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聚焦移民、父權制和女性韌性的電影,正在卡羅維發利電影節主競賽單元亮相。塞浦路斯導演托尼亞·米希亞莉帶著第二部長片《我背后的獅子》,講了一個關于“兩種活法”的故事。
片子追隨兩條線索:一條是塞內加爾移民瑪麗亞瑪,在塞浦路斯面臨有限的工作機會和種族歧視,卻活得近乎喜悅;另一條是在移民中心工作的斯特拉,刻薄又憤世嫉俗,正努力奪回小女兒的撫養權。當這兩個女人相遇,斯特拉開始把瑪麗亞瑪也當作女兒對待,一段超越血緣的關系悄然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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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沒有急著交代前史,而是像剝洋蔥一樣慢慢釋放人物的背景——兩個被父權社會使用和傷害的女人,但都不是受害者的單調面孔。有意思的是,她對男性角色的塑造同樣講究,不搞對立,不喊口號,只是把完整的人放進畫面里。
“我們被迫逃離家園,那時我只有1歲,記不清什么,但那種被趕出家門的感覺、那種‘難民’的苦澀,我們家背了這么多年。”米希亞莉1974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時成為難民,這個童年創傷是她想拍難民故事的起點。但真正觸動她的,是后來在塞浦路斯遇到的那些非洲女性尋求庇護者。“她們總是積極地看待生活,對能走到今天這一步心懷感激。她們不把困難當困難,特別有韌勁。”于是她決定把這兩種故事擰在一起——一個被苦難浸泡卻變得刻薄的本土女人,和一個被歧視包圍卻選擇快樂的非洲女人。
說到底,這還是一封寫給母女關系的信。“我有個十幾歲的女兒——動筆寫劇本那會兒她還是個少女。我想寫母女之間那種復雜的東西,它很特別,但同時也特別復雜。”銀幕上的斯特拉在爭奪女兒撫養權的同時,也在瑪麗亞瑪身上投射了母性。兩條原本平行的敘事線,每次相遇就疊加一層關系,越織越密,直到分不清誰是施予者,誰是接收者。米希亞莉說自己作為女性電影人,每天都在目睹和經歷這種不被信任、不被尊重的處境,但她鏡頭里的女人們就是不肯倒下——這大概是她最固執的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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