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現如今，如果有人還想要討論新聞學和新聞業的存在價值，往往會得到一個否定的答案。在經歷了長達十余年的下行后，新聞學和新聞業早就在市場和體制的雙重夾擊下丟盔卸甲。過去，潰敗的主體，主要集中在市場化媒體以及行政級別不高的官媒。但是，3月13日央視在燕郊采訪遇阻一事，卻以一種荒誕不經的形式，暴露了潰軍之中，亦不乏最高級媒體的身影。
中國的新聞媒體，有著嚴格而規范的等級制度。這種從上至下的區分，體現在新聞媒體的行政級別，主管單位以及可報道事件等諸多領域中。所以，一般來說，級別越高的媒體，往往擁有更豐富的采訪資源和空間，行使輿論監督的可能性也愈高。久而久之，民意也自然而然對高級別的媒體抱有更強的期待，他們樸素地認為，當公共事件發生后，介入媒體的級別越高，就越有利于事實的核查與辨析。
只是，這種期待很難解釋昨日采訪遇阻一事。在行政級別上，采訪的媒體是站在金字塔頂端的。它的記者，無論是編內還是編外，在明訪時，往往眾星拱月般被奉為座上賓，而暗訪的輿論監督則威力更加巨大，以至于坊間傳聞，在當年焦點訪談牙齒最為鋒利的時候，各地還會派員公關，以防家丑外露被全國知曉。
現在回看，這當然是新聞最為高光時刻，可也是一個意外，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新聞。即便是以最普通的標準來判定，迄今為止，新聞都未能在這片土地上建立起來。那些被用來臧否現時新聞不堪的案例，其偶然遠遠大于必然。其實，新聞的潰敗一直在路上，如江河日下，一日遜過一日。
新聞業的潰敗，有目共睹。但新聞學的潰敗，就很難被直接觀測到。但是，如果仔細觀察改革開放以來重啟的新聞學教育，就不難發現，過去的新聞學教育，因為一頂「無學」的帽子，故而在社會學、心理學、倫理學等社會學科中尋找著理論的支撐。盡管還并不足以和傳統的社會科學相匹敵，卻也有所建樹。至少，它建構了一個職業應該有的道德與標準，且為實踐總結出了一些可供復制的路徑。
可惜，這些來之不易的成績和積累，自打出現的第一天起，就遭遇著雙重力量的拉扯。公眾對低劣的新聞產品已經脫敏，對貨真價實的新聞產品的需求卻始終沒有得到滿足。新聞所能展示的東西，離公眾的期待越來越遠，而諸多委屈無法言說。在這條三審三校的工作鏈條，任何一點突圍的舉動，都會被視為對現行秩序的挑戰，不僅為自己，也會為別人帶來不必要的風險。因此，審校不再僅僅是對事實的核查，主要目的是降低新聞的沖突性和話題感，使之始終處于安全的范圍內。
回到采訪遇阻一事上來，上述這些問題當然也困擾著最高級的媒體。但它們之所以是最高級的媒體，正是因為能夠很快完成思維上的切換，而行政級別帶來的利好，則能夠很大程度上掩蓋新聞不堪的現實。它們很輕易就會產生一種錯覺，認為自己是無所不能的，是了解一切的。所以，當最微小的力量對它造成阻礙時，錯愕和震驚被瞬間定格，成為公眾腦海中揮之不去的畫面。
所以它需要挽尊，需要以一種恰如其分的形式重新拾起權威。于是，日常被忽視的職業共同體成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的最好工具。在過去，采訪被阻礙的事情數不勝數，如果不是遭遇強大的公眾質疑，鮮有職業共同體會在第一時間發聲支援。而這一聲援最為巧妙的是，它將采訪分為正當與不正當兩種，也為后續的操作留下了巨大的空間。
所以，昨日的燕郊是一個所有人必須重視的分水嶺。這個巨大卻無形的山脈，傳遞出清晰而明確的信號：輿論監督的主體與行政級別無關。只要被認定為添亂，就有可能遭遇阻礙，但一旦被認定為增光添彩，那也必定一路綠燈，暢通無阻。如果無法在這個新的條件下實現邏輯的自洽，未來恐怕只有險阻，而無坦途了。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所有人，都是新聞的潰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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