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單，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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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過澳門賭場的朋友都知道，在賭場的吸煙區或洗手間常有一兩個神情詭秘的人主動向其他人詢問：要不要換錢？

為什么要換錢？換的是什么錢？

從內地出境的游客，攜帶人民幣現金不得超過2萬元或5000美金的等值外幣，而這個額度在賭場內可能只夠某些賭客半天的“消費”。同時，賭場通用的是港幣，人民幣和澳門元基本無法使用。

因此，一些現金額度不夠的賭客就有了換錢的需求，而在賭場內提供相關服務的人被稱為“換錢黨”，通常每換1萬港幣能賺150~300港幣的匯率差，換個30多次就能賺夠1萬港幣。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的“換錢黨”一般與賭場之間無正式合作，甚至要躲避賭場保安，屬于“寄生”在賭場謀生的角色。近年來，賭場的生意也不好做了，于是通過“疊碼仔”與“換錢黨”合作，招徠一些有港幣兌換需求的賭客以提供“增值服務”：賭客通過境內銀行APP將相應人民幣轉入“換錢黨”指定的境內銀行賬戶，確認到賬后，“換錢黨”便在賭場內向賭客直接交付相應額度的港幣現鈔。

正如最高檢發布的“懲治涉外匯違法犯罪典型案例”的L某非法經營案：

L某與澳門賭場合作，組織成立換匯團隊，負責招徠需要兌換港幣的賭客進行換匯，并在每日匯率基礎上提高兌換匯率，賺取匯率差價，案發期間累計換匯折合人民幣1514萬余元。

經審理，法院判決L某犯非法經營罪，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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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問題來了：

首先，賭博在澳門地區是合法，換錢黨在澳門賭場內為他人換匯，為何追究刑事責任？

我國刑事司法遵循屬地管轄原則：凡在我國領域內犯罪的，除法律特別規定之外，都適用《刑法》。

澳門地區屬于我國領域內，L某面向賭客非法換匯的行為可能同時涉嫌開設賭場罪和非法經營罪，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

即便在澳門地區的賭場生意合法，也不代表其上下游行為均合法。

2024年10月，澳門立法會就出臺了《打擊不法賭博犯罪法》，專門針對“換錢黨”新增了“經營為賭博不法匯兌罪”，明確對未經批準而經營貨幣匯兌的行為，無論自然人還是法人，無論賭場內還是賭場外，無論偶發還是持續經營，只要匯兌是供賭博用途的均予以刑事處罰（朋友之間匯兌的除外）。

因此，在管轄層面上，“換錢黨”的行為一旦達到追訴標準，就可能面臨刑事處罰。

第二，為特定的賭客群體換匯，該如何定性，開設賭場罪還是外匯類非法經營罪？

兩高于2005年發布《關于辦理賭博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其中第四條規定，明知他人實施賭博犯罪活動，而為其提供資金、計算機網絡、通訊、費用結算等直接幫助的，以賭博罪的共犯論處。

當時《刑法》的第303條僅有“賭博罪”，沒有單設“開設賭場罪”，且最高刑期是三年徒刑，屬于“輕罪”。

2006年6月29日，《刑法修正案（六）》出臺，將《刑法》第303條修改為兩款，第一款是賭博罪，即以營利為目的，聚眾賭博或者以賭博為業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

第二款是開設賭場罪，即開設賭場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至此，《刑法》新增了“開設賭場罪”，量刑分為三年以下和三至十年兩檔。

2020年12月26日《刑法修正案（十一）》出臺，進一步對《刑法》第303條進行調整，將第二款“開設賭場罪”的量刑改為五年以下和五至十年兩檔，并增加了第三款“組織參與國（境）外賭博罪”。

顯然，對于“開設賭場”行為，司法治理的態度是從嚴從重。

同在2020年，兩高一部發布《辦理跨境賭博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其中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明知他人實施開設賭場犯罪，為其提供場地、技術支持、資金、資金結算等服務的，以開設賭場罪的共犯論處。

可見，“明知他人開展賭博仍提供資金或費用結算”的行為，屬于幫助犯，認定為開設賭場罪。

本案中，L某與賭場合作并為其招徠有換匯需求的賭客，進而提供換匯服務，可認定是“資金結算”型幫助行為，涉嫌開設賭場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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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為何法院最終判決L某構成非法經營罪？

《辦理跨境賭博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四條第（五）項規定，為賭博犯罪提供資金、信用卡、資金結算等服務，構成賭博犯罪共犯，同時構成非法經營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竊取、收買、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等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這意味著，法院認為，L某為賭客提供換匯服務的行為，同時還構成非法經營罪，且定性為非法經營罪的刑罰更重。

有人說，L某是為特定賭客群體提供換匯服務，并非面向不特定人群，不符合經營性行為要件，怎么構成非法經營罪？

這個說法站不住腳，這里的“特定”只是將賭客與普通換匯者作了區分，而在賭客群體中有換匯需求的賭客仍然是不特定的，甚至有些賭客一開始通過“換錢黨”兌換港幣作為賭資，后來逐漸轉變為換匯用作他途。而“換錢黨”只關心有沒有客戶來換匯，至于賭客的誰、換匯后繼續賭博還是做其他事，在所不問，故其行為本質上還是提供換匯服務以賺取服務費的經營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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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本案的換匯模式就不用細說了，典型的“人民幣-港幣”對敲模式：L某等人負責聯系賭客，并讓賭客將人民幣通過銀行APP轉至指定的境內賬戶，再向其提供相應的港幣。

從涉案金額來看，公訴機關指控L某等人累計換匯1500萬余元。經核對：

（1）對于財務記錄賬目中有記錄的交易明細，有L某等人供述、提供銀行卡人員證言及銀行卡開卡記錄證實，記錄賬目涉及的銀行賬戶系專門用于買賣外匯資金流轉，記錄的交易明細與銀行賬戶交易明細中客戶姓名、轉賬數額一一對應，共計681萬余元。

（2）對于記錄賬目中未記錄的交易明細，進行區分認定：對于有當事人供述、客戶證言等證據證明相關交易記錄為買賣外匯交易的部分，計入犯罪數額，共計833萬余元；對于其他交易金額，不能排除系涉案人員用于其他用途的，未認定為犯罪數額。

因此，若以開設賭場罪論處，在提供資金結算幫助行為的情形下，涉案數額無法準確界定哪些用于賭資，哪些用作他途，故其收取的服務費也難以計算；若以非法經營罪論處，則指控的涉案數額可認定為非法換匯金額，遠超500萬元的立案標準，在基本檔的量刑幅度內可以從重處罰。

最終，本案遵循想象競合從一重的原則，對L某以非法經營罪論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