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靠什么謀生？這個問題的確令人好奇。他們是否不事生產，將所有時間都用來思考和構建各種理論體系？當然不是！愛與智慧無法支持人類的社會生存，每個人都有謀生需求，哲學家也不例外。

本書介紹了古今40位哲學家的“真實”職業。一些看起來理所當然，如記者、編輯、藝術評論家等從事文字與思想工作的職業；另一些出人意料，如法官、解剖學家、地理學家等；還有一些則令人匪夷所思，如自行車手、偽幣制造者、搶劫犯等。

作者探討了不同職業對哲學家的影響，揭示了哲學家賴以謀生的“真正”職業及其與哲學之間的微妙聯系。或許，哲學家在哲學思考之外所從事的“真正”工作，才是他們訓練思想的“秘密實驗室”。

作者 納西姆·埃爾·卡布利（Nassim El Kabli）

哲學博士，巴黎第一大學講師，法蘭西文化電臺（France Culture）節目《與哲學同行》（Avec philosophie）制作人。著有《破裂：一種尋常體驗的哲學》（La Rupture. Philosophie d'une expérience ordinaire）、《他人與自我：典范、模范》（Soi-même par un autre. Figures d'exemplarité, figures d'exemple）等。

譯者 黃可以

南京大學—巴黎第三大學聯合培養文學博士，任教于南京師范大學法語系，譯有《餐廳里的革命》。

斯賓諾莎：鏡片拋光師

漢娜·阿倫特：記者

第歐根尼：偽幣制造者

伊夫·居賽：喜劇演員和脫口秀演員

帕斯卡：公共交通承包商

塞涅卡：“皇帝的朋友”

馬修·克勞福德：機修工

埃米莉·沙特萊：物理學家

蒙田：市長

多米尼克·梅達：高級官員

普魯塔克：阿波羅的祭司

狄德羅：藝術經紀人

雷克呂斯：地理學家

柏格森：外交家

紀堯姆·馬丁：職業自行車手

巴什拉：郵局職員

萊布尼茨：圖書管理員

阿涅斯·蓋羅：作家—作曲—歌手

柯奈留斯·卡斯托里亞蒂斯：經合組織經濟學家

讓雅克·盧梭：樂譜抄寫員

讓·梅葉：無神論神父

孟德斯鳩：法官

阿瑟·丹托：藝術評論家

馬可·奧勒留：皇帝

瑪麗·德·古納：編輯與斗士

托馬斯·霍布斯：貴族導師

克洛德·阿德里安·愛爾維修：包稅人

西塞羅：律師

芭芭拉·卡森：精神疾病青少年教育家

索倫·克爾凱郭爾：食利者

貝爾納·斯蒂格勒：搶劫犯

愛比克泰德：奴隸

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和蒂娜·德雷福斯：人類學家

伊麗莎白：修道院院長

弗里德里希·尼采：語文學家

霍華德·貝克爾：爵士鋼琴家

希帕蒂婭：天文學家

大衛·休謨：歷史學家

勒內·笛卡兒：解剖學家

西蒙娜·薇依：工人

哲學家年表

譯后記

序言

“您是哲學家？啊！那除了哲學，您還從事別的工作嗎？”

的確如此，我們不能只靠著愛與智慧活下去，更不能只靠著對智慧的愛活下去。要當哲學家，首先要當個人，當個人就需要賺錢養活自己，哪怕只是在閑暇時刻出神地思考哲學。總之得有個工作，因為哲學并非一種職業。

不過，要當哲學家，的確需要一些技巧。哲學思考，不（僅僅）是回到家里，手肘撐在膝蓋上，莊重地擷取哲思！哲學思考如同一種藝術。當我們面對一位大藝術家時，我們不一定能欣賞其作品，但這并不妨礙我們欣賞其“職業”，無論是糅合色彩、再現褶裥，還是潤色旋律、編寫和弦。所有那些畫著小人兒或是在儲物盒上敲打出一些節奏的孩子都在從事著“小寫”的藝術。但是，只有少數人能成為“大寫”的藝術家。因為只有將藝術作為職業來從事的人才能算作藝術家。哲學也是如此。所有的孩子都無窮無盡地提著問題：這是什么？為什么？這些問題或天真或深刻。但是，從這些“小哲學”的問題走向哲學家“大哲學”的問題，需要跨越相當一段距離，需要一些獨創性、對真實的無限熱愛，以及各種各樣的職業。職業，在這里指的是“思考的藝術”的另一個名字，它意味著走向他人的思想，從而從中尋見自己的思想。它同時意味著提問、構想、論證、看見行不通的地方，有時還要想方設法地找到行得通的地方。這些步驟對任何一種職業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哲學是一種職業，哲學甚至不是一份工作。那么，哲學家們的真正職業究竟是什么？他們如何謀生？

這個問題鮮少有人提出，因為如今，哲學家往往是“哲學老師”，或是大學里比較常說的“科研人員”。他們在完成了漫長的學業后，在階梯教室里授課、指導論文、組織講座與研討會、審閱、在專業雜志中發表文章，有時出版書籍。康德以來的大部分哲學家都是如此。康德是第一位在大學持續授課的哲學家，他授課的機構是當時的柯尼斯堡大學，在如今的加里寧格勒。此外，為了生活，康德也教授數學、物理、邏輯、倫理。他甚至還會教授地理、軍事建筑或火藥學相關的課程。的確，從亞里士多德到黑格爾，從胡塞爾到福柯，相當一部分“大哲學家”的作品其實都是他們的課堂記錄。然而，哲學家畢竟不都在體制內工作。如今不是，從前顯然也不是。

這便是納西姆·埃爾·卡布利想要展現給我們的內容，哲學家“真正”從事的職業。這數十位哲學家或男或女，或有名或無名。有些哲學家的職業不足為奇，因為這些職業與我們對職業哲學家的印象相關：有的從事與科學相關的工作（解剖學家、數學家），有的與語言藝術相關（律師、法官、外交家），有的與交流溝通相關（記者、圖書管理員、牧師）。另一些人的職業則出人意料（爵士鋼琴家、皇帝），甚至與哲學根本毫無關系，因為這些職業講求的是腿部力量（自行車手）或手部靈巧度（摩托車維修、工人、樂譜抄寫員、鏡片拋光師）。斯賓諾莎就是鏡片拋光師，他寧愿繼續從事這份收入微薄的職業，而不是去于1673年向他發出邀請的海德堡大學任教。晚一些時候（1816年）黑格爾承接了這門課的教學工作，他傾囊而授，毫無保留。在哲學家的職業清單中，我們甚至看到了一位奴隸，即斯多葛派哲學家愛比克泰德，同時有一位皇帝馬可·奧勒留，他也是斯多葛派哲學家。這對例子讓我們看到古代斯多葛主義啟示的多面。除了伊壁鳩魯學派，很少有哲學流派能夠展現出這樣的普遍性。

除了納西姆·埃爾·卡布利在這本獨特又有趣的書中研究的特殊案例，還存在著一些哲學家，我們不清楚他們靠什么養活自己。他們可能在收租，或者有別人養著。說到底，“為了生活就得工作，這是社會所必需，也是道德義務”，這樣的觀點對于古代大部分思想家來說都很陌生，而正是這些“游手好閑”之輩為我們的文學與科學遺產帶來了如此豐富的作品。長時間以來，哲學首先是一種奢侈品，然后才成為口袋書。

有這樣一個神秘的例子：第一位哲學家，蘇格拉底，這位流浪漢，到底靠什么活著？或許是他眾多仰慕者中的富家貴族子弟在供養他，或許是他先繼承了父親石匠（或者是雕塑家，彼時兩種職業之間區別甚微）的職業。如果我們研究蘇格拉底，可以像納西姆研究各位哲學家一樣，“將悖論之繩拉到頭”，然后盡力從中整理出蘇格拉底的哲學與他真正職業之間的隱秘聯系。我們可能會這樣說：就像石匠用榔頭、大錘和越來越利的尖錐一點一點地將石料切割成為盡可能整齊均勻的幾何形狀，蘇格拉底也通過反駁的方式將對話者模糊與原初的觀點逐步雕琢為以理性形式呈現的回答。同樣，就像雕塑家只是讓材料中已經有的形象展露出來，辯證學家也只是揭露已然存在于對話者思想中的知識。因此，蘇格拉底不僅僅同助產士母親費納瑞特一樣為靈魂助產，也同石匠父親索佛洛尼斯科一樣專注于為思想石料雕琢。

這位哲學家“真正”職業的例子是否能加入本書的清單呢？或許能，其他的例子可能也行，讀者們也可以享受自己為作品加入新例子的樂趣。無論如何，我們應該感謝本書的作者，他讓我們打開視野，看到了這樣一個如此為人忽略的領域，讓我們驚訝地發現，我們竟然從未想到過這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哲學家和其他所有“大人物”一樣，人們往往會忘記這些哲學家可能是女性，以及這些哲學家不能僅靠“思想”生活。這樣一部作品需要納西姆·埃爾·卡布利的嚴謹與幽默，需要他寫作的才華與研究的耐心。簡而言之，需要他所從事的哲學家的職業，才能敢于提出這個問題，才能知道如何回答。

蒙田：市長

《隨筆集》的著名作者米歇爾·德·蒙田于1581—1585年在非自愿的情況下成為波爾多市長。不過，在他盡心履行市長職責的同時也沒有完全沉醉于公共事務，而是給自己保留了一些自由空間，他將這種自由空間稱作“店鋪后面的小房間”。

1581年8月1日，蒙田被選為波爾多市長，彼時波爾多約有4萬居民，是法國第五大城市。

那個時期的市長選舉分為兩個階段。首先，由6位市政官吏投票選出市長。市政官吏是貴族、資產階級和律法人士（即律師及法官）的代表；然后，由法國國王批準選舉結果，任命市長。彼時的法國國王是亨利三世。

但是，蒙田當選波爾多市長的過程與眾不同。蒙田當時沒有參加競選，自然也沒有當市長的意愿。就他個人而言，他更希望成為一名大使。如果我們可以這樣借用法律的表達，那么他的選舉是以所謂的“缺席抗傳”的方式進行的。他實在是太不想當市長了，以致在選舉的時候他跑到意大利去了。即便當選了他也完全不著急回法國，而是花了45天，騎馬騎了1550公里回到波爾多的土地上，而通常情況下，只需要花一半的時間就能回來。

他本人興致缺缺，市政官吏卻堅決地一致投票給他，亨利三世更是打定主意要他當市長。1581年11月25日，當蒙田回到家時，他讀到了亨利三世給他的信，信中國王命令他擔任市長一職。那時，國王的什么要求都不能拒絕。雖然不情不愿，但是哲學家最后還是接受了這一公職。在這一情況下，“職責”一詞大概也可以理解為“負擔”。

在《隨筆集》中，蒙田提及了他擔任波爾多市長的經歷，他說這一經歷異于他的真正天性。在此意義上他寫道：“市長和蒙田一直是兩個人，兩者之間有著清晰的區隔。”

如今我們常常會聽到一個說法：這種區隔是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間的區隔，其實不然。這種區隔更多是想表達個人內在與公共及市政事務之間的距離。這一距離的保持，也在他與波爾多這座城市之間的關系中以具體的方式呈現出來。連續好幾個月，他都拒絕住到波爾多，更傾向于住在42公里之外、騎馬5小時才能到的城堡里。

如果這般興致缺失，似乎很難勝任有著諸多要求的市長一職。然而，1583年蒙田再次當選。蒙田完成了兩個任期。1581—1583年為第一個任期，相對平靜；1583—1585年為第二個任期，因為新教徒和天主教之間的宗教沖突日益加劇而更為復雜。蒙田是天主教徒，但是他和新教徒也很親近，因為他的兄弟姐妹之中有不少新教徒。雖然他的家庭故事與此并無關，但是由此可知蒙田的家庭讓他遠離了任何一種宗教狂熱。

在一個如此動蕩的年代，將蒙田這樣強勢的哲學家放到掌管城市的位置，有利于緩和沖突，找到妥協的方式。但是，蒙田作為市長的活動不僅是在兩個敵對的宗教團體之中商量與協調。蒙田還是平衡公共財務的管理人。波爾多是港口城市，因此城市經濟生活的一大部分依賴于商品的流通。蒙田必須要處理的棘手問題之一就是稅收問題。經過城市但是沒有停留在城市的商品不用交稅，這與在波爾多銷售的商品不同。因此，很多商人選擇走私，這給市長的工作帶來了很大的壓力。

不同沖突的成功管理都離不開蒙田克制謹慎的態度。作為人文學家，他從未對市政事務充滿熱情，也沒有以個人的身份介入其中。在上文中提到的《隨筆集》中《論意愿》這一章節里，蒙田解釋道，他永遠都與介入公共議題的熱情保持距離。他漠不關心，而這種漠不關心保證了他的判斷力處在一定的高度。往往是個人的興趣讓我們蒙蔽了雙眼，而我們有時又會把個人興趣包裝為公共利益。蒙田身處激烈的纏斗之外，因此最有能力梳理危機的情勢。所以，漠不關心并不總是走向無動于衷。一種冷漠的智慧，讓他得以想清楚一些決定。

在某種意義上，蒙田實現了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描繪的哲學王的理想形象，因為管理城邦的哲學王應當摒除一切對權力的欲望。

蒙田不渴望權力。從這一視角出發，這位哲學—市長很接近柏拉圖筆下的哲學—王。但是在柏拉圖筆下，哲學—王是全知的人物。而蒙田并非如此。蒙田以懷疑論著稱，這種懷疑主義在他的思想中和生活方式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第一次當市長的時候，蒙田以自我描述的方式發表了驚人的論說。他說：我“沒有記憶、沒有警戒、沒有感受，也沒有力量”。這與我們今天的候選人的就職宣誓相去甚遠！

讓我們將悖論之繩拉到頭：我們常常會贊頌投入公共事業之中努力工作的女性和男性，有時卻遺忘了他們的私人生活。蒙田可能證明了我們不應該忽視這一面：想要更好地對公共利益負責，恰恰應該不要過度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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