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營口，提起過去的王家花園，很多上年紀的人都知道，它就在如今的楞嚴寺公園位置。過去的王家花園要比現今楞嚴寺公園小很多，大致為一個長方形的園林建筑。花園的北側有五間青磚瓦房，為王家的佛堂。往南是一方池塘，常有僧人在此放生。花園的南端有一花崗巖石制牌坊，三門四柱、雕梁畫棟，中間橫額上書“今之孟母”四個金色大字。該牌坊位于現今楞嚴寺公園南門的西側。我們稱之為“大牌坊”。然而，很多人并不知曉，位于大牌坊的北側，還有一座較小的牌坊，我們稱之為“小牌坊”。而同樣位于大牌坊的北側矗立著一通石碑，為花園的主人王煥瀾的遺囑碑。整個王家花園綠樹碧水，加之一些人文建筑，成為舊時營口的一大景觀。

說到王家花園，必然提及王氏家族，。這里的王氏是指營口南郊白廟子村的王氏家族。營口是一座移民城市，常住居民的先輩大多為山東、直隸移民。清朝順治八年，有今河北省灤縣人王昌智，帶領二個兒子王祿、王禮，闖關東來到了營口的白廟子地方，置地安家，成為營口早期的移民團體之一。

斗轉星移，到了光緒元年（1875年），王家四世祖王元士與其兄長合伙開辦永昌和油坊，成為王家創業的典范。王元士與趙氏夫人生有一子——王煥瀛（百善堂），和淳于夫人育有一子——王煥瀾（述善堂）。1876年王元士去世，時年淳于氏23歲，帶著6歲的王煥瀾艱難度日、精心施教。最終使兒子學有所長、步入官場、光耀門第。1933年版的《營口縣志》對此事有所記載。“節婦王淳于氏，邑東白廟子村人，王元士之妻。年二十三歲夫歿，一子存襁褓中。誓志守約，奉姑以孝聞。子漸長，督教綦嚴，學名成立，門庭光大，歷艱辛逾四十余年。民國八年，請準褒揚，題額曰：‘今之孟母’。”

王煥瀾（1871~1926年），字海安，別名王澍霖。光緒末年進入官場，曾任直隸文安縣知縣（七品）、刑部主事（六品）、晉州知州（五品）。歷代的封建王朝，皇帝有對下屬官員“誥封”一說。在清代，皇帝對五品以上官員的妻室及長輩，可以賜予字號并頒發誥封圣旨。據知情者講述，由于淳于夫人節孝教子的事跡，光緒皇帝特賜字，并由光緒帝的老師、書法家、軍機大臣翁同和執筆書寫“今之孟母”匾額，賜予王煥瀾，以示褒揚。中國古代有“孟母教子”的傳世佳話，這在今日也有其現實意義。

宣統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被徹底推翻。1911年末，王煥瀾退出官場，攜帶著誥封圣旨回到了營口，從此不問政事。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雖然新的政體誕生了，但舊的傳統思維依然停留在人們的頭腦之中。對王煥瀾來說，誥封圣旨在手，豈有不發揚光大之理？于是王煥瀾砸下重金，在當年的邰家屯地方，如今的楞嚴寺東側，購買土地，建造了一座規模宏大的石制牌坊。正如王家后人王錫恒老先生所述：“約在1912年即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那年，我的祖父王××為我的太奶淳于氏立賢孝碑。碑文正面刻有‘今之孟母’。”其實，在四個大字的中間還豎刻有“圣旨”兩個小字。也正是這“圣旨”二字使王家在若干年后曾受到本地官員的勒索。牌坊立好之后，又栽樹種草，挖塘修亭，一個若大的王家花園就此誕生。

到了民國中期，由于1923年是淳于夫人的七十大壽，為了報答母親的教悔之恩，并順應新社會的形勢需求，王煥瀾決定重立一座忠孝牌坊。民國八年（1919年），通過縣府上報北洋政府給予重新賜字，由時任民國大總統的徐世昌重書“今之孟母”四字，并附有兩位名人書寫的楹聯，以示慶賀。該楹聯一副是由大書法家，時任民國參議員的吉林人成多祿撰寫。上聯提款小字陰刻，“誥封夫人王伯母太夫人節孝”，大字陰刻行書“蘆荻傳經旃檀戒禮”；下聯大字“蘭芝錫羨松柏全貞”，落款小字“愚侄成多祿拜撰”。另一副是由曾任直隸文安知縣的大官屯人解茂椿所題。上聯小字題刻“誥封夫人母太夫人節孝”，大字“愛日慈暉北堂春暖”；下聯大字“甘泉畫像西漢風高”，落款小字“中華民國十一年歲次壬戌愚侄婿謝茂椿謹撰”。在兩副楹聯中都書有“誥封”二字，足見“今之孟母”賜字最早是由清朝皇帝頒賜的封號。

成多祿（1864~1928年），字竹山，吉林九臺人，出身望門。16歲考取秀才，31歲成為舉人。37歲報效盛京將軍依克唐阿，任記室（秘書）。1905年任綏化知府，辛亥革命后被公選為吉林省參議員，國會參議院議員，為東北四大書法家之一。晚年寓居北京，曾加入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在京成立的“晚晴簃詩社”。其為王煥瀾母親淳于氏七十大壽所作的楹聯，就是在此期間完成的。

解茂椿，營口大官屯人，出身望門。其祖父解開惠于咸豐五年（1855年）由天津調至沒溝營（營口）任六品千總，負責沒溝營的防備事宜。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至光緒三十年（1904年），解茂椿任直隸撫寧縣知縣。民國九年（1920年）任直隸南樂縣知縣。也曾作過直隸文安縣知縣，和王煥瀾是同事關系。王母七十大壽，解茂椿贈楹聯一副，以示祝賀。

淳于氏七十大壽所立牌坊（小牌坊）的石料，是從遼陽太子河流域運來的。為了運輸途中的安全，王煥瀾委托其侄王有基（仲羲）于1922年1月向縣府打報告，申請標識二方，以示保護。該事件有檔案資料予以佐證。由此我們可知，制作牌坊的石料的拉運和刻制賜字及楹聯，都是在民國十一年（1922年）完成的。

民國十二年（1923年）夏季的某一天，是淳于夫人七十大壽之日。當時天氣炎熱，王家在三江會館（后期的平安電影院）大擺筵席，以示祝賀。根據常識，立牌坊的時間應距大壽之日不會太遠。就這樣，在當年的王家花園先后矗立了大小兩座牌坊，成為營口市井的一大奇觀。

流年如水、光陰似箭，歷經民國、偽滿時期直到解放初期，兩座牌坊依然完好如初。直至1960年前后，小牌坊開始逐漸坍塌，最終形成一堆亂石，時有兒童在上面玩耍。由于年代久遠，所以今日的人們大都不知它的存在。到了文革中的1966年秋季，大牌坊的厄運來了。不知由哪一級部門組織的造反派群眾集聚在王家花園，用繩索將大牌坊拽倒。至此，一幢堅固美觀的古典建筑，遭到了徹底的毀壞。至于那些倒塌的石構件，一直靜靜地躺在如今楞嚴寺公園南門的西側，直至70年代末，后來就不知去向了。如今，只有基座的殘骸還保留著。

2005年10月，通惠苑小區建樓開挖地基時，出土了小牌坊的兩條石柱。由于上面刻有文字，使我們得以了解它的歷史脈絡，該二石柱現保存于市博物館。

熊岳有望兒山磚塔，它體現了母愛。營口有“今之孟母”，牌坊，它宏揚了母愛加母教。王家花園牌坊是營口為數不多的歷史建筑，而透過該建筑所折射出來的歷史內涵，則是我們今天的人們應當認真研究與發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