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誓師叛明，隨后出兵襲占撫順、清河等地。大為震怒的明廷于同月委任兵部左侍郎楊鎬為經略，左右大明命運的“遼事”大幕也就此拉開。

此時，明廷上下還沒有“遼人守遼土”一說。

原因很簡單，明廷的目的是征剿女真、犁庭掃穴，乃至“絕其種類”。別說與“守”相去甚遠，此時也無人敢放言議守。此外，努爾哈赤敢叛亂并弄出這么大聲勢，朝廷也很清楚單靠“遼人（遼鎮）”是搞不定的。

所以出征薩爾滸的明軍主力，全為來自關內各鎮的客軍。薩爾滸之戰后，相關情況也沒什么變化。除了時間不允許明廷在遼東就地招募和訓練出一支軍隊外，新任遼東經略也非常不信任“遼人”。

況遼人浸染胡俗，氣習相類。賊殺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則怨不絕口。賊遣為奸細，輸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雖臣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動。
《遼左大勢久去疏》

在熊廷弼眼里，朝廷和遼東都司多年的惡政（例如“高淮亂遼”），不僅將遼鎮嚯嚯地虛弱不堪，也把遼民推到敵人那邊去了。真靠他們別說復遼，遼東只會完蛋地更快。但朝廷很快就意識到一個新問題，太費錢了。

從萬歷四十六年閏四月到泰昌元年十月（神宗駕崩次月）的兩年半里，朝廷（不含地方協濟）向遼東投入白銀1993.256萬兩。而這三個年度對應的遼餉分別為200萬兩、400萬兩和520萬兩，簡而言之朝廷入不敷出。

沉重的財政壓力，迫使明廷將目光轉向調派客軍的費用支出上。

明廷調各鎮明軍出征，除了要承擔作戰期間的糧餉外，還有諸如“安家銀、衣裝銀、行糧、器械銀、（將領）廩餼心紅銀、車船銀、腳價銀”等等額外支出。這些費用高不高，可以參考戶部記錄的一個實例。

崇禎三年十二月，明廷復調浙兵北上（補薊鎮），其中將官84人、兵4908人。安家銀共發36225兩、衣裝器械銀共發8192兩、車船銀2631.3兩、腳價銀15443.3兩、廩餼心紅和行糧共計15053兩、將官買馬以及祭祀等銀2810.45兩 …… （數據來源《度支奏議·新餉司·覆浙江援兵支費行糧安家等項疏》）

五花八門的費用讓戶部吐槽，“豈平昔無事，儼然列伍者裸體空拳，至啟行而始整頓乎”。而總計94600兩的金額，也相當于這五千兵馬一年的軍餉（按每月1.5兩算），朝廷不可能不起“就地招募”的念頭。

最初朝廷也沒有要求全面征募遼人，只是希望經略熊廷弼盡量縮減兵額和就地募兵訓練，來降低朝廷和地方的支出壓力。但熊廷弼在這個問題上并不愿意妥協，所以相關構想基本還是留在紙面上。

注：關內各鎮也不愿意援遼，因為外調后本鎮的防御壓力只會更大，還得另外花錢募兵以補不足。但找朝廷要錢是很難的事，所以各鎮在援軍滿編以及優選精壯上普遍動力不足。為這事熊廷弼也把各鎮封疆給罵了個遍。

真正把“遼人守遼土”推廣給明廷的人是努爾哈赤。

遼沈、廣寧戰役的慘敗，不僅讓明廷上下開始懼怕后金，對遼事的態度也向“先固守確保關門”轉變。同時后金的戰略也在變化，由攻略大明轉變為主攻蒙古諸部，即主動給了明廷就地招募訓練軍隊的空間和時間。

所以“柳河之敗”以及孫承宗下崗后，激進的主戰聲音越來越少，“遼人守遼土”不僅盛行朝堂，也正式獲得中樞和皇帝的同意（孫承宗出任遼督后就開始編練遼軍并降低關外客軍的占比）。而且遼人守遼土，還有個先天優勢“屯田”。

明朝推行“軍衛屯田制”，各鎮明軍日常在駐地屯田自養。雖然隨著軍屯制度的潰壞，各鎮越來越依靠朝廷（京運年例銀），但屯田收入并沒有歸零。因此只要能屯田，朝廷多少都能降低一些糧餉的支出壓力。

袁崇煥在“平臺召對”時，承諾在不大規模裁軍的情況下將遼餉用度由584萬兩逐步降到480萬兩（第一年實際降到513萬兩），其依仗之一就是擴大遼人、遼軍屯田的基數。

注：歷年遼餉的主要支出都是軍餉、糧餉（包含糧食、草豆的運費和耗羨），修筑堡壘、城池的直接花銷并沒有一些朋友想象的那般大，因為明廷主要以軍役（駐軍閑時出勞役）來完成這些工事。

既然明廷因財政壓力愿意接受“遼人守遼土”，為何不主動縮短防線比如退至寧遠或山海關，進一步降低遼事支出呢（至少可以降低糧草運費）？其主要原因在于，明朝已推行差不多兩百年的御邊戰略。

土木之變后，大明就由之前“重兵居中（京師）馭外”的進攻性防御，轉變為沿邊墻在各要點修筑堡壘群固守的被動防御。通常所說的九邊重鎮，就是在此戰略下形成的十來處由“墩、堡、衛所城、路城、鎮城”構成的多級防御區。

在這種防御體系和戰略下，若北虜入寇，明軍可通過入駐不同的堡壘城池，實現降低損失、遲滯敵軍、路徑堵截乃至包圍。而且這種戰略也很適配明軍的制度性“殘缺” – 軍隊組織嚴重割裂。

當有警訊時，就算某部明軍聯系不上督撫或無法同友軍協作，也可以依托已有堡壘，保存自己和壓縮敵軍活動空間，為主力逼退或圍殲敵人創造條件。嘉靖十九年三邊總制劉天和，以三萬明軍擊敗五萬蒙寇的花馬池伏擊，就是這種戰略的典范。

所以防線無論是設在錦州，還是寧遠、山海關，都不是單守一城或一關，而是需要構建出一個堡壘群以及具備一定深度的防御區，因此后撤也不是想象的那般便宜。

比如主張退守山海關的王在晉上報其戰略第一階段（八里鋪防線），除了工事預算，在山海關之外還需增兵8萬、糧餉220萬兩。如果再算上關上守軍和關內的后備，那費用還得翻番。

最后，“退守”對于明廷，除了老生常談的煌煌天朝豈可棄土并向蠻夷示弱的面子問題，還需考慮中樞和皇帝的信心。

薩爾滸之戰，大明歷時大半年匯集九邊近十萬精銳，結果一敗涂地；

沈陽之戰時，不僅城內有四萬守軍，外圍還有三萬多援軍，結果不足兩天時間內沈陽丟了，外圍援軍的精銳也被消滅殆盡；

到遼陽之戰，近五萬人據守的堅城，三天不到就被攻占；

廣寧之戰時，高喊“以六萬眾一舉蕩平”的明軍精銳們，半天崩盤；

雖然上面這些戰斗各有指揮不暢、統帥無能、將領妄動、軍隊腐化、內奸作祟等等的負面因素，但誰又能保證退守山海關后就沒這些問題了？如果山海關也如遼沈、廣寧一樣迅速完蛋，明廷和皇帝當何處？

因此對于他們來說，防線前移至少能多一個容錯機會，畢竟“天子守國門”不是他們的口號和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