麋鹿：從野外滅絕到繁衍復壯

風從海上來，吹得人睜不開眼。幾頭雄性麋鹿在川東新閘附近的灘涂上走走停停，時不時緩緩地低下頂著大角的頭，尋覓食物，對海堤公路上駐留的游客毫無提防。2021年初冬，當我第五次來到黃海之濱的江蘇大豐麋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10多年前需要巡護員領著在灘涂上跋涉許久才能遠遠觀察到的野生麋鹿，居然就這樣漫不經心地出現在我眼前。

受制于先天的自然稟賦和自古以來的發達經濟，人口稠密的江蘇并非自然保護的大省，但卻擁有閃亮的野生動物保護名片——麋鹿。2021年10月，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在昆明召開前夕，正式發布的《中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白皮書中指出：麋鹿通過人工繁育擴大種群，并最終實現放歸自然，與大熊貓一并列入中國瀕危物種保護的重要成果。曾經在野外消失的麋鹿如今在北京南海子、江蘇大豐、湖北石首分別建立了三大保護種群，總數已突破8000頭。其中，江蘇大豐麋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數量最多，截至2022年5月底，麋鹿總數增至7033頭，其中野生麋鹿達到3116頭。

大豐是麋鹿回歸的新家

因為“面似馬、角似鹿、尾似驢、蹄似牛”，麋鹿又被稱為“四不像”，在公眾中的知曉度僅次于梅花鹿。《淮南子》用“麋沸蟻動”形容戰爭導致的騷亂，可見歷史上麋鹿的繁盛。但麋鹿依賴的溫帶平原濕地，也是人類繁衍生息的沃土，最早被開墾成為農田。人進鹿退，加上高強度的狩獵，以及冷暖周期的變化等影響，到清朝末年，麋鹿在野外基本絕跡。有學者根據訪談，推測麋鹿野外滅絕的時間為20世紀初，而自周朝以來王室飼養麋鹿的傳統，讓其人工繁育種群在北京郊外的南海子皇家獵苑得以延續。

1865年，法國傳教士阿芒·戴維在北京的南苑發現麋鹿并將其介紹到國外，北京南海子麋鹿苑由此被認定為麋鹿的模式種產地。19世紀末，麋鹿遭到殺戮和劫掠。雙重劫難下，麋鹿在中國徹底消失。1900年前后，英國第十一世貝福特公爵將散落在歐洲各地的18頭麋鹿收集到其家族的烏邦寺莊園進行散養，經過繁衍生息，麋鹿的生機得以延續，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小種群。現如今，在世界各地生活的麋鹿全都是這18頭麋鹿的后代。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讓中國的大門再度打開，野生動物保護成為中外合作的先鋒領域，拯救大熊貓、朱鹮的同時，麋鹿的回歸也提了上日程。在烏邦寺向南海子“反哺”麋鹿一年后，1986年，世界自然基金會向江蘇提供了39頭麋鹿，目標很明確：在麋鹿原生棲息地恢復能實現自我維持的野生種群。

為什么會選擇人口稠密、土地資源緊缺的江蘇？

從北宋開始，黃河多次改變流向，從黃海之濱的江蘇入海，帶來了大量的泥沙，在潮水的作用和長江的夾擊下，形成了越來越寬廣的淤泥質海岸，無法耕作，也不利于發展航運，阻礙了當地經濟的發展，但也因此留下了綿長的自然岸線和灘涂濕地，時至今日，這里仍是丹頂鶴在中國最重要的越冬地，小青腳鷸、勺嘴鷸、黑臉琵鷺等瀕危水鳥在遷徙路線上最關鍵的停歇地，也是100多年前麋鹿野外滅絕前的最后家園。歷史上有麋鹿分布，又有面積足夠大的適宜棲息地，且獲得了當地政府的支持，江蘇鹽城的大豐，就這樣成為回歸麋鹿的新家。

大豐麋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研究員丁玉華原本是一名獸醫，從大豐保護區創立開始，他就和麋鹿結緣。1986年夏天，39頭麋鹿剛剛抵達大豐時，分別住進了單獨的棚舍，情緒煩躁，不吃不喝。大家思來想去才意識到麋鹿是群居動物，不能彼此分開。麋鹿的保護工作，就這樣摸著石頭過河，從零起步。高溫干旱天氣影響了水質，麋鹿又出現了水土不服，有的發生嚴重的腹瀉。丁玉華根據獸醫臨床經驗和野生動物的用藥原則來治療，還和同事日夜不停地用水泵補水，改善水質，那段時間每天只睡3個小時。

幸運的是，麋鹿很快展現出了對自然的適應能力。之前，大豐保護區圈出了足夠大的林地和沼澤，讓麋鹿在半散養的環境下過渡。即便是在食物匱乏的冬季，麋鹿也能找到可食植物，結冰時能找到水源，遇到寒潮刮西北風時，麋鹿全都迎風站立，風順著毛刮過去，保溫效果自然好很多。到了1998年，大豐麋鹿總數達到354頭，麋鹿回歸野外，終于有了可能性。

習慣了人工控制的環境，麋鹿回到野外能適應嗎？保護區有海堤公路穿過，為了讓麋鹿放歸后能適應這樣的環境，保護區在靠近公路的坡地上搭建了10畝的圍欄，讓它們感受汽車鳴笛等各種噪聲，起初一有響動麋鹿就躁動不安，但沒多久就習慣了，也能在圍欄中找到適合的植物和淡水，放歸的時機成熟了。

第一次走出圍欄回歸野外

1998年11月5日，保護區挑選了體質強壯的8頭麋鹿進行試驗，這是100多年來麋鹿第一次走出圍欄，回到野外。一頭較強壯的公鹿帶著的無線電頸圈源源不斷地發回信號，工作人員24小時不間斷地進行跟蹤，沿著海堤公路確定它們的活動范圍。如果連續3天在外圍看不到麋鹿，他們就要結伴進入灘涂深處，在蘆葦中步行尋找野生麋鹿的蹤跡……

經過一冬一春的考驗，1999年春，一頭野外放歸母鹿產了第一頭小崽。由于懷孕時還是在半散養區，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野生”，但保護區還是記錄到麋鹿很多有意思的行為：分娩前母鹿會離開鹿群，找到安靜、避風、向陽的地方，幼崽出生后母鹿會立刻把遺留的胎盤、血跡吃干凈，可能是防止天敵循著氣味來捕獵；哺乳后，母鹿回到鹿群，幼崽單獨藏匿，這或許是一種生存策略——鹿群的目標很大，一旦有天敵來襲擊，幼崽的體力根本無法脫身。

一年冬天，我跟隨巡護員在保護區監測麋鹿。我們借助望遠鏡發現了在水坑邊活動的一群麋鹿，一頭成年公鹿突然抬起頭，警覺地看著我們。專家告訴我，這時得原地觀察，等它們放松了警惕，才能在大米草的掩護下慢慢靠近。在持續的野外監測中，巡護員積累了很多經驗，比如年齡識別，以公麋鹿為例，一年生的幼仔身上有梅花斑，二年生的長出筆桿一樣的角，此后每一年分出一杈，直到第五年長出4個杈。性別辨認就更有意思了，麋鹿剛產仔時很難靠近，巡護員就從幼崽的排尿行為判斷：雄性從腹部排出，雌性從尾部排出，利用望遠鏡就能觀察得很清楚。

2003年3月3日，在野外出生的麋鹿又生下了小崽，100多年中國沒有野生麋鹿的歷史終于結束了。此后，大豐麋鹿野外放歸成功實施6次，野生種群目前已擴大到2600多頭，它們沿著海岸線向北分布到大豐港，向南一直擴散到了長江入海口的南通啟東。

麋鹿“ 闖禍”該怎么辦？

大豐保護區技術員俞曉鵬是土生土長的大豐人，2016年開始在保護區工作。2021年，麋鹿在南通啟東被發現后，他和同事們就第一時間到那里進行現場監測。他說：“我們是在刷抖音時看到啟東也出現了麋鹿，就專門去監測。雖然我們沒有直接觀察到麋鹿，但農田里的蹄印、糞便都不少，好在麋鹿的數量還不多，當地人新鮮勁兒還沒過，并不太計較莊稼受損，再往后就難說了。”

從大豐港到啟東直線距離有180多公里，沿海岸線都有麋鹿的分布，不管是麋鹿掉進人工澆筑的水渠里，或者被尼龍網纏住了，甚至是發生車禍，我們都要立即開展救助，時間長了，人力和財力的壓力越來越大。保護區林業工程師劉彬告訴我，一天夜里，他和同事一口氣救助了近20頭掉入水渠的麋鹿，麋鹿水性很好，但混凝土澆筑的水渠，坡岸幾乎是直上直下，麋鹿無法爬上來，全都得麻醉后拖上岸。萬幸的是，這些年保護區周邊地區的農田、苗圃，都修建了金屬圍網，麋鹿“闖禍”的頻率明顯低了。

對麋鹿更微妙的態度轉變來自保護領域內部。江蘇鹽城國家級珍禽自然保護區曾從北京南海子引入麋鹿供游客參觀，但事與愿違，麋鹿在圈舍里氣味熏人，保護區索性還11頭麋鹿以自由，在水草肥美的核心區，麋鹿很快增長到了300多頭，現在保護區擔心的是，它們的快速擴張，難免干擾到人工繁殖放歸野外的丹頂鶴在夏季孵化、育雛。

2020年初，距離大豐保護區40多公里的條子泥濕地突然來了一群麋鹿，“起初有30多頭，越聚越多，2021年我統計到的有406頭，包括很多在條子泥出生的幼崽，政府領導和游客看了很高興，說明我們條子泥保護的好。”生態攝影師李東明這些年以條子泥為家，作為志愿者參與勺嘴鷸等瀕危水鳥監測和保護工作，他發現麋鹿很喜歡在黑嘴鷗筑巢繁殖的堿蓬地活動，“麋鹿一腳踩下去就是碗口大小的足印，這么一大群頻繁活動，幾百對黑嘴鷗的巢就保不住了。”條子泥濕地所在的東臺沿海經濟區管委會聞訊后，火速聘請了6位工人，在黑嘴鷗繁殖地日夜守候，直至幼鳥離巢。政府的保護行動讓李東明深受感動，但這樣的應急之舉并非長久之計，“說到底，還是適合鳥類、麋鹿生存的棲息地太少了”。

丁玉華認為，要從生物多樣性的角度看待麋鹿種群的增長和擴散，水鳥和哺乳動物都是物種多樣性的一部分，不能從單一物種的角度去評估，況且濕地物種之間的關系也是在動態的變化中。麋鹿種群的擴散，對鳥類來說也會有很多積極的影響，比如這些年在濱海濕地瘋狂擴張的入侵物種互花米草，擠占了水鳥的覓食、停歇空間，但在麋鹿活動頻繁的區域，也會因為踩踏和采食而被控制。

讓麋鹿之歌在中國濕地回蕩

2021年末，一個陽光明媚的清晨，潮水已經褪去。俞曉鵬開著皮卡車來到保護區內的第三放養區巡護，這里生活著2000多頭麋鹿。它們幾百頭一群地聚在一起，路邊的防風林下也已寸草不生，滿地都是麋鹿的糞便。車還沒停穩，有些麋鹿似乎有些按捺不住，膽子大一些的就朝車走來。原來，每到秋冬季，食物來源減少，保護區都要補充飼料，這樣也能避免更多麋鹿“離家出走”和當地農民發生更多沖突。為此，保護區每年需要存儲高達6500噸的飼料。

那么學習美國黃石國家公園重新引入狼來控制食草動物的措施是否可行呢？對此，北京林業大學生態與自然保護學院副教授賈亦飛博士認為：“大豐保護區所處的東部地區人口稠密，不可能寄望于重引入豺狼虎豹這些猛獸來調控麋鹿種群。麋鹿在局部地區密度過大，且沒有競爭物種，也缺少來自肉食性動物的捕食壓力，優勝劣汰不足，其實不利于種群的健康，對個體來說，由于被捕獵的壓力消失，它們的運動量減少，也會出現體脂率偏高等健康問題。”所以，他建議主管部門考慮一些野生動物管理措施：“比如在法律和政策條件成熟后，在特定的區域和季節，人為獵捕一些個體，這在美國、日本都有非常成熟的案例，國內的研究機構也有能力持續監測研究，為開展這項工作提供科學指導。”

當前麋鹿種群擴張帶來的人獸沖突、局部棲息地過載等問題，都是20世紀80年代動物保護拓荒者們始料未及的“甜蜜的煩惱”。但保護的終極目標，絕不僅僅是拯救瀕危物種那么簡單——盡管這是最能打動人的故事情節，保護工作最終要實現的是生態系統的全面修復和野生動物種群的科學管理。丁玉華預測，麋鹿的復興可能會形成兩條主線：一條是以江蘇大豐麋鹿為中心的沿海野生麋鹿生態廊道，另一條是以湖北石首麋鹿為中心的長江中下游野生麋鹿生態廊道，而這一橫一縱的生態廊道，正是支撐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潛力所在。

足夠的時間、空間，先行者的遠見和努力，接力者的專業和誠意，讓麋鹿重引入成為人類拯救瀕危物種的經典案例，也讓我們和后代有機會再看到洪泛平原上曾經消失、又在復興的自然景觀。要想麋鹿之歌在中國的濕地荒野中傳唱下去，還需要人們更長遠的眼光和更持久的努力。

本文選自《森林與人類》雜志2023年第3期。購買雜志請點擊閱讀原文直通雜志微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