后在浴缸中發生的所有死亡事件都必須由一名有經驗的病理學家進行調查。就倫敦市區而言，這個任務就落在了斯皮爾斯伯里的肩上。

▲ 英國老照片（網圖）。

龐大的工作量

伯納德?斯皮爾斯伯里更忙了，他生性不愿意將自己的工作交給別人去做。

在他漫長的職業生涯中，他總共完成了25000次尸檢，在高峰時期每年完成1000次尸檢。每次尸檢都增加了他在突然暴力死亡方面的無可匹敵的經驗，并進一步鞏固了他舉世聞名的“英國現代夏洛克?福爾摩斯”的地位。

他做的尸檢中僅有1%涉及刑事犯罪，因為他的工作主要是對突發或難以解釋的死亡事件進行單調的例行調查，而那時處于戰爭時期，突然死亡的事件非常多。

1918年5月，西班牙流感登陸英國，最終導致死亡人數超過“一戰”，保守估計也有2000萬人。由于當時沒有現代冷凍技術，這意味著這些死者的尸體要么立即進行解剖，要么就根本不進行尸檢。斯皮爾斯伯里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幾乎沒有休息時間。

伯納德?斯皮爾斯伯里知名度很高，但在醫學界卻沒有獲得重要地位。他經常聲稱要編寫一部法醫學教科書，卻因他工作量太大了，一直沒有兌現。在英國學術界有個古老規矩：“不出書就出局。”他就是這個規矩的受害者。

1922年，他被授予爵士稱號。

“傳伯納德?斯皮爾斯伯里爵士！”
在將近30年的時間內，在英國法庭上沒有比這更激動人心的話了。聽到這句話，媒體席上那些滿臉倦色的記者會趕忙削尖手中的鉛筆，陪審席上的陪審員立刻意識到他們將有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親眼看到一個國家的偶像，而站在被告席上瑟瑟發抖的被告人則會感到嘴唇和喉嚨突然一陣發干。

▲ 英國法庭（網圖）。

人體拼圖

1923年，伯納德?斯皮爾斯伯里和一位女警察希爾達?班布里奇（后來成為他的助手）走進一座平房，尋找分尸案的線索。

整座房子充滿令人作嘔的腐肉氣息。

在這個時候，斯皮爾斯伯里沒有觸摸這座房子中的任何東西，而是雙手緊緊地插在衣服口袋中，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這是他在所有犯罪現場一成不變的做法，同時向班布里奇口述他發現的情況，而后者則將他的一切記錄在一個記事簿上。

他查看了這座房子的六個房間，很快發現人體遭到破壞的程度超出了他以前處理的任何案件。

在餐廳和客廳，他發現了見怪不怪的“人肉湯”。

最恐怖是在第二個臥室里，他發現在大衣箱里塞滿了尸塊，里面還有個餅干盒，塞滿了人體器官。帽盒里還有尸體碎片。所有尸塊都被煮過。

到這個時候，斯皮爾斯伯里才穿上他標志性的圍裙，并戴上橡膠手套。他問薩維奇，是否可以請他的手下將那些尸塊從房子中搬到他設在院落中的臨時實驗室去。
斯伯爾斯伯里接下來看到的情況令他感到十分震驚。那些警察二話沒說，立即卷起袖子，用赤裸的雙手抓起那些腐爛的人肉，將它們扔進一個個桶中。看他們的樣子就好像是在碼頭挑魚一樣。
他把薩維奇叫來，用嚴厲的語氣就感染的危險對薩維奇進行了訓斥，并在最后問道：“難道你們沒有橡膠手套嗎？”薩維奇茫然地看著斯皮爾斯伯里解釋道，他手下的警官在處理犯罪現場的時候從來不穿戴任何保護性裝備。
斯皮爾斯伯里難以置信地睜大了眼睛，然后繼續手頭的工作，但是在他的腦子里產生了一個想法。他以后會將這個想法付諸實施。

死者是艾米莉，馬洪雖然認罪，但都是他的一面之詞。

伯納德?斯皮爾斯伯里把4塊大的軀干拼湊在一起，它們構成一個可以辨認的、完整的女性軀干。

在接下來的48小時內，斯皮爾斯伯里幾乎沒有合眼，他一直在實驗室埋頭工作，努力尋找艾米莉的死因。
他從那些爐灰中找到了差不多1000塊被燒得像石灰一樣的細碎的骨頭，其中有些還能看得出是人骨，而有些則看不出來了。
在斯皮爾斯伯里反復嘗試下，一塊塊碎骨被拼湊在一起，逐漸形成了一個被燒焦的人體骨架。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人體復原工作。在那個時代，幾乎沒有任何其他病理學家能夠做到這一點。

當尸體輪廓展現在他的面前，所缺的還有一個頭顱、上頸部分和一條腿的下半部分。

▲ 英國老照片（網圖）。

1924年7月15日，對馬洪的審判開庭，法庭外面聚集了數千名群眾，試圖爭奪法庭旁聽席的200個座位。旁聽證被炒賣到了5英鎊一張——這個價格已經超過了當時大多數人一個星期的工資。

斯皮爾斯伯里也許沒有說出艾米莉?凱究竟是怎么死的，這本來就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他杰出的尸體復原工作完全推翻了馬洪所講的事情經過。如果沒有斯皮爾斯伯里，馬洪很可能會在承認犯有過失殺人罪之后逃脫上絞刑架的命運。

馬洪案的另一個結果是伯納德?斯皮爾斯伯里和兼任警察外科醫生奧布里一起討論，發明了謀殺案調查工具包。

這種工具包是為調查謀殺案的偵探設計的。它最初包括橡膠手套、一副放大鏡、一根皮尺、一把直尺、棉簽、樣本袋、鑷子、剪刀、一把手術刀和其他可能需要的工具（根據傳言，有些偵探的工具包中還有一瓶專門為在冰冷刺骨的水中犯罪現場開展調查而準備的威士忌！）
經過不斷改進，謀殺案調查工具包后來已經完善到了可以安全保存任何證據，為任何調查工作提供恰當工具的程度。如今，隨著犯罪偵查的專業化，我們基本上已經只能夠在歷史課本上看到謀殺案調查工具包了。

伯納德?斯皮爾斯伯里的事業在1924年到達高峰，名聲和影響力都處于頂峰，經常出現在報紙的頭版頭條。

1927年，他好朋友、同樣是法醫學先驅的韋伯斯特在49歲因心臟病發英年早逝；他的私人助手班布里奇也突然去世。在班布里奇死后，他再也沒有找過接替者，又回復單槍匹馬的工作方法。

▲ 1940年代英國警方使用的取證工具箱（網圖）。

“一個時代結束了”

多年來，伯納德?斯皮爾斯伯里一直為支離破碎的研究程序和不合格的實驗室技術員而感到憤怒，他一直呼吁建立一個更為一體化的實驗室。

1935年，他的反復呼吁終于收到成效。4月10日，倫敦警察實驗室正式成立，英國終于有了一個包括法醫學所有分支學科的實驗室。這意味著能更快得到測試結果，科學家之間也有更多的互動。后來，倫敦警察廳還制造了便攜實驗室，可以在幾分鐘內送往任何犯罪現場，大大改進了證據處理過程。

1940年5月，他在一次尸檢時突然中風倒下，6月他出院，似乎一下子老了十歲，中風后的他失去了以往在法庭上干脆利落的風格。這年的戰爭死亡人數很多，他在身體每況愈下的情況，那年還是做了超過300次尸檢。

1945年，“二戰”結束，他像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感到精神一振，但快樂只維持了一陣子。中風進一步侵蝕了他的健康，11月，他的長子突然病倒，三天后死于肺結核。短短五年，他失去了兩個兒子、一個妹妹、一位密友和自己的婚姻，身體狀況更加惡化。

他的自尊心很強，不想成為別人憐憫的對象。即使在計劃結束自己生命的時候，他仍保持對細節的一絲不茍。

1947年12月17日晚上，他吃過晚餐回到高爾街的實驗室。晚上8點，他的一位同事在經過實驗室外面的走廊看到他仍在工作，但聞到一股煤氣味。同事想開門，發現門被反鎖了。后來叫來一名清潔工，用萬能鑰匙開門，但為時已晚，他死時70歲。

他的去世和他以前上庭一樣，成為報紙的頭版頭條，一個時代結束了。

一旦斯皮爾斯伯里下定了決心，就沒有什么能夠改變他。在斯皮爾斯伯里的一生中，沒有什么行為比在自己的控制之下有意識地結束自己的生命更能夠反映他的性格了。

▲ 伯納德?斯皮爾斯伯里（網圖）。

一些遺憾

伯納德?斯皮爾斯伯里一生最大的遺憾是沒有留下學術成就，沒有編寫教科書。沒有留下著作，這主要是由于他的工作壓力導致。

在區域性內政部司法證據科學實驗室網絡形成以前，斯皮爾斯伯里每年要出行數千公里，調查每一起謀殺、自殺以及有任何不尋常之外的可疑死亡事件。
現代的病理學家往往只是證據的收集者，他們收集的證據會被交給專門人員進行分析，而斯皮爾斯伯里則是真正的一個人的團隊。
人們指望他一個人完成所有工作，這意味著他有時必須跪在犯罪現場爬來爬去去尋找痕跡證據。這種艱苦的工作使他根本沒有時間從事對一本完整和全面的教科書來說必不可少的案例記錄整理工作。

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他不斷遭到對手暗地里和公開的攻擊，他對所有攻擊都是沉默、不回應。在他溫文爾雅的外表下，他有著釘子一樣堅強的性格。

他用科學證據將數十名謀殺犯送上了絞架，也用真實可靠的證言挽救過很多無辜被告人的生命。

當他第一次出現在這一領域的時候，英國的司法證據科學還是一個被大多數陪審員看不起的“歐洲病夫”。10年之后，一切都改變了。通過應用最新的技術并將它們轉化為如今我們已經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刑事偵破武器，斯皮爾斯伯里將司法證據學從《福爾摩斯探案集》這本書搬到了現實生活中。
如果沒有斯皮爾斯皮里這位偉人，法醫學家也許還需要再苦苦掙扎幾十年才能夠使他們的證據得到英國法庭的承認。

▲ 英國老照片（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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