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家

文/劉仁翔

一

時至今日，關于性別平等或性別正義的討論，如果想要避免陷入兩性對立的僵局，往往需要系統地反思父權制。作為一種延續數千年的不平等制度，父權制并非簡單地靠損害一切女性來利于一切男性，而是有它本身的揀選“誰算個男人”的標準，這就是通常所說的“男性氣質”（masculinity）。然而，由于父權制所規定的男性氣質遠不像看上去那么“自然”，現實中的人為了符合該標準，不得不活成它所期待的樣子。這個過程從幼年開始持續終身，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對他人和對自己的暴力，而且最終總以失敗收場。盡管如此，許多男性還是通過加入“權力的游戲”而獲得了超出自己所應得的利益、認可和名聲，而這是以系統性地歧視和壓迫女性（以及出于自身或外部原因而未能活出男性氣質的男性）來實現的。

父權制不僅持續存在，在當代似乎還在獲得新的活力，這同人類社會普遍的平等化趨勢是背道而馳的。在網絡空間中，它采取了一些新的形式：在社會上深感無力的男性，借著網絡的匿名化，通過挑釁式的或攻擊性的發言來展演“抗議型男性氣質”。這表明，克服父權制及其所定義的男性氣質，是現時代的男性所面臨的挑戰之一。這同女性主義者對性別平等的爭取既密切相關又有所不同，它涉及的是所謂“男性參與”——更根本地說，是從女性主義出發設想全人類的嶄新文明形態。

法國歷史學家伊凡·雅布隆卡在寫作《革新男性氣質》一書時，心懷的正是這樣的使命感。盡管并非性別研究領域的專家，雅布隆卡還是寫出了一部“大歷史”：從父權制在舊石器時代的建立，到19世紀以來女性為自身的各項權利的不懈抗爭，再到當前世界上各個國家實現（或未實現）性別正義的曲折歷程。這項工作并非只是為了發現和整理史實，而更像是雅布隆卡本人作為一名男性去自我追問和學習的見證。該書的法文原標題直譯的意思是“正義的男人”，這可能是他想要追求的目標。可以說，這本書的出現是一個邀請，要讓讀者在自己身上克服父權制主導下的男性氣質，尋找作為男性而生活的新模式。

具體而言，雅布隆卡并不認為“男性氣質”這個概念本身應當全盤否定。從字面上說，它指的就是雄性的人類個體所展現出的性格特征。這個詞之所以危險，恰恰是因為父權制長久以來壟斷了對男性氣質的定義權，由此產生的形象被雅布隆卡稱作“支配性男性氣質”或“男子氣概”，可能表現為“炫耀型”“自控型”“犧牲型”“不明朗型”等等，近來在女性主義運動的推進下還出現了上面提到的“抗議型”。與此相反，雅布隆卡想要尋求一種非支配性的男性氣質，它表現為追求性別平等和女性解放、維護保障性別正義的制度、懂得尊重、不回避自身的脆弱性等。這么做的理由是，如果我們永遠不去想象男性的一種新形象，許多男性就會傾向于認為性別平等的進程必然威脅到他們的男性身份，讓他們無法繼續“做男人”——畢竟他們迄今為止的男性身份恰恰是建立在性別不平等，即系統性地壓迫和剝削女性的基礎上的。在“做男人意味著什么”這個問題上的想象力匱乏，可能是我們今日每每陷入“性別戰爭”的原因之一。

二

為什么對新的男性形象的想象要求我們克服對“支配”的執著？

雅布隆卡首先考察了世界各地在形成父系社會之初的歷史，提出父權制是一種全球性的社會制度，它以傳統（“自古如此”）、自然（“天經地義”）、實用（“傳宗接代”）的名義，系統性地將女性等同于她在“給予快感、制造孩童、并居家養育他們”這三件事上的功用。在這一系統中，女性總是服務性的、從屬性的，她只有在服從自己被分配的角色的情況下才能被賦予人之為人的尊嚴。對功用的強調，將女性禁錮于家庭生活中，迫使其以利他的模式生活；父權制再贊許這種利他的品德，視之為“母性”或“女德”的核心，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僅從服務性的功用來看待女性的做法。這個不斷強化自身的循環被雅布隆卡稱作“父權環形系統”，女性自出生起就被困在其中。

相應地，父權制主導下的男性氣質之所以展現出“支配”的一面，并不是因為現實中的每一個男性都是對女性頤指氣使的“暴君”，而是因為父權環形系統所蘊含的制度、道德、習俗、審美早已替他的全面支配鋪好了路，以至于他只要去做一名“正常”“普通”的男性，就能夠自動享受種種“性別紅利”，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對此毫無察覺。時至今日，仍有不少男性想當然地覺得自己的性欲理應被滿足（如婚內強奸案例所體現的），“香火”理應被延續（如拐賣婦女案例所體現的），生活理應被照料（兩性在家務勞動上付出的時間仍大大失衡）。

面對這種種深重的不平等，僅僅以普遍人權為出發點來勸說早已在父權制紅利中“躺贏”太久的男性，難免收效甚微。畢竟，平等和正義的價值如果只是脫離了人的切身感受的“大話”，是很難讓人去持續克服自己的懶惰和自己從出生以來就默認享有的特權的。更有甚者，一名踐行這些價值的男性，在父權社會中反而會被嘲笑和排擠；他因為用自己的行為反照出看似“正常”的行事方式的不正常之處，而會被后者誣為“不正常”。這么說并不是要格外去“可憐”已經享有性別紅利的男性，而是意味著如果仍然將人類之中的男性成員當作可以講理、可以說服、可以爭取的群體來看待，而非陷入性別隔離乃至性別滅絕的境地，那么更有效的辦法是揭示出支配性男性氣質傷害的不僅是所有女性和不愿與父權制共謀的男性；它在人格上對那些與父權制共謀的男性的毒害才是最深的。如果不去考察這個毒害的過程，我們甚至無法理解支配性男性氣質中出現的炫耀、自控、犧牲等做法是從何而來的，自然也就無法從內部瓦解它。

三

在《革新男性氣質》的第三部分“男性的缺陷”中，雅布隆卡集中刻畫了支配性男性氣質是如何毒害了那些試圖遵照它而生活的男性。他從“男性自帶的焦慮”入手：

“男人必須不斷證明他是男人。男人總在擔心，害怕自己配不上自己的性別。脆弱是刻在骨子里的，他總是在自我懷疑，唯恐自己達不到應有的高度，所以他才去尋釁滋事，四處賣弄，以犧牲為榮；所有‘壯美的死亡’都是這種焦慮帶來的過度反應。”

這說明，在父權制中，男性的尊嚴也并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需要通過一系列考驗才能取得的特權。換言之，這種制度首先系統性地剝奪所有人（無論性別）的生而為人的尊嚴，然后向男性許諾，只要滿足特定的標準，就能贏回在一開始被默認剝奪的尊嚴。這和資本主義首先讓人陷入普遍貧困、再引誘人通過與之共謀而贏回本應屬于自己的生活的做法如出一轍，只不過這一次是帶著性別的“濾鏡”。如此贏回的尊嚴，一方面給了男性一種成就感，讓他為了勝過了身邊的許多人而不去追問制度本身的問題，只是利用現存的制度往上爬；另一方面，這一成就感又是極其不穩固的，它隨時可能輸掉，可能被搶奪或收回，這就使得男性必須不斷地證明自己“夠男人”。男性的焦慮的根源因而在于，他的尊嚴是通過在一個系統地制造不平等的體制中鉆營而贏得的，因而總是有條件的。沒有人會無條件地把他“當人看”。他總在失去尊嚴的路上，這讓他不能不憂心忡忡。

雅布隆卡指出，男性所面臨的這種危機，并不是因為女性地位的上升而產生的，而是從父權制從建立之初便保障著其運轉的“吸血”機制的表現。男性看似其中的勝利者，實則是被誘惑著自愿充當這臺機器的“燃料”。女性在此不僅是男性為了在特權之梯上向上爬而必須踩著的對象，還是男性在不斷證明自己的男性氣質的過程中避之唯恐不及的形象。吊詭的事情發生了，被分配給女性的氣質，例如善于關懷互助、情感豐富、尊重身體、不免脆弱，如果出現在一名男性身上，反而會成為其恥辱，使之配排除出特權的分配體制。于是，男性為了證明自己“夠男人”，反而要收起自己脆弱的一面，少向別人求助，藏起對別人的關心和自己的情感，鍛煉出鋼鐵般的軀體和意志。

不消說，在這種表面的強力和堅固之下，是男性日復一日對自己施加的暴力，是所謂“對自己狠一點”。這并非因為內心的充實和堅定而散發出的力量感，而是打腫臉充胖子的虛張聲勢，是典型的“外強中干”。對自己施加的暴力讓男性覺得粗暴對待一切事情和所有人是合理的；如果有誰經受不住這樣的暴力，便不配和自己一樣做個人。男孩從小面對的是一套夾雜著羞辱的教育，意圖使之“硬氣起來”，結果卻使他從小將羞辱行為當作常態，以為在社會中不斷給別人造成“微型”羞辱的能力（從攀比財富，到搶占位置，再到言語調戲女性、在公共場所抽煙）是“做男人”的必要環節。這樣，“縱向”施加在男性身上的對尊嚴的剝奪，便以男性不斷“橫向”侵害他人尊嚴收場，父權制由此完成了“再生產”。

不難看出，對男性而言，支配性男性氣質仿佛一紙“與魔鬼的契約”。與之共謀固然可以獲得好處，但代價則是自己作為個體被持續剝削，而且男人彼此之間會不可避免地進入一種對有限尊嚴的競爭關系。父權制恰恰通過剝削男性個體（事實上是剝削所有人），來實現對“男人”這個類型的塑造和不斷強化，而男性在其中越是樂此不疲，這種普遍的剝削就越是無可逃避。最終，雖然父權制就其自身而言并非歷史的必然，而更像是人類在其漫長歷史的某一階段沉迷的一個“小游戲”，但人們卻難以看到它之外的可能性，而是往往將這個“小游戲”當作生活的唯一主題。最可笑的東西于是成了最“吃人”的東西。由此，我們可以理解雅布隆卡的這一結論：“掌權的男人是他自身性別的奴隸。”

究其原因，支配性男性氣質并不尊重每個人具有創造性的生命，不尊重人在最根本層面上的靈魂自由。它以一套相互傾軋的外在等級制，引誘人們爬上那永無止境的階梯，或者安于某個靠剝削他人而維系的位置。由于不能或不愿在男性身上培育內在的價值感，它建立起的是一種靠對人對己的暴力來喂養的男性身份認同。因此，男性在其中的境遇，仍然可以用霍布斯在《利維坦》中那句著名的話來描述：“終其一生都會是孤單、貧窮、卑劣、殘忍和短命的。”不過，與霍布斯所想的不同，這種境遇并不會因為男性在父權制中的共謀，乃至因為國家對暴力的壟斷，就有所改善，因為這只是在暫時的、隨時可能被背叛的聯合和永遠地失去自主權之間去做選擇。

如果一種制度要通過剝削社會成員的生命的方式來使自己延續，那么它首先一定要在根本層面孤立社會中的每個人。孤立無援的、缺乏內在尊嚴的人最經不起不平等分配的權力的誘惑，他們因而會前赴后繼地加入不平等的制度之中，千方百計地將自己和被歧視的群體區分開來，以維護其無比脆弱的尊嚴。父權制如此，種族主義、優績主義和能人至上論也是如此。

四

有鑒于支配性男性氣質的運作方式，我們要如何擺脫父權制的窠臼，如何設想人類文明的一種全新形態？

在第四部分“性別正義”中，雅布隆卡開始暢想“非支配性男性氣質”可能意味著什么。在這方面，我們首先可以借鑒的是整個女性主義傳統——無論是追求兩性在權利上的平等，還是強調兩性的差異、強調女性氣質的文化類型。雅布隆卡細致追溯了女性主義者的斗爭歷程，尤其是呈現了歷史上曾為女性權利而斗爭的男性。與其說這是為了“搶功”（支配性男性氣質的表現），不如說是為了例證：男性可以、并且應當成為女性主義者，因為此處的“女性主義”指的不是父權制的不平等權力結構的簡單倒轉，而是借助受到的壓迫遠為深重的女性的視角，來反思乃至克服那培育了男性自己，甚至讓男性定義了自己“是誰”的那種不公正。

這注定是一項艱難的使命，男性在其中會不斷陷入“自己反對自己”的境地，并且很難在任何一刻確定地知道自己已經找到了出路。但是，這種追尋本身就是重新建立內在價值和尊嚴的過程。

就《革新男性氣質》一書而言，目前能夠給出的具體建議仍然非常初步，甚至顯得有些太過天真。但是，一些基本的原則是能夠確立的。比如，總的說來，民主制度比起政治的或宗教的威權制度更有助于培育“正義的男人”，因為前者容許男人作為社會的平等一員、作為“自己”，而非作為某個被賦予了特權的角色，來參與對如何共同生活的決定。它能夠減少男性那種對外怯懦而不敢爭取正當權利、對內專斷而不講道理的“窩里橫”現象。在民主制度中可能（但并不必然）實現康德所說的“將每個人同時當作目的本身，而不僅僅當作手段”，從而避免僅從其“功用”看待女性，也避免按照符合支配性男性氣質的程度來給男性分配特權。

再比如，要讓男人重新投入彼此關懷和幫助的人間生活，學習平等的親密關系，誠實和大方地面對自己的身體和情感的多樣性，尤其是不刻意回避自己的脆弱之處。正視自身的本質性脆弱，恰恰是人性的表現；這么做不是為了賺取更多的同情，而是為了在明確行動的界限的前提下看到自己真正能做和應當做的事情。人所獨有的“偉大”，不在于“孤膽英雄”式的犧牲，而在于能夠在彼此照應的群體性堅韌中平息、“包裹”或在生命的意義上超出所遇到的各自災難。在這方面，男性應當向女性學習，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將女性的角色再次固定下來，而是意味著只要女性作為一個群體還在遭受壓迫，她們所展現出的性格就更適合用來作為想象未來社會的參照點，而“女性氣質”本身是流動而非固定的。如此導向的是所謂“人人關懷”或“為了全部人的女性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