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延桐散文研究系列之六十五】

既有溫度也有風度的散文樣板

——譚延桐散文《世界上離我最近的作曲家》賞析

史傳統

譚延桐在凝望

譚延桐，哲學家，書畫家，音樂家，教育家，編輯家，畢業于山東大學文學院，埃及榮譽文學博士，先后做過《山東文學》《作家報》《當代小說》《出版廣角》《紅豆》等報刊社的文學編輯，現為中國文聯香港文藝家協會副主席、香港文藝雜志社總編輯、香港書畫院院長、《人文科學》編委會主任、《中國詩人·國際版》總監、山東大學詩學高等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中國散文詩創作研究中心顧問、中國現代詩高峰創作筆會名譽主席，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宣傳部簽約音樂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中學時代開始發表詩歌、散文、小說、評論、劇本、報告文學、歌曲、書畫等，著有詩集、散文集、詩論集等共二十部，主要著作有《夏天的剖面圖》《民國大藝術》《一城浪漫》《筆尖上的河》《時間的味道》《遍開塔樹花》《和火苗慢慢切磋》等。入選《中國散文家代表作集》（作家出版社）、《名家名篇獲獎散文》（人民日報出版社）、《21世紀中國經典散文》（內蒙古文化出版社）、《當代散文隨筆名家名篇》（青島出版社）、《當代散文精萃》（中國文聯出版社）、《當代散文精品》（延邊大學出版社）、《新散文百人百篇》（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當代散文排行榜》（漓江出版社）、《當代散文精品》（廣州出版社）、《新世紀優秀散文選》（花城出版社）、 《1999中國年度最佳散文》（漓江出版社）、《2000中國年度最佳散文》（漓江出版社）、《2003年中國精短美文100篇》（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中國散文年選》（花城出版社）、《2004中國年度散文》（漓江出版社）、《2005年中國隨筆精選》（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中國精短美文100篇》（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中國年度雜文》（ 漓江出版社）、《2007中國精短美文100篇》（長江文藝出版社）、《散文百家精華》（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國散文家大辭典》（作家出版社）、《大學語文》（高等教育出版社）等三百余種選本，部分作品被譯為英、法、德、意、俄、荷、韓、波蘭、亞美尼亞等多種文字。曾獲“第二十一屆百花文學獎”、“第五屆金青藤國際詩歌獎”、“廣西政府第五屆銅鼓獎”，以及《人民文學》《散文選刊》《散文海外版》《詩選刊》《星星詩刊》《詩潮》《時代文學》《廣西文學》《西湖》等頒發的文學獎或編輯獎，并榮獲“山東省十佳青年詩人”、“新時代中國詩壇十杰”、“十佳華語詩人”、“超吟游詩人”、“全國十大為學精神人物”等稱號。散文《家是地球的中心》《決斗》《不畫別人的風景》《對面的蔦蘿》《櫻桃樹下》《石頭里藏著雕塑》等，被用作全國各地中高考語文試題，引起廣泛影響。詩歌《那束光是斜著劈過來的》，入選“首屆中國好詩榜”。三十年前，中央電視臺著名節目主持人倪萍曾采訪過。

多次參展，并舉辦個人書畫展。三百余幅書畫作品，見諸報刊。一千余幅書畫作品，被中外各界人士收藏。

世界上離我最近的作曲家

譚延桐

物理空間里，金彪是離我最近的作曲家；心理空間里，金彪也是，也是離我最近的作曲家。總之，世界上離我最近的作曲家，是揚州盛產繼之銷往北京然后轉銷南寧的作曲家金彪。

音樂創作，確實是一樣榮美的事業。音樂創作所形成的某個特定的磁場和氣場，往往的，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把音樂這個藝術家族里的部分組成人員召喚在一起，并且不斷地錘煉他們。就是在這樣的一種神秘而奇特的力量的牽引之下，我和金彪成了同一座城市同一個中央公園里的居民的：我住八棟，他住九棟，進進出出的，都是同一個叫做樓王的門——世界那么大，國土那么大，想想看吧，這是多么地奇妙——于是，就感覺，而且是強烈地感覺，我們所在的中央公園里的本來就多的樹，就又多了一棵。同樣挺拔，同樣茂盛，叫做音樂之樹。畢竟，綠樹掩映、曲徑通幽的環境里，住著兩位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的簽約音樂家。

我在泉城濟南時，有一幫經常地在一起談音樂創作的朋友；來了綠城南寧之后，也是，來了綠城南寧不久我便認識了剛剛從北京來到南寧的作曲家金彪了。于是，我們就經常地在一起就音樂創作打開我的意興，展開我們的話題……說到高興處，金彪就總是眉飛色舞，或吟上一段，或唱上一首，吟的唱的，自然大都是他新創作的音樂作品……那時候，他的率真的大孩子的一面，便會暴露無遺。除了在一起談音樂創作之外，我們也曾一起去過很多地方，比如西安、延安、桂林、柳州、北海、欽州、防城港、梧州、貴港、融水、大化等等許多地方，進行音樂采風。因此，在整個廣西，能和我坐在一起具體地談音樂創作而且是談得最多的，無疑便是金彪了。

何況，我們還在一起做過一年多的同事：金彪是雜志社社長，我是雜志社主編。如此說來，金彪的音樂世界，我就是非常熟悉的了。正因為非常熟悉，我才在我的《一城浪漫》一書里自然而然地寫到了金彪。寫到金彪時，我的筆自然是欣悅的。

特別是，跟金彪一邊暢飲一邊暢談的時候，就感覺，連空氣里也是彌漫著一股獨特的音樂的芬芳的。每每，他興高采烈地講完了一段之后，便會“來來來”，以招呼大家共同舉杯。意思是說，你看，你看哪，我們只顧了說話了，說得也實在是太、太、太投入了，都忘了喝酒了……每當他的詼諧的“來來來”脫口而出的時候，我的腦子里便會馬上浮現出《草原之夜》和《小白楊》等等歌曲里的副歌部分“來來來”……時間久了，本是金彪的專利的“來來來”，朋友們也便模仿得惟妙惟肖，成了一個趣話。

但，“金彪牌”的曲子是沒法模仿的。在金彪的安排之下，一些音符，按照或上行或下行或平行或交織或回旋等等的方式往那兒一放，態和韻就全出來了。呈現的，或是民族風的歡顏，或是流行風的和顏，或是民通風的美顏……總之，每一首，都是“金彪風”，都有著金彪的內在的容顏。這樣的有著自己的模樣和氣質的歌曲，自然是很容易辨認的。

金彪不僅作曲，也作詞。《尋人啟事》《鳳凰飛來》等，便是由他自己作詞并作曲的。金彪的歌詞就像金彪曲子一樣，從來都是拒絕模式化、定式化、套板化、惰性化的。不是有不拘一格、不落窠臼、別出機杼等等說法么，用在金彪的詞曲創作上，肯定是恰如其分。

當然了，作為一位曾經的教即興伴奏的鋼琴教授，他也是經常地在鋼琴上做文章的。鋼琴里所發出的叮叮咚咚的聲音，常常地，讓我想起他的性格。他的性格，不沉悶，但也絕不張揚。自始至終，都是有他的開合有度的把握的，而且，把握得很好。

我是把創作當做我的命的，金彪也是。因此，有次我們一起去潿洲島采風時，談著談著，便談到了組曲的事兒，便決定，共同創作那么十來首歌曲，作為“我們的組曲”。為此，我們每天都逸興遄飛，并且每天都談到凌晨……在潿洲島采風的兩三天里，四首歌的詞曲就已經創作完成了。收在《金彪專輯》里的《幸福海》和《山的女兒》，便是在潿洲島采風期間創作完成的。還用說么，這正是我所期待的藝術效果。藝術家在一起，相互促使著出藝術品，是首要的，也是必須的。

凡是了解金彪的人，都知道，金彪這個人，一旦認真了起來，那是絕對對得起認真的具體的內涵的。往往的，就是在這樣一個時候，他的不依不饒的一面便會馬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就比如，有一次，我們談著談著便談到了當代中國文壇上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金彪馬上便表現出了他的不屑，并闡明了他的不屑的理由。他的不屑，我自然是認同的，畢竟，那位老作家也確實是晚節不保，竟然把一個雜碎當成了瑰寶。當然了，這也是金彪的頗有意思的一面。他從來都沒有讓任何一位朋友難堪的愛好，可是，他的不依不饒，也確實是折射了他的鮮明的生命性格和音樂性格的。藝術家，沒點兒性格，還算是什么藝術家呢。因此，金彪的愛憎分明的性格，在我看來，也就只能為他的藝術世界增輝，增益，增收。金彪做人也好，作曲也好，從來都是不混沌不茍且的。這，是多么地好，做一位“有自己”的作曲家。

有情懷，有理念，有性格，金彪做到了。因此，金彪在遼闊的音樂世界里進行不停頓不妥協的跋涉和探索的時候，他的每一個足印，自然都是他的情懷、理念和性格的具體的闡釋。只不過是，都形象化、藝術化、個性化了罷了。到金彪的音樂世界里去找金彪，他準在。他的人，他的心，他的夢，他的歌……實實在在地，就在那，都在那。在那，我們可以充分地感受到金彪的生命中的杰出的力量。

（本文選自譚延桐散文集《向火神借火》）

【賞析】

既有溫度也有風度的散文樣板

——譚延桐散文《世界上離我最近的作曲家》賞析

散文大家譚延桐主要是進行自然散文、思想散文、文化散文和藝術散文等等的創作，但他在進行人物散文的創作時所表現出來的風度，也是非凡的風度。越是熟悉的人就越是不怎么好寫，但他寫起來，卻是游刃有余。《世界上離我最近的作曲家》，便是很好的說明。

《世界上離我最近的作曲家》以一種近乎宣言的口吻，將“近”這一空間概念推至文本的核心位置。“物理空間里，金彪是離我最近的作曲家；心理空間里，金彪也是，也是離我最近的作曲家。”這句話以重復的句式、遞進的邏輯，迅速確立起全文的敘事坐標。譚延桐沒有停留在物理距離的陳述上，而是將“物理空間”與“心理空間”并置，暗示了這篇散文真正的書寫對象并非地理意義上的鄰居，而是精神意義上的同行者。所謂“世界上離我最近的作曲家”，既是一個事實判斷，更是一個價值判斷。它意味著，在譚延桐的精神版圖上，金彪占據著一個無可替代的位置。

這一開篇策略的高明之處在于用一個空間命題撬動了整篇散文的意義結構。此后所有的敘述，無論是日常交往的細節、音樂采風的經歷，還是對金彪性格與創作理念的剖析，都可以被理解為對“近”這一命題的展開與印證。譚延桐沒有選擇從金彪的音樂成就入手，而是從“我”與“他”的關系入手，這本身就暗示了這篇散文的視角：它不是一篇客觀的作曲家評傳，而是一份主觀的精神見證。正是這種見證者的姿態，賦予了散文以溫度和深度。

“世界上離我最近的作曲家”這一標題暗含著一層哲學意味。追問的是在藝術的世界里，什么才是真正的“近”？是空間的毗鄰，還是心靈的契合？是日常的交往，還是創作的共鳴？譚延桐用整篇散文回答了這個問題。他的答案是：真正的“近”，是藝術家與藝術家之間在精神上的相互辨認、相互激發、相互完成。這種“近”，超越了地理的偶然性，抵達了藝術的必然性。

在“近”中完成的藝術互文

譚延桐筆下的金彪，首先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有“率真的大孩子的一面”，談到高興處會“眉飛色舞，或吟上一段，或唱上一首”；他有愛憎分明的性格，面對文壇上“晚節不保”的老作家，“馬上便表現出了他的不屑，并闡明了他的不屑的理由”；他也有詼諧幽默的時刻，酒桌上的“來來來”被朋友們模仿得“惟妙惟肖，成了一個趣話”。這些細節的鋪陳，讓金彪的形象從“作曲家”這一身份標簽中掙脫出來，成為一個可感可觸的生命個體。譚延桐的贊賞，首先是對這個人本身的贊賞。他寫道：“金彪做人也好，作曲也好，從來都是不混沌不茍且的。這，是多么地好，做一位‘有自己’的作曲家。”這句話可以視為全篇的點睛之筆。“有自己”三個字，既是譚延桐對金彪人格的概括，也是他對藝術家人格理想的一種表達。在譚延桐看來，藝術的真誠首先源于生命的真誠，一個在做人上“不混沌不茍且”的人，才有可能在藝術上“不混沌不茍且”。這種將人格與藝格打通來看的視角，賦予了散文深厚的人文底蘊。

散文不止于寫人，更深入到金彪的音樂創作內部。譚延桐以同行的眼光，對金彪的創作做出了精準的判斷。他寫道：“在金彪的安排之下，一些音符，按照或上行或下行或平行或交織或回旋等等的方式往那兒一放，態和韻就全出來了。”這句話看似輕描淡寫，實則包含著對音樂創作規律的深刻理解。“安排”一詞，暗示了創作中的理性經營；“態和韻”并舉，則兼顧了音樂的形式結構與精神氣韻。譚延桐進一步指出，金彪的音樂有著鮮明的個人標識：“呈現的，或是民族風的歡顏，或是流行風的和顏，或是民通風的美顏……總之，每一首，都是‘金彪風’，都有著金彪的內在的容顏。”這里的“內在的容顏”是一個極富表現力的說法，它將音樂風格與創作者的生命氣質聯系在了一起，暗示了風格即人、樂如其人的藝術觀念。譚延桐還特別提到金彪的詞作，認為“金彪的歌詞就像金彪曲子一樣，從來都是拒絕模式化、定勢化、套版化、惰性化的”，并用了“不拘一格、不落窠臼、別出機杼”三個成語加以形容。這種評價，既是對金彪創作個性的肯定，也折射出譚延桐本人對藝術創新的推崇。

散文的獨特之處在于寫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組關系。譚延桐和金彪，是鄰居，是朋友，是同事，更是創作上的同道。散文中有這樣一段動人的敘述：“我是把創作當做我的命的，金彪也是。因此，有次我們一起去潿洲島采風時，談著談著，便談到了組曲的事兒，便決定，共同創作那么十來首歌曲，作為‘我們的組曲’。”這段文字透露出的信息是豐富的。兩位藝術家因為共同的創作熱情而走到一起，又在共同的創作實踐中加深了彼此的聯結。“我們的組曲”這個說法，暗示了一種藝術上的共同體關系。譚延桐用“逸興遄飛”來形容當時的狀態，用“這正是我所期待的藝術效果”來表達自己的滿足，字里行間洋溢著一種難得的知音之樂。他寫道：“藝術家在一起，相互促使著出藝術品，是首要的，也是必須的。”這句話道出了這篇散文最核心的主題思想之一：藝術不是孤立的個人行為，而是在交流、碰撞、激發中生長出來的精神果實。譚延桐對金彪的贊賞，在很大程度上是對這種藝術互文關系的贊賞。

藝術本體論的追問與性格的辯證

散文雖然沒有使用哲學術語，但它的敘述中處處滲透著對“藝術何為”“藝術家何為”這類根本問題的思考。譚延桐在文中寫道：“音樂創作，確實是一樣榮美的事業。音樂創作所形成的某個特定的磁場和氣場，往往的，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把音樂這個藝術家族里的部分組成人員召喚在一起，并且不斷地錘煉他們。”這段話中，“榮美”一詞賦予了音樂創作以神圣的意味，“磁場和氣場”則暗示了藝術具有一種超越個體的凝聚力量，“召喚”和“錘煉”更是帶有某種命運感的詞匯。譚延桐似乎在說，藝術不是藝術家單方面的創造，藝術也在創造著藝術家，在塑造著藝術家之間的關系。這種理解，已經觸及了藝術本體論的層面。

“于是，就感覺，而且是強烈地感覺，我們所在的中央公園里的本來就多的樹，就又多了一棵。同樣挺拔，同樣茂盛，叫做音樂之樹。”將金彪比喻為“音樂之樹”，這個意象本身就蘊含著一種生命哲學。樹是生長的，是有根的，是向著天空伸展的。將藝術家比作樹，意味著藝術不是一種外在的技藝，而是一種內在的生命形態。譚延桐和金彪“同樣挺拔，同樣茂盛”，說明他們在藝術生命上是同構的、共振的。這種理解，將藝術從技術層面提升到了存在層面。

譚延桐對金彪性格的描寫，不是平面化的贊美，而是充滿辯證意味的呈現。他寫金彪的“率真”，也寫他的“不依不饒”；寫他的“不沉悶”，也寫他的“絕不張揚”；寫他的“開合有度”，也寫他的“愛憎分明”。這些看似矛盾的品質，在金彪身上得到了統一。譚延桐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寫道：“藝術家，沒點兒性格，還算是什么藝術家呢。因此，金彪的愛憎分明的性格，在我看來，也就只能為他的藝術世界增輝，增益，增收。”這段話體現了一種深刻的理解：藝術家的性格不是需要被規訓的瑕疵，而是藝術創造力的源泉。金彪的“不依不饒”，正是他藝術上“不混沌不茍且”的人格基礎。譚延桐將性格與藝術打通來看，揭示了一個重要的藝術規律：偉大的藝術往往誕生于鮮明的個性之中。

文中對金彪彈鋼琴的描寫蘊含著性格與藝術的辯證。“鋼琴里所發出的叮叮咚咚的聲音，常常地，讓我想起他的性格。他的性格，不沉悶，但也絕不張揚。自始至終，都是有他的開合有度的把握的，而且，把握得很好。”這里，聲音與性格形成了通感式的對應。鋼琴聲的“叮叮咚咚”，既是清脆的，又是有節制的，正如金彪的性格。譚延桐通過這種詩意的聯想，將藝術風格與人格氣質融為一體，完成了對金彪精神肖像的深度刻畫。

“有情懷，有理念，有性格，金彪做到了。因此，金彪在遼闊的音樂世界里進行不停頓不妥協的跋涉和探索的時候，他的每一個足印，自然都是他的情懷、理念和性格的具體的闡釋。” 這段話將全文的思想推向了一個哲學高度。“有自己”三個字，看似簡單，實則包含著一種存在主義的意味。在譚延桐看來，金彪的可貴之處，在于他沒有在音樂世界的“遼闊”中迷失自己，而是始終帶著自己的情懷、理念和性格在跋涉。他的每一個足印，都是他存在的證明。譚延桐最后寫道：“到金彪的音樂世界里去找金彪，他準在。他的人，他的心，他的夢，他的歌……實實在在地，就在那，都在那。”這里的“在”，是一個極具哲學分量的詞。它意味著，金彪的音樂不是空洞的形式游戲，而是他整個生命的投射。人在樂中，樂如其人，這是一種藝術與生命高度統一的境界。譚延桐對金彪的贊賞，最終指向的正是這種境界。

音樂性語言與空間敘事的雙重奏

譚延桐是一位對音樂有著深刻理解的作家，這種理解滲透到了他的語言風格之中。散文的句式長短錯落，節奏感強，讀來有一種音樂的律動。比如開篇第一句：“物理空間里，金彪是離我最近的作曲家；心理空間里，金彪也是，也是離我最近的作曲家。”短句與長句交替，重復與變化并存，形成了一種回環往復的旋律感。再如：“在金彪的安排之下，一些音符，按照或上行或下行或平行或交織或回旋等等的方式往那兒一放，態和韻就全出來了。”這句話中，“上行”“下行”“平行”“交織”“回旋”等詞匯本身就是音樂術語，它們的排列產生了一種音符流動的效果。譚延桐還善于使用疊詞和擬聲詞來增強語言的音樂性，如“叮叮咚咚的聲音”“來來來”的反復出現，都讓文字產生了聽覺上的感染力。這種音樂性語言的形成，與譚延桐對音樂創作規律的熟悉密不可分。他在文中多次使用音樂術語和音樂比喻，如“副歌部分”“組曲”“磁場和氣場”等，這些詞匯不僅準確地傳達了意義，也營造了一種音樂的氛圍。可以說，譚延桐是用音樂的語言來寫音樂家，實現了內容與形式的高度統一。

散文的敘事結構以空間為線索展開。從“中央公園”的居住空間，到“泉城濟南”和“綠城南寧”的地理遷移，再到“西安、延安、桂林、柳州、北海、欽州、防城港、梧州、貴港、融水、大化”等采風地的空間延伸，譚延桐用空間的變換串聯起他與金彪交往的歷程。這種空間敘事，不僅賦予了散文以清晰的脈絡，也暗含了情感的遞進。從同一小區的“八棟”和“九棟”，到同一城市的“中央公園”，再到共同走過的“許多地方”，空間的不斷擴大，象征著兩人關系的不斷深入。

“世界那么大，國土那么大，想想看吧，這是多么地奇妙。”這句話將“中央公園”這個具體空間置于“世界”和“國土”的宏大背景之下，突出了相遇的偶然性與珍貴性。而“音樂之樹”的比喻，則將這個物理空間轉化為精神空間，賦予了它藝術的靈性。譚延桐還提到“綠樹掩映、曲徑通幽的環境”，這個環境描寫不僅營造了氛圍，也暗示了藝術創作所需要的沉靜與深邃。

譚延桐善于從日常生活中提煉詩意，將平凡的細節轉化為動人的藝術形象。金彪酒桌上的“來來來”，本是一個普通的勸酒詞，譚延桐卻從中聽出了音樂的意味：“每當他的詼諧的‘來來來’脫口而出的時候，我的腦子里便會馬上浮現出《草原之夜》和《小白楊》等等歌曲里的副歌部分‘來來來’。”這種聯想，將日常生活與音樂世界打通，賦予了平凡瞬間以藝術的靈光。再如對金彪彈鋼琴的描寫：“鋼琴里所發出的叮叮咚咚的聲音，常常地，讓我想起他的性格。”聲音與性格的聯想，也是一種詩意的轉化。這些細節，因為譚延桐的敏感和想象力，而獲得了超越日常的意義。

譚延桐的語言，既有文言的凝練，又有口語的鮮活，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風格。他善于使用文言詞匯和句式，如“榮美的事業”“逸興遄飛”“不拘一格、不落窠臼、別出機杼”等，這些詞匯賦予了散文以典雅的氣質。同時，他又不避口語，如“想想看吧”“還用說么”“這，是多么地好”等，這些表達拉近了與讀者的距離，讓散文充滿了親切感。文言與口語的交織，形成了譚延桐散文獨特的語言張力。他的句子長短結合，既有“物理空間里，金彪是離我最近的作曲家”這樣的短句，也有“音樂創作所形成的某個特定的磁場和氣場，往往的，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把音樂這個藝術家族里的部分組成人員召喚在一起，并且不斷地錘煉他們”這樣的長句。長短交錯，張弛有度，形成了獨特的節奏感。

人格互文與意象經營的光彩

散文最動人的地方在于它寫出了兩位藝術家之間的精神共鳴。譚延桐不是以旁觀者的身份在寫金彪，而是以參與者的身份在寫“我們”。文中多次出現“我們”這一主語：“我們就經常地在一起就音樂創作打開我的意興，展開我們的話題”“我們也曾一起去過很多地方”“我們還在一起做過一年多的同事”“我們一起去潿洲島采風”。這種“我們”的敘事視角，讓散文充滿了溫度和情感。譚延桐寫金彪，同時也是在寫自己。他寫金彪“是把創作當做我的命的”，其實也是在說自己。他寫金彪的“不混沌不茍且”，其實也是在表達自己的藝術態度。這種人格互文，讓散文超越了單純的人物描寫，成為一次藝術觀念的對話和生命態度的交流。

“我是把創作當做我的命的，金彪也是。因此，有次我們一起去潿洲島采風時，談著談著，便談到了組曲的事兒，便決定，共同創作那么十來首歌曲，作為‘我們的組曲’。”這里的“也是”二字，將兩人緊緊地聯系在了一起。“我們的組曲”這個說法，更是將兩人的創作生命融為了一體。譚延桐用“這正是我所期待的藝術效果”來表達自己的滿足，這句話中的“我”和“金彪”已經難分彼此。這種人格互文的寫法，讓散文具有了雙重的感染力：讀者既被金彪的人格所打動，也被譚延桐與金彪之間的情誼所打動。

譚延桐在散文中有意識地經營了幾個核心意象，這些意象貫穿全文，成為意義的凝聚點。第一個意象是“樹”。譚延桐寫道：“就感覺，而且是強烈地感覺，我們所在的中央公園里的本來就多的樹，就又多了一棵。同樣挺拔，同樣茂盛，叫做音樂之樹。”這個意象將金彪比作一棵樹，賦予了藝術家以生命感和生長感。樹是扎根的，是向上的，是繁茂的，這些特質都與金彪的藝術生命形成了呼應。第二個意象是“磁場和氣場”。譚延桐寫道：“音樂創作所形成的某個特定的磁場和氣場，往往的，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把音樂這個藝術家族里的部分組成人員召喚在一起。”這個意象暗示了藝術具有一種超越個人的凝聚力量，正是這種力量將譚延桐和金彪“召喚”到了一起。第三個意象是“足印”。譚延桐寫道：“金彪在遼闊的音樂世界里進行不停頓不妥協的跋涉和探索的時候，他的每一個足印，自然都是他的情懷、理念和性格的具體的闡釋。”這個意象將金彪的創作歷程比喻為“跋涉”，將他的作品比喻為“足印”，既形象又深刻。這些意象的運用，讓散文的意義表達更加凝練，也更加富有詩意。

這篇散文的另一個亮點是它實現了音樂與文學的跨界融合。譚延桐不僅寫音樂家，也用音樂的方式寫散文。他的語言有旋律感，他的結構有節奏感，他的意象有通感效果。他寫金彪的音樂風格，用了“民族風的歡顏”“流行風的和顏”“民通風的美顏”這樣的表述，將聽覺藝術轉化為視覺形象，實現了通感的效果。他寫金彪彈鋼琴，將聲音與性格聯系起來，也是一種藝術門類之間的打通。這種跨界融合，讓散文具有了獨特的審美品質，也體現了譚延桐作為一位深諳音樂的作家的獨特優勢。

譚延桐對金彪的贊賞之情是深沉的，但表達方式卻是節制的。他沒有使用夸張的形容詞，沒有進行空洞的贊美，而是通過具體的細節、精準的判斷和詩意的轉化來表達自己的情感。他寫金彪的“不依不饒”，看似是在寫缺點，實則是在寫優點。他寫金彪的“來來來”，看似是在寫日常，實則是在寫性情。這種寓贊賞于敘述之中的寫法，讓情感表達更加含蓄，也更加有力。散文結尾處，譚延桐寫道：“在那，我們可以充分地感受到金彪的生命中的杰出的力量。”這句話中的“杰出”一詞，是全文情感的一個集中釋放，但因為前面有了充分的鋪墊，所以顯得水到渠成。這種節制的抒情方式，體現了譚延桐散文創作的高度成熟。

一篇作為藝術見證的經典人物散文

《世界上離我最近的作曲家》是一份精神見證，見證了一位作曲家的人格魅力與藝術追求；它是一次藝術對話，呈現了兩位藝術家之間的心靈共鳴；它更是一篇關于藝術本質的沉思，探討了藝術與生命、藝術與性格、藝術與存在之間的深刻關聯。

譚延桐以“近”為原點，構建了一個豐富的意義世界。在這個世界里，物理距離與心理距離相互映照，日常生活與藝術創作相互滲透，人格魅力與音樂風格相互闡釋。他寫金彪，寫的是一位“有自己”的作曲家；他寫自己與金彪的關系，寫的是一種“相互促使著出藝術品”的藝術共同體。這種書寫，既是對金彪的深情禮贊，也是對藝術理想的堅定守護。

從藝術成就來看，這篇散文在語言上實現了音樂性與文學性的統一，在結構上實現了空間敘事與情感遞進的統一，在內容上實現了人物描寫與藝術思考的統一。它證明了，散文可以是一種有力的藝術批評方式，也可以是一種深情的生命書寫方式。藝術大師譚延桐用他的筆，為金彪畫了一幅精神肖像，為讀者打開了一扇理解藝術與藝術家的窗口。在這扇窗口里，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位作曲家，更是一種值得向往的藝術人生。

如何抓取，如何融匯，如何貫通，如何賦予，無疑，譚延桐是做得最好的之一。因此，他的所有的散文，就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調、有滋有味的。就猶如他畫畫一樣，總能抓取人物的神情，這“一把抓”的功夫，既是內功，也是藝術之功。擁有如此功夫的作家，無論怎么說，也是作家中的作家。這樣的作家，深值熱愛。

【作者簡介】

史傳統，資深媒體人、知名評論家；《香港文藝》編委、簽約作家，香港文學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香港書畫院副院長、特聘藝術家。中國國際教育學院文學院客座教授；中國國際新聞雜志社評論專家委員會執行主席。著有學術專著《鶴的鳴叫：論周瑟瑟的詩歌》（春風文藝出版社）、《三十部文學名著賞析》（花山文藝出版社）；譚延桐藝術研究三部曲：《譚延桐詩論》《譚延桐文論》《譚延桐畫論》；《再評唐詩三百首》《我所知道的中國皇帝》《紅樓夢100個熱點話題解讀》《成語新解與應用》等10幾部；散文集《心湖漣語》《遼寧行》《特色盤錦》；詩集《九州風物吟》。詩歌《雨夜》《暮色》入選《生命的奇跡：2025年中國詩歌精選》。作品散見《芒種》《青年文學家》《香港文藝》《中文學刊》《河南文學》等。先后發表詩歌、散文、文藝評論3000多篇（首），累計1000多萬字。曾榮獲《青年文學家》“優秀作家”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