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前幾天回了趟楠溪江畔的老家，特意起了個大早，想去村前一公里外的江邊走走。
那是個陰天，江面上籠著薄薄一層霧氣，空氣里有股水草漚過的潮腥味兒，悶悶的，吸進鼻子就覺得濕漉漉。
記憶里，這個時節的楠溪江不該這么安靜。
綠頭鴨、斑嘴鴨——我們那兒都管叫野鴨——春天是要往北飛的，可總有那么幾群不肯走，就賴在這一帶過夏。每天天還沒大亮，霧氣也沒散透，蘆葦蕩里頭就會撲棱棱躥出一群來，翅膀擦著水面劃過去，濺起的水珠子亮晶晶的，在晨光里一閃一閃。
可那天不對勁。
我在江堤上來回溜達了快一個鐘頭，耳朵里只灌進去幾聲零落的啼叫，隔老遠傳來，斷斷續續的，跟斷了線的珠子似的，滾進空蕩蕩的江面就沒動靜了。我站在那兒愣了半晌，忽然覺著，有些聲音正從這片水面上一點一點漏走，像沙漏里的細沙，攥都攥不住。
江邊泊著幾條舊木船，船頭堆著些我叫不上名堂的鐵夾子和網兜。
聽村里上了歲數的人念叨，這幾年野鴨行情好，一只長得周正能賣好幾百。有人就動了歪心思，在水面上拉電網，往灘涂上撒拌了藥的谷子，還有更狠的，趁著鳥群遷徙那幾個月，在江面上扯起幾百米長的透明細網。野鴨飛過來一頭撞上去，撲騰得越兇纏得越死，等收網的劃船過來拽起來，羽毛底下身子早就涼透了，硬邦邦的。
我不是學生物的，也說不上來那些大道理。
但有件事我越想越后怕：最先被盯上的，總是那些個頭最大、毛色最亮堂的公鴨。打獵的人眼里那是“上等貨”，可在鴨群里頭，那是最值錢的繁衍本錢。把這些壯實的全端走了，剩下些病病歪歪的、毛色灰暗的——這跟自個兒往糧倉里撒耗子藥有啥兩樣？往后碰上倒春寒、鬧個禽流感什么的，那點子殘兵敗將扛得住？
再往深里說，我擔心的不光是野鴨子，是整條江的命。
野鴨在楠溪江不是打一竿子就走的外來客。它們鉆進水里拱泥沙，水底下透進光來，水草才能扎住根；它們貪吃那些水蟲子，小魚苗才不至于被啃得精光；它們屙下的糞便又肥了水里頭那些肉眼看不見的浮游生物。這一環搭一環的，像過去村里人織漁網，一根線牽著一根線。
如今這網被人硬生生撕了個口子，誰說得準下一個斷的是哪一處？指不定哪天藻類就瘋成綠糊糊一片，指不定哪樣魚就悄悄沒了影，又指不定——整條江看著還在流，里頭的那股子活氣兒，早就跟斷了線的風箏似的，晃晃悠悠，沒了依傍。
老輩人早就把話撂下了：天上飛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逮得太狠準斷種。
楠溪江的香魚，早年間江里頭還有的黿，還有那些叫不上名字的螺螄蚌殼，哪個不是從“多得很”變成“好不容易碰上一回”，再變成“聽上輩人說以前有過”？
人跟自然伸手討東西，從來都是先“嘗嘗鮮”，再“多撈點”，等到兩手空空了才拍大腿。這當口上，咱缺的不是誰扯著嗓子喊“別打了”，缺的是真真切切疼那么一回。
好在現在伸手還來得及。
前些天聽人說，縣里加了人手沿江巡，岸邊也立了幾塊鐵皮牌子，紅底白字寫著“保護候鳥，人人有責”。話是土了點，可有人管，總好過沒人問。
但我琢磨著，光靠罰款抓人頂不了大用。什么時候村里的大爺不再念叨“打兩只鴨子燉個湯”，什么時候進城的年輕人能指著天上飛過的野鴨跟孩子講“看，那是咱楠溪江的客人”——到那天，野鴨才算真安全了。
臨走了，日頭已經升到頭頂，霧氣散得干干凈凈。
我又在堤上杵了一會兒，總算聽見遠處傳來幾聲鴨叫，比大清早那陣響亮些，脆生生的。我情愿信那是去年飛走的那撥又回來了，領著今年剛出殼的小崽兒，在這片它們祖輩待過的水面上，重新亮了一亮嗓子。
可往回走的路上，我心里頭還是犯嘀咕：這樣的動靜，還能在楠溪江上頭響多少年？十年？二十年？等我家孩子長大了，是不是只能從手機相冊和短視頻里頭，去認這種當年尋常到沒人多看一眼的水鳥？
答案不在我這兒。
在每一個把手伸向江面的人那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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