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的香港樂壇，與前二十年相比多少有些平淡。在臺灣地區國語流行音樂大放異彩、歐西流行曲大行其道的背景下，香港流行音樂，尤其是國語歌曲的創作水平和市場份額都大不如前；而與1980-1990年代香港樂壇的盛況相比，1970年代的香港流行音樂更難以相提并論。但潛藏在這種平淡之下的，則是整個流行文化生產機制的轉變。人口的世代更替、階層流動以及電視這一新的傳播媒介誕生等線索，成為引發機制轉變的因緣。一個需要強調的事實是：1980-1990年代香港流行音樂的重要人物，大部分是在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出道的。1970年代初甚至更早形成的一些流行文化生產機制，影響了此后香港樂壇的諸多“游戲規則”。

“小調歌后”奚秀蘭是首批登上春晚舞臺的香港藝人之一，也是1980-1990年代在大陸最活躍的香港藝人之一，可謂蜚聲海內。但關于奚秀蘭登上春晚前的故事，內地觀眾卻大多不甚明了。正式出道于1967年的奚秀蘭曾受訓于藝人培訓班、參加過歌唱比賽、當過電視明星。從1971年獲評“《華僑晚報》十大歌星”開始，奚秀蘭七度蟬聯這一當年香港最具影響力的歌星獎項。奚秀蘭在1960-1970年代的經歷，足以作為當年香港流行文化生產機制的切口。

柳暗花明出道路

1950年，奚秀蘭出生在安徽全椒，她的父親奚嘉敖原在上海經商，當時已準備動身南下到香港。據奚秀蘭自述，當年父母準備離鄉時，她只有一個月大，家人因此決定將她留在家鄉，這一留便是十二年。1962年，奚秀蘭終于來到香港與父母團聚。

奚秀蘭到香港的數年間，正是香港電視行業蓬勃發展的年代。1963年，麗的電視創辦中文電視臺，并開始在本地制作中文節目。為此，麗的聘請原電懋總經理鐘啟文擔任總監。躊躇滿志的鐘啟文大刀闊斧引進人才，創辦新節目，其后更于1966年創辦第一屆電視藝員培訓班，邀請著名電影導演卜萬蒼主持其事。看到麗的電視的招募廣告，當時尚在讀書的奚秀蘭決定報名參加。招考四十人的訓練班，竟有一千二百余人報名。為此，訓練班分別舉行初試與復試以篩選學員。奚秀蘭脫穎而出，成功入圍。

在戰后香港電影業的蓬勃浪潮中，五花八門的藝員訓練班如雨后春筍涌現。由于藝員訓練班成為一條閃亮的上升路徑，不少年輕人都想通過培訓班成為明星，一夜成名，過上名流的生活。舉例而言，國語電影明星、“曼波女郎”葛蘭由泰山影業公司訓練班培養，粵語長片著名的熒幕情侶嘉玲和謝賢，則出身嶺光公司的演員訓練班，但這些訓練班都是不定期舉行的。1961年邵氏影業南國實驗劇團的成立，則標志著明星培訓機制走向成熟。報考南國實驗劇團者需要經過一年培訓才能畢業，其中佼佼者與邵氏簽訂長約。1960年代邵氏新培養的電影明星，大多循此路徑成長。

藝員訓練班不是新鮮事物，但電視和電影畢竟不能視同一律，這個培訓班究竟要培訓什么樣的電視人才，又應如何培養呢？鐘啟文、卜萬蒼都出身于電影行業，尤其是卜萬蒼，在上海發掘出阮玲玉這塊美玉，在香港又能培養“泰山七姊妹”，培養明星是有經驗的。奚秀蘭自己提到，這個培訓班是歌唱、舞蹈、表演都有涉及，而當時的導師之一梁舜燕則回憶，她曾教授的科目有儀態、美容、司儀、主持等等。由此觀之，麗的所培養的不僅是只負責拍戲的演員，而是能承擔各種節目、各種崗位的多面手，這也與卜萬蒼對電影藝員的培訓手法一脈相承。

藝員訓練班的師生在日間各有事務，因而采取的是夜校形式。同時，訓練班的考核也相當殘酷，在一年的時間內，每三個月便會有一次考試，每次篩選一批人，到最后只留下12個人。奚秀蘭當時白天上學，晚上參加訓練班，一路過關斬將，成為拿到畢業證書的12個人之一。回憶當年情景，奚秀蘭的同學汪明荃曾說，奚秀蘭的音色漂亮，是音樂老師鮑培莉最喜愛的學生，她的音樂天賦早在此時已經顯露。

然而，以為能就此邁進演藝圈的奚秀蘭，收到的不是麗的電視的藝員合約，而是不獲錄用的通知。訓練班的主持者卜萬蒼與奚秀蘭的父親在1930年代的上海便已認識，但卜萬蒼對于奚秀蘭不獲錄取一事也無能為力。據說，麗的電視的某位老板不喜歡高個子的女生，故而不能錄取奚秀蘭。藝員的選拔，從參與者的視角來看是一個相當主觀的過程，但奚秀蘭畢業而不獲錄用，卜萬蒼為此而請辭藝員培訓班的工作，此事背后或許是另有隱情。無論如何，電視藝員培訓班給奚秀蘭打下的基礎，是她成為電視明星的一段前史。

據奚秀蘭所說，電視訓練班結業時，卜萬蒼曾勸奚秀蘭繼續讀書，另做打算。但到1967年，香港時局已屆風雨飄搖之際，奚秀蘭的父母無力再供養她繼續讀書，此時，奚秀蘭的姐姐鼓勵她參加星島晚報主辦的業余歌唱大賽，最終她一舉奪冠，也就此一夜成名。但有趣的是，翻看當年資料，參加藝員訓練班和業余歌唱大賽，其實并不能說得上有何先后關系，事緣在1964年舉辦的第五屆業余歌唱大賽，奚秀蘭已憑一首《小小羊兒要回家》殺入決賽，與后來的另一位紅歌星劉鳳屏同臺競技，可惜兩人均與前三名無緣。

事隔多年，已經功成名就的奚秀蘭回顧當年經歷，一些不太重要的片段被篩出敘述脈絡并不奇怪。不過，拾獲這些片段，更能讓我們辨別當年那些真真假假的傳聞：有傳聞奚秀蘭的家庭十分不贊同她加入娛樂圈，父親甚至為奚秀蘭瞞著家里參加歌唱比賽而打了她一巴掌。但從奚秀蘭先后兩次參加歌唱比賽，又整整一年受訓麗的電視的經歷來看，沒有家庭支持，很難設想奚秀蘭可以反復尋求進入娛樂圈的路徑，這些傳聞自然是站不住腳的。

1970年代，香港流行樂壇有“三朵花”之稱，分別是徐小鳳、劉鳳屏與奚秀蘭，其中徐小鳳在1965年以“香港之鶯”歌唱比賽冠軍出道；劉鳳屏三度參加業余歌唱大賽，最終在第六屆奪得冠軍；奚秀蘭則是業余歌唱大賽第八屆的冠軍。可以說，參加歌唱比賽并奪得冠軍，是當年香港歌星出道的絕佳機會。和我們曾經提到過的校際歌唱比賽相比，業余歌唱大賽由星島日報主辦，是一種商業行為，本就希望增加曝光率，獲得廣告收入；隨著電臺、電視等視聽媒介的普及，歌唱比賽成為一項受眾廣泛的娛樂節目，獲得冠軍的表演者，表演過程能夠被當時的觀眾所記憶，其中的一些片段甚至會被抽象為一個音樂人的標簽。

奚秀蘭參加的這場比賽于香港大會堂舉辦，又被香港電臺十四臺實況轉播，全港聽眾都能聽到她的歌聲。憑借一首《綠島小夜曲》，奚秀蘭奪得冠軍。后來奚秀蘭在《歡樂今宵》演出時，還有觀眾寫信到電視臺，提出“她的歌聲悅耳動聽、婉轉感人，有如黃鶯出谷似的，不愧為一個業余歌唱冠軍家。最美中不足就是我不能親眼看姐姐比賽情形，希望姐姐在《歡樂今宵》中再唱一次《綠島小夜曲》便好了”。奚秀蘭并不是唯一一個在比賽中演唱《綠島小夜曲》的，確切地說，在數千人的報名者中，竟有六十余人以這首歌參賽，但唯獨是奚秀蘭的《綠島小夜曲》奪得冠軍，人們便只會曉得奚秀蘭的《綠島小夜曲》。明星的根本在于其“明”，知名度關系著職業生涯的成敗；而知名度的本質，在于觀眾能否對明星建立起記憶，《綠島小夜曲》正是奚秀蘭出道時最重要的記憶點。

1979年的《奚秀蘭小調歌集》，其中有《綠島小夜曲》，《綠島小夜曲》翻唱版本甚多，奚秀蘭演唱時融入了民歌的技巧，咬字發音的細節多有雕琢裝飾，使人有絢麗而不失真摯之感

因緣際會在《今宵》

說來也是因緣際會，奚秀蘭奪冠之時，正是無線電視開臺醞釀之際。無線電視向奚秀蘭伸出橄欖枝，接過邀請的奚秀蘭加盟無線，成為《歡樂今宵》的第一代班底。據說，當年無線電視監制蔡和平邀請奚秀蘭加盟時，最開始只是想借重奚秀蘭的冠軍名氣，請她獻唱；后來得知奚秀蘭曾在麗的受訓，立刻決定與奚秀蘭簽下三年合約。兜兜轉轉，麗的電視培養的奚秀蘭，最終還是來到了電視熒幕前。

《歡樂今宵》這個無線“鎮臺之寶”般的綜藝節目，是蔡和平在無線電視總經理Colin Bednall的支持下創辦的。蔡和平用五個月時間觀察香港人的娛樂習慣，又借鑒了當年Colin Bednall在澳洲創辦的電視節目《In Melbourne Tonight》，最終形成了《歡樂今宵》的節目構思。蔡和平認為市民亟需一個“happy variety show”。為了娛樂大眾，《歡樂今宵》這個節目中，唱歌、跳舞、雜技、諧劇、訪談等等一應俱全，力求讓人耳目一新。而且，在技術條件限制之下，《歡樂今宵》全程現場直播，連廣告也由藝員現場表演。《歡樂今宵》的這種表演模式，對演員提出了頗高的要求。奚秀蘭既需要演諧劇、又要唱歌跳舞、有時還要播報廣告，壓力著實不小。

1968年的《歡樂今宵》宣傳品，從左到右分別為杜平、森森、沈殿霞、梁醒波、潘迪華、奚秀蘭、陳齊頌、鄭君綿，當年的幾位主持人中，惟有奚秀蘭是藝壇新丁

《歡樂今宵》的主持人背景各不相同，但主持以粵語為主，粵語不標準的幾位主持人，往往成為梁醒波等人捉弄的對象。一次，奚秀蘭在節目中演諧劇，將“成家立室”說成“成家垃圾”，引得觀眾捧腹大笑。多年后，主持之一的鄭君綿向奚秀蘭透露，原來當年《歡樂今宵》劇組有一個“公開的秘密”——不能讓奚秀蘭學到標準的粵語，否則編劇“度橋”（構思情節?）便會大受影響。這些在今天看來并不政治正確的節目效果，有著特殊的時代背景。當香港文化逐漸吸收并拋離上海灘的遺風流韻，發展出自己的性格時，對上海的戲謔與調侃既是文化上的爭鋒，也是一種別樣的融合。爭鋒與融合的背后，又是戰后香港本地中產階級的崛起，以及上海移民群體的代際交替和本地化等社會結構的種種變化。

潘迪華、沈殿霞兩人生長于上海，是貨真價實的“上海婆”；而奚秀蘭本來不是上海人，卻同樣被愛起綽號的梁醒波笑稱為“上海婆”。對于觀眾來說，奚秀蘭“半咸淡”的粵語和“上海婆”的綽號不只是趣聞，更是歌聲以外一種特殊的記憶點。雖然奚秀蘭此后的粵語流利得多，但這個標簽卻始終留在香港人的印象中。

之所以要用如此多的篇幅來談及《歡樂今宵》與奚秀蘭的關系，不僅是因為《歡樂今宵》成就了奚秀蘭，更是因為從她開始，電視節目成為香港歌星揚名的新路徑。在香港，奚秀蘭是第一個因電視而成名的歌手，她的成功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對比上一個世代的歌星，“演”和“唱”并不是必然綁定的，觀眾接觸到歌星作品的媒介無非是唱片、電臺或電影插曲以及各種商業或公益性質的演出。像活躍于1960年代的另一位小調歌后劉韻，甚至基本不參加夜總會演出，但這也無損于她的知名度。但當電視在傳播上的威力顯現，登上《歡樂今宵》的舞臺，成為歌星出名不能繞開的一步。也正是因為搶得先機，無線電視得以成就后來二三十年間在造星機制中無可撼動的地位。

《歡樂今宵》取得的成功，讓奚秀蘭成為全港市民熟悉的歌星；但在《歡樂今宵》劇組及無線電視的眼中，奚秀蘭仍然是處于弱勢的小字輩。1970年奚秀蘭轉投麗的電視，主持《秀蘭歌聲處處聞》，其中有不少或直接或間接的原因，但根本上來說，是這種錯位的結果。奚秀蘭自述，《秀蘭歌聲處處聞》這個節目主要由她自己經營，播出后取得了巨大成功，許多廣告商紛紛投放廣告；而根據1973年的調查，《秀蘭歌聲處處聞》是麗的電視收視第三的節目。雖然1970年代后麗的電視的節目收視率已遠不及無線電視，但節目收視率的成敗姑且不論，《秀蘭歌聲處處聞》給奚秀蘭帶來了時間上的自由，讓她得以將更多時間放在歌唱事業上。正如當年報紙所評論的那樣，“做歌星最好先做電視藝員，給人認識的機會多，一旦當上了歌星，很快會紅遍半邊天”。《歡樂今宵》帶來的流量，在1970年代轉化成奚秀蘭大紅大紫的基礎。

《秀蘭歌聲處處聞》的兩位主持奚秀蘭與夏春秋

寶島風中辟蹊徑

今天在談到奚秀蘭的歌唱事業時，諸如“民歌皇后”“小調歌后”“香港劉三姐”之類的桂冠可謂不少，但這些稱號似乎在當時的香港并不流行。更何況，這些稱呼不獨屬于奚秀蘭一人，如以往的劉韻、同輩的鄧麗君、后來的蔡幸娟、陳松伶等人，都獲得過“小調歌后”的稱號。回看當年的報刊，對奚秀蘭的稱呼從“高妹”“竹篙美人”，到后來的“長人歌后”，大抵是針對奚秀蘭身材而非歌聲的標簽，作為一個電視藝員，這并不讓人意外。但無論稱呼上的先后差別如何，奚秀蘭確乎是名實相符，在歌藝上、人氣上都當得起“歌后”這頂桂冠。

出道之初的奚秀蘭，尚沒有太明顯的歌唱風格。1969年的報道說奚秀蘭“擔任歌唱時代曲或歐西歌曲，間中穿起古裝演唱”；而1970年奚秀蘭到新加坡演唱，廣告說她“演唱時代曲與小調在香港享有盛名”。不過奚秀蘭很快就將小調確立為自己的風格，如1971年的廣告所述，“奚小姐的歌路，風格是屬于新潮派，可是廣大的聽眾卻喜歡她的民歌小調，演唱者咬字清晰，能把歌曲的意境表達出來，歌聲成熟，猶如出谷黃鶯”。奚秀蘭的音色清亮、音域寬廣，天資本就不差。早期的奚秀蘭還有幾分稚嫩，滑音、顫音等技術的運用還顯得夸張，這或許是對臺灣歌星演唱風格的模仿。但經過幾年舞臺表演的奚秀蘭，對歌曲情緒的把握更達到收放自如的地步，這種進步是能從她數年間的唱片錄音中看到的。

但與這種進步相對比，奚秀蘭所灌錄的一系列唱片，尤其是麗風時代的唱片，卻不能凸顯出她的演唱風格。如1969年的《偷心的人》和《媽媽送我一把吉他》，有《東山一把青》《好家庭》這類1950、1960年代香港的時代曲，更多的則是當時臺灣歌壇創作的歌曲，像專輯同名的《偷心的人》《媽媽送我一把吉他》都是莊奴與古月的作品。此外，其中尚有一些原創歌曲，但未署明詞曲作者，質量也等而下之。

奚秀蘭的第一張專輯《偷心的人》

奚秀蘭所簽約的麗風唱片公司，在1960年代從馬來西亞北上港臺，并在1970年代成長為主力唱片公司之一。不僅如此，麗風唱片曾投資羅致臺灣眾多巨星的海山唱片，并因此取得一批臺灣歌曲在香港的翻唱權利。這也是奚秀蘭大量翻唱臺灣歌曲的契機。不僅如此，奚秀蘭在麗風唱片時代的編曲也如當年的臺灣流行樂一般，以電子琴作為基本配樂，強調節奏感和力度。就以奚秀蘭的名曲之一《九個郎》為例，1960年代末，美亞唱片的霜華、百代唱片的劉韻和麗風唱片的奚秀蘭分別演唱，霜華版的伴奏笛聲清脆，給人身處江南煙雨之感；劉韻版的伴奏華麗，是百代一貫的夜總會音樂風格；奚秀蘭版本的電子配樂則多少給人格格不入之感。

對于這段在麗風唱片的歷史，奚秀蘭其實多少有些遺憾。1980年接受采訪時，奚秀蘭曾如是說：

從我灌第一張唱片到現在，我不只在歌路上感覺有所改變，在經驗上給我更多的體會，即不但是怎樣去唱歌，更主要的是唱片公司是不是特別珍惜歌唱者。這一點，我很感謝風行唱片公司鐘錦沛老板，他非常深入細微地培養我，使我唱出應有的水準，消除了以往觀眾對我的不良印象。是的，我以前一樣有唱時代曲，小調與民間歌曲。但和現在的有很大的不同，這其中的原因很多很多，最重要的是曲要適合自己，此外，編曲方面也很重要，必須要對歌唱者的聲線有所認識，在多方面的配合下，才可以灌出一張比較滿意的唱片。

奚秀蘭的這一段話，是對風行唱片的肯定，也是對麗風時期的反思。麗風唱片對奚秀蘭的選曲、編曲都未能體現出奚秀蘭的歌唱特點，盡管奚秀蘭擅于小調，麗風卻一再將情緒奔放、風格大開大合的臺灣歌曲塞給奚秀蘭，讓她一味追隨潮流。不容否認的是，這種大雜燴式的唱片策略在唱片公司的角度能帶來成功，但表演者的獨特性卻被抹殺。這種狀況要到1975年奚秀蘭加盟風行唱片后才有所改觀，當年推出的專輯《秀蘭歌聲處處聞》就是以民歌小調為主打的。

《秀蘭歌聲處處聞》的封面與封底，封底上雖寫著“民歌小調”，但專輯中仍有幾首時代曲

1970年代港臺流行音樂的“攻守易勢”是全方位的，不管是臺前的歌手，還是幕后的詞曲創作及編曲配樂，臺灣流行音樂都對香港音樂市場，尤其對百代等香港老牌唱片公司產生極大影響。通過招攬新人歌手并大量翻唱老歌和臺灣歌曲，麗風迅速把握了香港樂壇的潮流。百代公司雖然在香港有從詞曲創作到發行的完整生態，卻終于因顯露老態而節節敗退。可以說，麗風的崛起，固然是世代交替，但更是港臺流行音樂競爭的結果。

鉛華洗去別歌臺

不管是由于臺灣流行音樂的強勢，還是由于香港自身創作隊伍的老化，1970年代香港國語歌星始終沒有辦法像他們的前輩一樣，留下一些屬于自己的金曲。面對著職業上的天花板，1970年代中葉起，甄秀儀、劉鳳屏、徐小鳳幾位歌后相繼轉向粵語流行音樂，唯獨留下奚秀蘭一人堅守。

從1975年《秀蘭歌聲處處聞》發行后的四年，奚秀蘭未再灌錄大碟。究其原因，香港本地國語唱片市場受臺灣影響固然是大背景，但就奚秀蘭來說，面對著繁忙的日程，她確實已沒有時間再灌錄唱片：

她現時在電視要主持“星聲笑”，其中包括司儀、歌劇和獨唱，所以除了排練和錄音外，又要編選歌曲，練歌等，又是每星期要交差不多十首歌，除此之外，她還要在三間夜總會演唱。她每天大約凌晨四時才入睡，而到翌日中午吃午飯時才起床，有時，要趕著回電視排練，未到十時便要起床了。她過的是半日夜顛倒式的生活，難怪她是滿臉倦容。

電視節目和夜總會演唱給奚秀蘭帶來的收入是豐厚的，1970年代末，奚秀蘭一個月的平均收入大概是三萬港幣，若用今天的購買力估算，則大概是二十萬港幣；而光景更好時，一個月賺到的錢甚至可以買一層樓。但隨著年歲增長，這種日夜顛倒的生活始終難以持續，更何況，喜新厭舊的表演舞臺難有常青樹。就當年的社會環境來說，結婚生子，退隱歌壇大抵是女歌星的歸宿。在整個1970年代，奚秀蘭多次傳出戀愛乃至訂婚的消息，但都未能走入婚姻殿堂。1979年，在三哥的介紹下，奚秀蘭終于與謝利源家族的第四代成員謝嘉亮成婚。

奚秀蘭的婚紗照

對于這段婚姻，有人可能會將之想象成一場嫁入豪門的童話，但這次卻有些不同。不管是奚秀蘭還是謝嘉亮，彼此的家庭都不贊同這門婚事，尤其是謝家，對歌星出身的奚秀蘭相當抗拒，以致于將謝嘉亮掃地出門，一切事業都要從零開始。

在英國留學的謝嘉亮思想開明，對妻子的事業相當支持；而奚秀蘭也協助丈夫打理工廠事務，兩個人都打破傳統，不以“少爺”“少奶奶”自居。對此，奚秀蘭頗為自豪：“我們這一代，不是像上了年紀的人所說的，‘你結婚一定是在享少奶奶的福’，因為我們是另有一個天地。”

對于夜總會演出，奚秀蘭其實早有厭倦之意，1976年她已表示，結婚后，將不再于夜總會演出，并只在電視客串。從1978年7月開始，尚未成婚的奚秀蘭已辭去了一切夜總會、舞臺演出。專心準備婚事；1979年6月，奚秀蘭與麗的電視的合約也不再續期。但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奚秀蘭灌錄專輯的數量明顯增多。1979-1985年間，奚秀蘭推出了十余張專輯，其中5張獲白金唱片獎，3張獲金唱片獎。在鄧麗君、鳳飛飛等臺灣歌星橫掃香港國語音樂的時候，奚秀蘭仍傳承著香港本地國語音樂的發展脈絡。

奚秀蘭告別歌臺之時，改革開放已經初露曙光。內地社會環境的變化，成為奚秀蘭歌唱生涯煥發第二春的因緣。1980年，奚秀蘭接受采訪時說，“中國各大城市曾經多次請我到內地演唱，作音樂交流演講，這我非常響（向）往，我一定會實現此愿望的”。這個“愿望”，終于在4年后實現。奚秀蘭如何開啟她在內地的演唱事業？其中又經歷過怎樣的曲折故事？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豆瓣網友Lawrence提供的《香港歌星》雜志，是本文寫作的重要史料來源之一，特此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