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韓紅因為給馮小剛站臺，說了一句請北京人“走個面兒”的話，而遭到輿論的密集批判。
話說出來了，就得讓公眾評判，就得接受公眾的批評，這很正常。
不過，韓紅“不當言論”的危害程度，與其所受炮轟的密集程度相比，不是太成比例。
這是輿論場上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罪大惡極的人很可能被輿論輕輕放過，一言不當的人則可能被輿論咬住不放。與法庭量刑不同，輿論“量刑”是情緒化的，沒標準的，飄忽不定的。
就在韓紅含淚道歉之后，依然還沒被放過之時，我看到兩個“新聞”——
6月29日消息，原桂林市委書記周家斌受賄合計1.98 億余元，以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
6月30日消息，原河南政法委書記劉滿倉在職及退休后，累計收受財物折合1.46 億余元，因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
無論從法律上還是從紀律上講，周家斌和劉滿倉都可謂罪大惡極，二人一定對國家和社會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但是跟韓紅持續被口誅筆伐相比，這哥倆兒可以說根本沒獲得輿論關注。
有一些網民在他們獲刑的消息下罵他們，但沒罵出“新意”，也沒獲得其他網友共鳴，也就沒有產生輿論。
為什么億萬網民盯著“失口”的韓紅死死不放、念念不忘，而對罪大惡極的周劉二位貪官輕輕放過、懶費口舌呢？
大概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韓紅說話“不著調”，“具體地”傷害了一些人的感情，覺得被綁架了。感情這東西，可以無限拔高。周劉二位，雖然都貪腐上億，但大家并不覺得錢是從自己口袋被偷走的，巨額數字就顯得有些“抽象”，公眾沒有“切身之痛”。
第二：批判韓紅沒有門檻。韓紅的言行容易理解，也就容易評判，誰都能說上幾句，踩上一腳，并能講出一個讓人“秒懂”的故事。貪官腐敗都在暗室之中，新聞稿里也缺乏細節，公眾很難想象和理解自己見不到的事情，難以講出一個讓人“秒懂”的故事，所以評論起來很難下嘴，容易淪為口號式批判，很乏味。
第三：韓紅十年前就已經退役，現在的身份是藝人，跟馮小剛站一起，更強化了她身在娛樂界。藝人向市場討飯吃，批判他們基本上沒有任何風險，罵得狠一些，甚至罵錯了也無所謂，相當于沒有邊界。罵周劉那樣的貪官呢，稍微深入一些就會遇到“尺度”難以拿捏的困難。
第四：藝人在輿論面前幾乎沒有招架之力，輿論很容易讓他們陷入人設崩塌的境地。批判導致韓紅人設崩塌，甚至影響到馮小剛電影的票房，會讓人有參與大事件的感覺，會讓批判者獲得成就感和即時滿足感。批判周劉之流，難免會涉及到制度建設話題、系統性話題，不僅沉重而且“建設”絕非一朝一夕之功，批判難以產生成就感，投入產出比不劃算。
第五：批判韓紅進而看著韓紅在自己參與的批判中塌房，會產生一種對他人命運的“掌控感”，這類似在行使權力。而貪官在被審判之前就已經是“死老虎”了，網民批評他們時，不會產生行使權力的感覺。
第六：無論韓紅還是馮小剛，都是知名人士，每個人都覺得“熟悉”和“認識”他倆。貪官雖然危害巨大，但遙遠而陌生。熟人的事兒，小事兒也是大事兒，陌生人的事兒，大事兒也是小事兒。小事兒有啥好聊的。
第七：韓紅們提供了“代償效應”。一些人苛刻韓紅，有點像是借題發揮。很多事兒看不慣也不方便罵，或者罵了也不管用，但是罵一下說錯話的韓紅，馬上就能收獲道德優越感并且“實現正義”。既然如此，多罵幾句好像就賺了。
實事求是地說，韓紅常年做公益，可謂積德行善。也正因此，胡錫進最近就連續為韓紅幫腔，說很多人用圣人標準苛求韓紅。老胡忘了，君子易毀，小人難責，壞人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好人則向來被苛刻審視。
口誅筆伐，輿論流量，從來不是“按危害大小”分配的。畢竟，參與輿論，有門檻高低、成本幾何、是否危險、收益多少和成就感有無等一系列問題。表面不可理喻，實則卻很“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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