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者按

1929年春天，愛因斯坦受邀為摯友奧雷爾·斯托多拉（Aurel Stodola，1859-1942）七十壽辰撰寫一篇紀念文章。

圖1：斯托多拉像，攝于1905年。

對于愛因斯坦而言，這本應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兩人相識已二十余年，彼此欣賞，交情深厚。然而當真正提筆時，愛因斯坦卻向好友貝索坦言，自己陷入了一種少見的困難：他不知道該怎樣用幾頁紙準確描繪這位朋友。這種遲疑本身便耐人尋味。因為他想要贊美的，并不僅僅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師。

在今天的中文世界里，斯托多拉幾乎無人知曉。但在20世紀歐洲，他不僅是現代汽輪機理論的奠基者、熱泵技術的先驅和著名教育家，也是一位關注工人處境、思考技術文明命運的工程哲學家。

1859年，斯托多拉出生于當時奧匈帝國境內、今天屬于斯洛伐克的利普托夫斯基·米庫拉什。1881年畢業于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ETH）機械工程專業后，他很快成長為歐洲最重要的工程學家之一。1892年起，他在ETH執教長達37年，不僅參與創建了該校最早的機械實驗室，也深刻影響了現代機械工程教育的發展。1903年出版的《蒸汽輪機》被譯成多種語言，成為熱力透平機械領域的經典著作。他還是現代汽輪機理論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并長期擔任工業界顧問，努力將理論研究與工程實踐結合起來。除了汽輪機之外，他還是熱泵技術的早期先驅。1928年設計的一套利用湖水熱能供暖的系統，至今仍在日內瓦運行。

圖2：蒸汽輪機經典著作《蒸汽輪機》（Die Dampfturbine）封面。本書奠定了現代汽輪機理論基礎，影響后來噴氣發動機和燃氣輪機的發展。

僅憑這些成就，他已經足以載入工程史。

更耐人尋味的是，1937年，他將《工程師眼中的世界》重新修訂出版時，竟改名為《神秘的自然》。從蒸汽輪機到自然之謎，這種思想軌跡本身便耐人尋味。

終其一生，他堅持學習外語、閱讀文學、演奏音樂，并將大筆收入捐贈給貧困學生。正因為如此，斯托多拉的影響早已超出了工程學本身。

圖3：《工程師眼中的世界》（或譯《工程師視角下的世界觀》）封面。該書反思技術文明的發展及其對人的影響

在這篇紀念文章中，愛因斯坦寫下了一句令人意外的話：“倘若斯托多拉生在文藝復興時代，他很可能會成為一位偉大的畫家或雕塑家。”這當然不是因為斯托多拉會畫畫。愛因斯坦緊接著解釋：在他的性格中，最強烈的驅動力乃是“想象力與創造的沖動”。這句話揭示了愛因斯坦眼中的工程學本質。

在許多人看來，工程師的工作是計算、制造和解決問題；而在愛因斯坦看來，真正偉大的工程創造與藝術創造一樣，首先源于想象力。畫家把心中的形象變成畫布上的世界，雕塑家從石塊中釋放出隱藏的形式，而工程師則把尚不存在的機器、結構與系統帶入現實。

從這個意義上說，斯托多拉并不僅僅是一位技術專家。他更像一位遲來的文藝復興人。文藝復興時代最令人著迷的，并非達·芬奇既是畫家又是發明家，而是那一代人身上尚未分裂的精神世界：藝術、科學、技術與人文關懷仍然屬于同一個整體。

而斯托多拉恰恰保留了這種難得的完整性。

他不僅創造機器，也思考機器。

圖4：1939年，已經80歲的斯托多拉親自參與了世界上第一臺成功用于發電的燃氣輪機測試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面對大量傷殘士兵，他與著名外科醫生紹爾布魯赫（Ferdinand Sauerbruch）合作，設計出當時最先進的活動機械義肢之一。

圖5：機械義肢（Stodola Hand），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設計的機械手

尤其令人驚訝的是，這位推動現代工業發展的工程大師，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樂觀主義者。他擔心流水線生產使人淪為機器的附屬品；擔心過度專業化扼殺創造力；擔心技術不斷擴張，卻讓人的精神世界日益貧瘠。

這些憂慮，在人工智能迅速發展的今天讀來，幾乎具有預言般的意味。

而這也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愛因斯坦會如此推崇他。

因為愛因斯坦終其一生都在反復強調：科學和技術固然能夠提供越來越強大的手段，卻無法告訴我們應當追求什么樣的目標。真正重要的問題，始終是人的問題。

因此，在回憶斯托多拉時，愛因斯坦特別強調的并不是他的發明，而是他的同情心。戰爭的苦難、社會的不公以及人類彼此施加的傷害，始終沉重地壓在斯托多拉心頭。工程創造并沒有使他變得冷漠；恰恰相反，正因為理解世界，他才更加敏銳地感受到世界的痛苦。

愛因斯坦為太多偉大人物寫過紀念或祝賀文章——法拉第、馬赫、洛倫茲、普朗克、能斯特……但他最推崇的往往不是智力上的卓越，而是人格上的高貴。而在寫到斯托多拉時，他的語氣明顯更加私人，也更加溫暖。

或許，這種欣賞還不僅僅源于敬佩。在某種意義上，斯托多拉與愛因斯坦本身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兩人都成長于中歐的人文傳統之中，都相信想象力比單純的專業訓練更重要；都熱愛音樂，并將藝術視為人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都對日益加劇的專業化保持某種警惕。在他們看來，知識的價值不僅在于解決技術問題，更在于幫助人理解世界和自身的位置。更重要的是，他們都經歷過現代工業文明最輝煌也最動蕩的年代，并逐漸意識到：技術能夠增強人的力量，卻無法自動提升人的精神。正因如此，愛因斯坦在斯托多拉身上看到的，或許不僅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師，更是一位與自己共享同一種精神理想的同行者。

在技術不斷加速發展的時代，一個人依然能夠保持創造力，卻不被技術所奴役；擁有知識與力量，卻不失去對他人命運的關切；能夠制造機器，卻從未把人看成機器。

從這個意義上說，《論斯托多拉》遠不只是一篇壽辰紀念文章。它更像是一幅人格肖像。

圖6：斯洛伐克技術大學機械工程學院內的斯托多拉雕像。在中歐工程界，斯托多拉并不是邊緣人物，而是一位被長期紀念的大師

或許，愛因斯坦之所以稱他為“文藝復興式工程師”，并不僅僅因為他兼具科學、技術與藝術的才能，更因為在一個日益專業化的時代，他仍然努力保持著人格的完整。

在這位斯洛伐克裔瑞士工程學家身上，愛因斯坦看見了一種越來越稀缺的理想人格：藝術家的想象力、科學家的理性、工程師的創造力，以及人文主義者的良知。

今天重讀這篇文章，我們認識的不只是斯托多拉。我們看到的，也是愛因斯坦自己。因為人最終贊美的，往往正是自己最珍視的東西。

原載于1929年5月12日《新蘇黎世報》(Neue Zürcher Zeitung)。收錄于《愛因斯坦全集》第16卷文件511。愛因斯坦檔案編號：［7-108］。

論斯托多拉

愛因斯坦撰文

方在慶譯

當我提筆想寫幾句話來紀念斯托多拉這位技術大師，這個細膩而又堅強的人時，我立即感到，我自己的表達能力太有限，難以真正寫出配得上他的文字。然而，我對這位高貴又寬厚之人的深厚敬愛，使我克服了這種羞怯；他剛剛走過的70年，也使我可以說一些話——在我們這個過于冷靜的時代，這些話平日是不常說出口的，因為我們總體上并不習慣對人格做過多的頌揚。

倘若斯托多拉生在文藝復興時代，他很可能會成為一位偉大的畫家或雕塑家，因為在他的性格之中，最強烈的驅動力乃是想象力與創造的沖動。近百年來，擁有這樣天性的人大多轉而投身于技術領域。正是在這里，時代的創造欲望得以強烈地釋放，而審美感及其熱情也在此找到了遠比外行所能想見的更為豐富的施展空間。在多年富有成果的教學生涯中，他傳遞給學生的激勵是巨大的，每當談及他和他的事業時，每個人的眼中都閃耀著光芒。

如果說他創作的主要動力是蓬勃的創造力，那么他力量的另一方面則源于永不饜足的求知欲和一種罕見的、清晰的科學思維。當本文作者還是蘇黎世大學一名講授理論物理學的新任講師時，令他欣喜又不禁惶恐的是，斯托多拉那令人稱奇的身影會出現在講堂中，為的是追蹤此學科的發展，一部分是出于純粹的求知欲，另一部分是為了創造性地運用所學。當課程結束時，這位總能清晰把握要點的長者會提出深刻的問題，這些問題常以精妙的形式包含著合理的批評。在交談中，面對這位偉大人物的羞怯很快便煙消云散，因為善意與肯定的意愿始終在他的言談中閃耀。如果說有什么讓交談者感到沉重，那便是斯托多拉深沉的謙遜。

他精神的力量和靈動，與他靈魂生活的溫和及細膩形成了奇特的、獨一無二的對比。生靈的痛苦——尤其是人類自身及其愚鈍野蠻所招致的痛苦——沉重地壓在他的心頭。對我們時代社會問題的清醒意識有力地充斥著他。如同所有獨立不倚之人一樣，他是孤獨的，承受著對人類施加于人類的可怕行徑的責任感，以及一種無力感——那些無情的群體性悲劇事件強加于我們的無力感。他雖然異常成功且為眾人所愛，但其敏感性必然導致他陷入痛苦的孤獨。然而，他豐富的天性為他創造了補償——對音樂的摯愛以及對他的兩個女兒的愛。他將自己內心的深沉特質傳遞給了她們。不久前他失去了女兒海倫妮，他在深深沮喪中寫下的悼詞，見證了一種罕見的靈魂共鳴的親密。恰恰在這深切的痛苦中，這位非凡人物的內在豐饒得以顯現。

然而我們，即所有因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他光芒四射的仁慈而感到幸福并汲取力量的人，今天滿懷感激地向他伸出手，祝愿他還能經歷許多充滿創作與沉思的幸福歲月，并愿他意識到自己工作的豐碩成果以及所有認識他及其作品的人對他的溫暖同情。

“斯托多拉即將放棄教學的消息，令我深受震動。去年我們那次活躍的會面中他所展現的朝氣——尤其因他提及剛剛痊愈的重病而更令人印象深刻——使我將他對年事已高和教學生涯終結的提及，僅視為對遙遠未來的預感。

“學校所失去的東西，只有那些在30多年之后仍然被當年課堂深深影響的人才能真正明白：那時，我們第一次懂得了技術的簡潔和技術創造的意義。軸承、密封、調節過程，這些原本只是公式里遙遠且封閉的概念，忽然變得鮮活起來，成為可以把握、可以帶著走的東西，也在我們心里喚起了一種創造的信心。

“這些年來，有一個時刻始終像亮點一樣留在我的記憶中：幾乎被遺忘的雷諾茲研究照亮了流動現象的本質，并成為理解摩擦的關鍵；還有那些出色的繪圖練習，在那里，空間想象和物理理解以一種簡單又有力的形式，服務于有意識的構造工作。我們在那里學到的不只是‘技術是什么’，更是那種能夠在精神上把握整體的創造活動。

“如今，這種創造的力量即將離開教師崗位，我們要做的是讓它變得對我們更加親近，也更加有效。我們要為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也為后來更年輕的人，保存那股從第一次相遇起就裹挾并推動我們的生命之流。

“多年來，斯托多拉始終將心力傾注于培育精神的幼苗。只要我們學會與他保持親近，這項事業便能更加自由、更加從容地延續下去。人類能否發展出一種共通的感知力,事關重大，不容忽視。這位即將離開學校卻無法割舍青年的教師，這個身上流露著更高世界之澄明與寧靜的人，確實屬于那極少數之列——他們是我們在繼續構筑人類未來時，有權期待我們所有人挺身而出的引路人。”（引自斯托多拉曾經的一位學生給A.愛因斯坦的信）

1、指英國流體力學家奧斯本?雷諾茲 （Osborne Reynolds, 1842—1912）關于流體湍流與層流的開創性研究，他引入了“雷諾茲數”這一關鍵概念。斯托多拉在教學中生動地闡釋了這項基礎研究對理解摩擦等工程問題的重要性。

2、共通的感知力，原文為拉丁文Sensorium Commune，直譯為“共同感官”或 “感知中樞”。在哲學史上（如康德曾使用），它指一種將各種感官印象統一成完整經驗的內在官能。在此處引申為人類應培養的一種共通的感覺、共識或精神共同體，以應對時代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