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土生土長的西安人，西安碑林不知道去了多少次，但是人的知識總是容易被某些程式化的思維所左右，長期以來，我都以為碑林最為耀眼的都是那些唐代碑刻：從石臺孝經到開成石經，從“景教碑”到昭陵六駿……而對于其他碑刻的印象則寥寥無幾。

我做三國歷史研究，尋訪三國遺跡，但很長一段時間，我沒有發現三國在長安留下的痕跡。畢竟三國是一個亂世，長安所處的關中地區在涼州軍閥的蹂躪之下千瘡百孔、一片哀鳴，自然無法與全盛時期的漢、唐相提并論，淪為了歷史長河中的隱秘的角落。但不久前重訪碑林，卻通過四塊碑林的藏品，頗為意外地揭開了三國歷史的另一個側面。

碑林博物館的第三室猶如一個聚寶盆，集結了由漢至唐的歷代碑石，其中年代最久遠的就是《熹平石經》殘石。

兩漢獨尊儒術，天下讀書人均以研習儒家經典為要義。但在東漢，印刷術尚未發明，書籍只能依靠手抄來傳播，抄寫則難免出現訛誤與遺漏，而對于微言大義的儒家經典而言，一字之差往往謬以千里。漢靈帝熹平四年（175年），議郎蔡邕奏請朝廷校正經書，刊刻于石，得到漢靈帝的批準。刻經工作一直持續至光和六年（183年） ，共刻石碑46座，每碑寬約1.4米，高約3米，全部碑文約20萬字。石經刻成后，立于京師洛陽開陽門外太學，供天下士子謄抄校正。據史載，石經刊刻之后“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余輛，填塞街陌”，成為天下學子的“標準教科書”。《熹平石經》開啟了我國官方刻經的濫觴，在碑林第一室整室陳列的《開成石經》，正是唐人對漢人的承襲之作。

《熹平石經》刻于漢帝國崩潰的前夜，它那優美的漢隸之中，記錄了這個王朝最后的輝煌。幾年后，黃巾起義、董卓亂政接踵而至，為《熹平石經》書丹的一代文豪才蔡邕死于長安獄中，他的女兒蔡文姬更是流落胡地，亂世飄零。而《熹平石經》與他們的遭遇一樣凄慘，這些寶貴的刻石在歷次的戰亂中被焚燒、被砸毀、被粗暴的搬運，以至于在唐太宗時期就已經十不存一，如今在西安碑林所藏的這塊《熹平石經》周易殘石還是1936年由愛國人士于右任捐獻而來，此后因戰亂又歷盡坎坷，經過眾多有志之士的保護才能夠較為完整地呈現在我們面前。

熹平石經

我們已經很難通過這一塊殘石去想象大漢帝國的雄偉，但同樣是在碑林第三室，一方保存極為完整的漢碑卻讓我們看到東漢末年的另一段傳奇，那就是《曹全碑》。

《曹全碑》全稱《漢郃陽令曹全碑》，明萬歷年間在陜西合陽縣發現，它的故事幾乎緊接著《熹平石經》。就在《熹平石經》刊刻而成的次年，黃巾起義爆發，數十萬人揭竿而起，腐朽的漢王朝搖搖欲墜，而當時的關中也受到了波及，合陽縣郭家等人趁亂聚眾造反，焚燒衙署。面對這一危急的形勢，朝廷緊急從河西征調來一名叫曹全的官員擔任郃陽縣令，他上任后，平息叛亂、安撫百姓，恢復生產，興建城郭，讓郃陽一縣物阜民豐，安居樂業。次年，這位堪稱楷模的官員曹全病逝于任上，他的故吏和當地百姓紛紛捐資，于是就有了這通紀念其功德的《曹全碑》。

曹全碑

很多來碑林的人會為《曹全碑》上的文字所著迷，它那蠶頭燕尾、曲中含直、極富波折之美的一筆一劃，無疑代表著漢隸的最高峰，可是當仔細去讀文字的內容，我們卻能夠看到文字背后一個王朝江河日下的落寞。站在碑前，我們都遺憾于1800多年前那位偉大的書丹者和杰出的刻工，竟然沒能夠在中國書法史上留下他們的名字，而聯想到在《曹全碑》刊立后不久，關中再度淪為兵燹之地，我們更不由得牽掛著他們的命運，并意識到這座幾乎一字不缺的《曹全碑》能夠完好流傳至今天，是多么地難能可貴。

曹全碑

與《曹全碑》面對面的《司馬芳殘碑》常被參觀碑林的游客所忽略，它其實與一位著名的三國人物有關，那就是司馬懿。這座碑是1952年在西大街廣濟街口修理下水道時無意中被發現的，雖然僅殘存了上半部，但有限的信息還是能夠清晰地告訴我們，這座碑主正是曾擔任司隸校尉、京兆尹的司馬懿之父司馬防（“芳”與“防”或為異文）。司馬氏一族在東漢一朝不過是名聲并不顯著的地方豪族，從司馬防擔任京官開始，這個家族開始在政治舞臺的中央據有一席之地，直到后來，司馬懿通過政變攫取魏國權力，祖孫三代四人接力實現了魏晉更替、一統三國的不世之業。這些歷史的源起，恐怕都能追溯到這座《司馬芳殘碑》上來。

司馬芳殘碑

在《司馬芳殘碑》碑陰，刻著司馬防生前的故吏，其中包括在史書上留名的韋誕、杜畿，他們則出身于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族京兆韋氏、京兆杜氏，這兩大家族在唐朝繁盛至極，出了不少皇后、宰相、大詩人，有“城南韋杜、去天尺五”之稱，以至于現在的西安南郊還有韋曲、杜曲的地名。這兩大家族的先祖在漢末三國竟然都是司馬氏的故吏，這足以見得司馬氏在家族政治上的樹大根深。

而就在《司馬芳殘碑》的斜對面，默默地立著一塊字跡已經漫漶嚴重的圭形石碑，碑是前秦時所刻，碑主則是三國末期曹魏著名將領鄧艾。鄧艾是司馬懿一手提拔起來的平民將軍。他翻越崇山峻嶺，偷渡陰平小道，創造了中國軍事史上的一個奇跡，也是滅亡蜀漢的第一功臣，司馬氏一統三國當有他一份功績。但這位名將卻在人生的巔峰時刻倏然墜落，為鐘會所害，最終客死他鄉，死后還背著叛國的罪名。直到晉初，由于不斷有人為鄧艾鳴冤，皇帝才同意為其立祠廟祭拜，這方《鄧太尉祠碑》就是在陜西蒲城一座鄧艾祠附近發現的。

鄧太尉碑

《熹平石經》和《曹全碑》見證了漢王朝的衰落與亂世的開啟，司馬氏和鄧艾則成為三國時代的終結者。重訪碑林，我意外地發現，碑林第三室內的四塊碑石串聯起來的，竟然是一個有始有終、前后長達百年的三國史。而它們共同的交集，就是這座縱使暫時失去盛世的光輝，也仍在傳承著中華文脈的長安城。

本文首發于《美文》雜志2021年第14期

成長

作家、編劇、書評人。畢業于中國傳媒大學。現為北京作家協會會員、北京影視藝術學會會員、稲誠及所城市書店合伙人。

已出版作品《列族的紛爭：三國豪門世家的政治博弈》《這樣好讀的歷史：三國爭霸》《群雄逐鹿：彩繪三國演義》，制作音頻課程《少年中國史》。

即將出版《亂世來鴻：書信里的三國往事》《重返三國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