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成長小說預設了一個從純真到成熟、從邊緣到融入社會主流秩序的整合過程，主體往往最后與社會達成和解，并被納入一個整全的共同體中。然而，《古都》的主人公“你”卻以一種異議者的姿態，拒絕進入當下的社會契約，宣告了這種整合的失敗。這種抗拒的姿態可稱之為與成長小說范式相對的“反成長”。但“你”作為一個已然面臨“天人五衰”焦慮的中年主體，其“反成長”早已超越了青春期的心理叛逆。

在這部小說中，“成長”的內涵不再是心智的長成，而是個體向不斷更新、均質化、扁平化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城市化妥協，向要求集體遺忘的政治共識投誠，其根本上意味著一種現代性的線性時間，“新”事物只能且必然取代“舊”事物而無法共存。

因此，《古都》中的“反成長”，本質上是主體在面對這種“線性時間”的征服時的絕望抵抗。

《古都》，朱天心/著，九州出版社·理想國，2018年10月版

“名稱”的懸空：反成長的空間

傳統的“成長小說”通常依賴于個體在穩定的社會歷史背景中積累經驗、最終融入社會。但在《古都》的臺北，環境本身是流動、破碎且失憶的，導致“你”不僅無法“成長”，反而陷入了退行、拒絕和逃離。

根據索緒爾的觀點，語言符號由“能指”（Signifier，聲音/形象）與“所指”（Signified，概念/意義）構成，兩者只有結合在一起，才是有意義的可認識之物。在《古都》中，臺北被視為一個巨大的“文本”，其“能指”（地名/符號）與“所指”（現實/歷史）發生了永久性的剝離。

一方面，變換的統治者不斷更改街道和地點的名稱來宣示主權，導致真正生活其中的人所依靠的所指（承載著記憶的地點本身）失去了對應的能指（名稱），導致記憶無法被言說和定位。“你”因此在自己的城市里變成了異鄉人，甚至“竟然也想不起來原來該是什么”。

另一方面，現實中的現代臺北經歷了物理空間實體（所指）的快速消失，導致“你”的“臺北”記憶（作為心理層面的所指）失去了依附的實體，使“你”的記憶逐漸變為空洞的能指，并且不再能與現實的所指相結合。當現實的臺北城市圖景（所指）變得丑陋、虛假且缺乏歷史厚度時，“你”（只能）選擇退守于自己記憶（能指）構建的幻象中。由此，臺北成為了一個能指和所指相分離的不可理解的文本。這種斷裂之突然和劇烈，使“你”無法找到任何可參考的經驗，只能“被拋”到這樣一種歷史的斷層之中。“（你）忍住驚駭不去看那丑怪龐大到極點的捷運車站，它徹底破壞了天際線！”這是“你”所陌生的所指，無法尋覓到合適的能指與之相連成可理解的意義結構。“你”十七歲時看到的天空“與四千多年前沿著淡水河來此漁獵農耕的先民所看到的相去不大”，但“你”所繼承的能指在此刻早已失效，在“你”四十代的時刻，這個千年來毫無變化的天空在短短二十年間已經完全變為另一個事物。“你”在這個分裂的場域中只有“迷路”之感。

一個人的成長需要將過去整合進現在，但臺北的過去被不斷抹除，“你”無法在現代臺北找到自己過去的痕跡，“你”的過去也隨之消失，甚至“你”的記憶都因此開始模糊和消散，“你”所剩下的感覺只有“這里原來不是如此如此，應該好像是那樣那樣”，城市在變得精確，“你”的記憶卻在變得游移，只能用“應該”“好像”“似乎”來框定邊界。身處其中的臺北人（“你”）無法確認自己曾存在過，也就無法連貫地通向未來。

更進一步地，現代臺北充斥著新的符號（廣告、選舉口號等等），但這些新的能指對“你”來說是空洞的，它們沒有承載情感或歷史意義（所指），是純粹的被工具理性化的“物”。它們不僅是“空”的符號，更是可復制的、唯效率論的“零件”，而非有獨特歷史文化語境的整體。臺北不再是“家園”，而是以擴展自身、以“發展”為唯一目的的城市，追求效率、可計算性、可預測性和控制，失去了任何有獨特性的所指。比如“你”的秘密花園，在“你”結婚前攜丈夫重訪之際，已經變成了“一條所有城鎮縣市都有的八線道寬的中山路”。在這里，“八線道寬”代表著一種標準化、追求效率的趨向，景觀與休閑、審美讓步于生產和發展；“中山路”同樣代表著一種政治上的標準化，作為一種整體性的政治話語的具身，破壞了臺北自在的所指。它們所導致的結果，就是臺北成為和“所有城鎮縣市”一樣的標準化“城市”，成為一個由“空符號”堆砌的迷宮。

這一變化可以被概括為臺北的“麥當勞化”。朱天心這樣寫道：“當你們在鳥不生蛋的海島都可以在布置、色調、空調溫度一模一樣的速食店里輕易點到口味價位一樣的速食時，女兒會對這家麥當勞移到隔條街口或那家31冰淇淋關門有若何不可取代的記憶嗎？”這里的兩個“一樣”指出的正是臺北所經歷的所指的強制均質化，所有的獨特性、偶然性和地方性都被剔除，所指變得極度貧乏、單薄。能指不再指向某種意義深厚的文化實體，而是指向一個標準化、參數化、可無限復制的工業品。能指與歷史語境徹底剝離，變成了一個沒有過去的、懸浮的能指，從而喪失了所有深度。朱天心所不滿的正是這種所指的扁平化和語境剝離，城市逐漸成為一個能指泛濫而所指匱乏的去內涵的名詞，變成一個以“繁榮進步偶或間以希望快樂”為名但“不打算保存人們生活痕跡”的地方，變成一個“無法去愛”的陌生城市。

臺北作為一個城市，其向著繁榮和發展作出的努力，導向的卻是“你”這樣的臺北人“真不想回去”的拒絕，臺北的“成長”，某種意義上是失敗的。而它作為撕裂、泛濫和空轉的符號系統，本身也抑制了成長。

朱天心

少女與中年：“反成長”的焦慮

對這種“反成長”，或者說拒絕成長的主動選擇，除了對現代臺北（世界）的不滿，未嘗沒有主體對自我衰老的恐懼和對“少女/青春”的某種迷戀。

在文本開頭即被刻畫為神話的“那時候”，是“你”的十七歲的少女時代，也是那個值得懷念、承載“你”成長歲月的舊日臺北。通過記憶/回憶這一形式，“你”的青春和舊日臺北實現了同構。因此，“你”堅貞地守衛著記憶中的舊日臺北，堅貞地懷念著自己的青春，在其中尋覓著某種永恒性和超越性，將其升華為神圣的審美體驗，而京都則成為另一個“無需成長”的永恒之物。“你”對一切動態的、發展的、可能破壞這種永恒的、提示著線性時間和無可避免的成長的事物都抱有警惕和恐懼（比如現代臺北），對一切靜止的、歷史化的事物都抱有對青春/舊日臺北同樣的迷戀（比如京都）。

因此，一切肉體性的東西都是被“你”拒斥的，因為肉體代表著線性時間的流逝，無法挽回的衰老和腐敗，植物性的東西是被“你”迷戀的，它們代表生命力、靜止和永恒。這一切集中體現在氣味（嗅覺）和聲音（聽覺）上，屬于往日（青春）的是清新、鮮亮的植物性的氣味，而屬于當下的是渾濁、腐壞的肉體性的氣味。

“那時候的體液和淚水清新如花露，人們比較愿意隨它要落就落”，甚至和少年的“你”親密的男生都“汗水體熱和茄冬樹的樹味兒鮮烈一致”（男生的汗臭味在青春濾鏡的加持下都變成了“鮮烈”）。而人到中年，“好多年了你都不肯掉眼淚，因為眼淚太咸了，汗也好咸”，連眼淚也變得艱澀、腐敗，為“你”所避之不及（“你”深深厭惡著自己肉體的衰敗）。

屬于前者的氣味還有：“你沖了一杯旅館供應的宇治綠茶袋，按開電視，一句也不懂的語言，混著茶香，是你深濃記憶里氣味的一部分，有時還有百貨公司匯集的所有名牌香水味，有時是冷清沒有半點食物跡象的和果子老鋪所點的京香和煎茶香，有時是密閉空間如車廂咖啡館里酷愛干凈的男人女人身上所散發的皂香乳液古龍水，或甚至就是中央空調里放置的芳香劑……令你，死前一定會想念吧，最熟悉的氣味”（即使也有現代性的氣味，但被忽略了，被視為“早已有之”的自然的城市圖景，并不損壞京都的“天然性”），緬梔花“那略帶藥味兒的幽甜，屢屢勾起好多清晨匆匆趕著通勤和送小孩上學的媽媽們的惆悵”，“赤道雨林味道的第倫桃叢”，還有“庭院的樹太密了，帶著蟬聲的夏天陽光都照不進來，木屋子有些部分快朽了，冒著微甜的香菇木耳味，混合著窗前的青苔地和鳳凰木仿佛有毒的刀形豆莢味”，在這里“你和A交換過的一閃即逝不結婚的誓言”，清新的植物性氣味和充滿生命活力的少女時代，形成了某種關于永恒與美的標向，這些氣味共同構建了一個前現代的、有機的、充滿了生命潛能的時空。那個時代的身體和城市（舊日臺北）一樣，是自然的、未被污染的。

年輕時的朱天心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另一種氣味（后者）：“從什么時候開始，身上逐漸釀成一股陌生但不好聞的氣味……陌生的味道緊釘你不去……只剩下可以輕易結晶成鹽的咸味，肯定與海的鹽分不同分子結構的臟兮兮咸味”，這種氣味之于“你”是緊張的、敵對的、疏離的、骯臟的，標志著肉體已經不可逆地從“植物”墮落為“動物/肉塊”，是一種會腐蝕內部的病理，需要得到“清除”和“醫治”。這種氣味“不得不令人想到天人五衰，耳不聰，目不明，嗅覺不靈，神色枯槁，連華美的衣裳也蒙塵埃”。

人與城市不同，時間在城市身上壘疊為歷史，而在人身上壘疊為衰老，“你”試圖將自身（青春）與城市（臺北）同構，從而拒絕成長，永遠停留在一個高蹈的、審美的永恒的“桃花源”中，但肉體的衰老卻不斷打破這種想象的同構。因此，為了躲避在記憶中，“你”必須不斷否認和避開這種衰老，直面這種衰老使“你”直面反成長之失敗的焦慮。“你”不肯承認耳不聰目不明，但是“你清楚看到自己的模樣，冰風造出的細紋在原本上妝甚佳的白瓷臉上冰紋一樣的展開，發絲瑟干蓬亂，眼下暈黑，嘴唇發白或發紺”。“你”試圖通過精神上的“反成長”（拒絕融入世俗、拒絕遺忘）來維持與青春的連接，但“你”的記憶能夠離開這一時空，肉體卻無可避免地隨著現實時間線性地衰老和腐化下去，成為“你”精神的阻礙。

肉體會散發出腐敗的氣味（“咸味”），會齷齪、卑賤、丑陋，不具有崇高性和審美性，肉體會有毛發、會有不雅的鼾聲，會發胖（脫毛、鼾聲和肥胖，都被視為對身體失去控制的表現，是意志低下的表現，肉體被視為某種負累），不再像少女時那樣清潔、美妙和充滿生命欲望（還有一表現，即少女時對性的欲望旺盛，而中年時與丈夫的性是疲乏的、被動的）。A作為“你”的半身，自然也投射了“你”對少女時代的迷戀和對肉體衰老的厭惡恐懼，少女時代“你”渴望與A相親近，甚至有同性戀的欲望，而中年時卻厭惡A可能“可以掛上好多斤肉”的身體。盡管“你”和A幾十年沒見，“你”卻如此篤定——“你”想象中的A正是“你”潛意識中恐懼和躲避的可能之“自我”，“你”害怕見到認不出的A正是出于對無法受意志控制、無可挽回的衰敗的恐懼和下意識回避。“你”對肉體施以政治般的控制，如同統治者規劃和改造臺北那樣：“你沒有精力再瘋狂，你每天得睡飽九小時，服三種維他命丸和深海魚油和貝塔胡蘿卜素，你且勤于洗澡洗頭，害怕日復一日加深的咸味被人嗅出。”

肉體的衰老意味著一種暴力的成長，并且始終提醒著“你”這種成長在生物性上的不可逆轉，因而與之相同構的舊日臺北之流逝也是不可逆轉的，從而宣告了“你”的反成長之徹底破產。因此，“你”極力抵抗著衰老，無助地不斷追溯著少女時代，建構起某種關于青春的神話：“你無法再如十七歲時一樣，結伴出游外宿數日甚至可以不帶任何行李盥洗用具，你們常常約了在公路局東站或西站見，兩手空空只拿一本詩集或其實讀不懂的叔本華，少少的盤纏塞在牛仔褲臀袋里。奇怪那時好像不用洗臉刷牙，甚至不用洗澡，一覺起來好漢一條，眼睛發亮，口氣清新，如何亂吃都無法長肉。”“比較像曾經的很多個夏天……烈日當空照得你一無所覺，心臟太新，血管夠韌，汗水濕透前胸后背都未有任何異味，那時天人還未五衰……”“你”構建了一個永恒的、凍結的少年時空，在這個近乎神話的青春敘事中，肉體是年輕的、活力的、清潔的，甚至“不用刷牙洗澡”，“沒有任何異味”，是植物性的、精神性的，依托于“文學”和“哲學”，沒有發胖和丑陋的煩惱，“如何亂吃都無法長肉”。青春被構建為一種超生物性的存在，它不受新陳代謝（腐敗）的規律支配。這個時空作為一種屏障，阻斷了“你”與現實社會政治狂熱、商業侵蝕的當代臺北的連接。因此“你”“不能面對必定會留在浴室里的咸味和毛發，當然更沒辦法接受肯定A也已出現的體味，你一定會背對著她睡，夢里也要小心睡著，不可囈語不可亂作夢……A的鼾聲一定變得好大。”“你”極力避免面對衰老之現實，避免打破這種屏障，卻在意識深處對此持續生產著焦慮（因為“你”所建構的少女時代本身就是極易破滅的神話）。

由此，“你”是一個掙扎在自己建構出的矛盾的二元對立結構中的人：一邊是少女時代的記憶/純粹的精神世界/“反成長”（拒絕時間），一邊是現實/肉體的衰老（體味、肥胖、鼾聲等）/不可逆的現實。實際上，這根本就是虛假的二元對立，但“你”并未選擇損毀這個結構，而是試圖在其中找到出路：女兒。

一方面，女兒作為“你”的孩子，是“你”血緣上的延續，情感上的同盟，更可能成為“你”精神的承繼者。當和“你”共享青春的A和“你”與之分享過舊日臺北的丈夫相繼成為陌生的存在，與“你”疏離之后，女兒成為了“你”唯一可以真心相待、可以與之分享舊日臺北與自己童年、少年的對象。然而，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平等的結構。女兒與其說是“你”思想的分享者，不如說是“你”思想的接收者。在孤立無援的境況中，“你”依賴著女兒作為唯一的傾訴對象。“你懊悔非常，為什么會在寶貴的假期選擇與Ａ見面而舍棄女兒？”在這里，“你”已經徹底舍棄了尋覓過去的可能，在持續的焦慮中轉向期待“未來”。

但是，這種“分享”或許只是“你”的一廂情愿。女兒同時也是日漸趨近、即將成為現實的、不可抵抗的未來，她是現代臺北的“原住民”，屬于麥當勞、捷運和消費主義的當下，代表順應時間的“成長”，而這正是“你”所躲避的。“你”和女兒實際上屬于不同的時空/世界，無法構成有效的交流。比如“你”曾試圖帶女兒去尋找自己童年的痕跡，試圖將自己的生命經驗通過空間移植給女兒。然而，現實是殘酷的：“你不知道去過多次迪斯耐樂園的女兒肯不肯跟你來這里，來這個你與她同樣年紀時的樂園，你試著告訴她，在你們幼年的時代里，它真的和迪斯耐樂園一樣好玩，不只如此，你曾經帶她試圖搜尋你小時候住過的村子……”“你帶女兒去你們童年瘋野的山里，吃驚它被連綿的五六幢丑公寓給吞噬到僅剩一小山巔……你站在山丘崗徑上，指著高速公路的涵洞告訴女兒那是你們的埋狗之地。”

朱天心與幼時的女兒

因為物理空間的徹底毀滅（變成了高速公路、公寓、便利店），母親無法向女兒展示她記憶中的一切，女兒面對的是一個被抹除歷史的、全新的城市。對于女兒來說，母親的過去是不可見的、無法理解的，因此“你”無法引導女兒進入那個充滿感官細節的歷史世界，“你”們的經驗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根本不可能相互理解（如破舊的兒童公園——迪士尼樂園），只能在一個中介物（京都，實際上也是“博物館化”了的現代性城市）中達成短暫的“理解”。這種代際經驗的阻斷，使代際間的成長成為不可能。

女兒的時代是商業復制的時代，是麥當勞化的時代，是失去了溫情、人性、獨特性，只有扁平化體驗的時代，“你”焦慮地思考，“屬于女兒的時代，她會記得的，或她會為它的不在而驚慟的，會是什么？會是什么印在她的心版上？”但是，如此厭惡麥當勞化的“你”，在京都時自己卻也躲進了Doutor Coffee（和麥當勞一樣的連鎖咖啡店），看著女兒在圓桌上做功課。在異鄉，這種標準化的空間反而提供了一種匿名的安全感。“你”的“反成長”似乎可以就此宣告失敗——逃離了現代化的臺北，卻無法逃離現代資本主義的空間。

盡管如此，“你”仍然像信徒一樣試圖將自己的經驗嫁接到她身上，“你每次都忍不住立誓，若你家附近也有那么一小片五十年不會改變的杉樹林，那么女兒一輩子在其中終日廝混、不識字、不事生產……你都絕對支持。”這在現代社會絕對是一個癡想，是母親（“你”）將自己的欲望和焦慮投射在女兒身上，將女兒視為自己的延續和欲望達成的載體。為了對抗“成長”（進入社會符號系統、進入生產關系、進入歷史），“你”寧愿女兒成為一個僅僅是“生物性的人”，不識字、不生產，永遠停留在前語言、前社會的自然狀態。這是“你”的“反成長”焦慮推行到極致的念頭。

事實上，女兒不僅無法繼承母親的記憶，甚至她的感官（對城市的體驗）都與母親截然不同，根本無法分擔“你”的焦慮與欲望。而“你”正是看出了這一點，才在微弱地期冀“女兒的時代，必定也有屬于她充滿溫暖回憶的事物了”之后，沉重地悲嘆她不再有“不可取代的記憶”，“當這塊土地沒有了無可取代的東西能夠黏住人民時，人民只能無可奈何而非心甘情愿的留下……”

京都通過嚴格的儀式某種程度上“停滯”了成長，因此它暫時安撫了“你”對時間流逝的恐懼。然而，這種安撫是脆弱的，當女兒（未來/遺忘）不可避免地長大，而“你”（過去/記憶）不可避免地衰老，“你”最終認識到，“下一代”的傳承和成長也不再可能，“你”的“反成長”注定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