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網賭平臺提供“支付結算服務”，幫信罪or非法經營罪？

作者：吳單，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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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287條之二，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等技術支持，或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情節嚴重的，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處或單處罰金。

可見，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下稱“幫信罪”）的客觀行為表現，主要有三類：

提供技術支持，或提供廣告推廣幫助，或提供支付結算幫助。

根據兩高《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之（二），支付結算金額達到二十萬元的，即可予以追究幫信罪的刑事責任。

那么，這里的“提供支付結算幫助”如何理解？

根據《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第七條，支付結算類“幫助”行為有兩類：

一是收購、出售、出租信用卡、銀行賬戶、非銀行支付賬戶、具有支付結算功能的互聯網賬號密碼、網絡支付接口、網上銀行數字證書；

二是收購、出售、出租他人手機卡、流量卡、物聯網卡。

換言之，行為人收購、出售、出租銀行卡、收款碼、網絡支付接口、網銀、U盾、手機卡，用于接收、轉移上游犯罪資金達20萬元的，構成幫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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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225條之（三），未經國家主管部門批準，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算業務，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構成非法經營罪。

根據兩高《關于辦理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算業務、非法買賣外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三條，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算數額達500萬元的，即可立案追訴；“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算業務”的客觀行為表現，主要有三類：

通過受理終端或網絡支付接口，以虛構交易、虛開價格、交易退款等非法方式向指定方支付貨幣資金；或非法為他人提供單位銀行賬戶套現、單位賬戶轉個人賬戶；或非法為他人提供支票套現服務。

實務中，非法經營罪中的較常見的“支付結算”情形，即利用POS機或第三方支付接口，以虛假交易、交易退款等方式向指定銀行賬戶、第三方支付賬戶轉移資金。

對比來看，幫信罪中的“支付結算”，也包括利用銀行賬戶（銀行卡）、第三方支付賬戶（收款碼）、網絡支付接口（第三方或聚合支付）從事接收、轉移資金的情形。

那么，二者之間到底有什么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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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來看兩個案例：

案例一（2021渝02刑終238號一案），

M某找人定制了某第四方支付平臺J平臺，后與S某共謀為網賭等業務進行支付結算。

M某負責召集客服、技術人員維護后臺、收益分發，S某通過網絡發展“碼商”（代理）和“碼農”（代理的下線）。

“碼商”和“碼農”提供、收集微信、支付寶收款碼并綁定J平臺，以接受賭客在網賭平臺的充值。當賭客充值后，J平臺將確認收款的信息推送給網賭平臺，網賭平臺再給賭客“上分”。當網賭平臺發起轉賬指令后，J平臺按約定從“碼商”“碼農”的收款碼賬戶中扣除傭金，再將余額轉入網賭平臺指定的賬號。

經查，M某和S某通過J平臺結算資金約6.8億元，按3%的比例抽成后非法獲利約2000萬余元。

那么，M某與S某的行為，該如何定性？

法院認為，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結算辦法》，支付結算是指單位、個人在經濟活動中使用票據、信用卡和匯兌、托收承付、委托收款等結算方式進行貨幣給付、資金清算的行為。

本案中，M某和S某的J平臺通過“碼商”“碼農”綁定的收款碼收取資金，再根據網賭平臺的指令將資金轉移至指定賬戶，實質上起到了“貨幣給付、資金清算”的作用，應認定J平臺具有支付結算功能，屬于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算業務，構成支付結算型非法經營罪。

同時，M某和S某明知他人可能從事網絡賭博活動，仍提供支付結算幫助的行為，也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想象競合從一重以非法經營罪論處。

案例二（2020滬0112刑初2223號）

L某、Y某、E某三人通過“某多多”店鋪為賭博網站等違法平臺提供支付通道，開展收款業務，從中謀取非法利潤。

三人從T某(另處)處購買支付系統，并自行命名為“宏盛通”商戶管理系統。在T某等人技術支持下，三名被告人通過該系統將違法平臺充值端口、“某多多”店鋪、物流空包網連接，通過調用“某多多”店鋪下單接口，生成虛擬訂單及支付二維碼的方式供賭客進行充值，“某多多”店鋪收到充值后匹配虛擬的物流信息，完成發貨，店鋪實際控制人即碼商通過提現、轉賬將資金回流至違法平臺，以此完成資金結算，三名被告人根據資金流水按3%-3.6%的比例收取傭金。

為擴大資金規模，三名被告人另招募被告人Q某等多名碼商，提供多家某多多店鋪及墊付資金。經鑒定，該系統擁有1777個某多多店鋪，為32家商戶提供資金結算業務；案發期間，該平臺資金支付結算金額累計為1.26億。被告人Q某明知店鋪無實際經營，資金來源可能違法的情況下，仍提供63個店鋪用于資金結算，結算金額達1000萬余元。

L某、Y某、E某、Q某的行為，又該如何定性？

法院認為，L某、Y某、E某三人為牟利，從他人處購買“宏盛通”系統后招募、組織碼商進行管理運作，該系統將違法平臺充值端口、某多多店鋪、物流空包網連接，通過違法平臺的充值入口，跳轉生成的虛擬訂單接收資金，再由店鋪碼商通過提現、轉賬將資金回流至違法平臺，形成資金流轉閉環路徑，為賭博網站等非法商戶提供資金支付通道。

因此，L某、Y某、E某三人的上述行為，屬于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算，均構成非法經營罪。

另，被告人Q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仍為其進行資金結算，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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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幫信罪的“支付結算”與非法經營罪的“支付結算”，本質區別在兩點：

一，兩罪的客觀行為性質不同。

幫信罪系將對上游違法犯罪活動的幫助行為正犯化，明知他人可能在從事網賭等違法犯罪活動，仍收購、出售、出租銀行賬戶、收款碼、網絡支付接口等，以幫助接收、轉移違法資金，使上游違法犯罪活動難以被追查，其侵犯的是公共秩序法益。這一類支付結算的幫助行為，不一定具有經營性，但以上游犯罪及非法資金的存在為前提。

支付結算類非法經營罪，系無牌主體通過自行控制、形成的資金池，以實現對相關資金的貨幣清算和轉移，侵犯是國家金融支付行業專營制度，其客觀行為具有經營性，其主觀具有非法營利目的，而相關資金的來源是不特定的，即可以是非法網賭資金，也可以是合法的交易資金。

二，兩罪的支付結算行為范圍不同。

幫信罪的“支付結算”，一般限于收購、出售、出租銀行賬戶、收款碼、手機卡等以接收、轉移上游犯罪資金的行為。這類行為的當事人往往對上游資金沒有控制權，僅僅是提供一個流經通道，一般不會直接實施代為轉賬、套現、取現等行為，否則就可能構成更重的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

對此，《關于“斷卡”行動中有關法律適用問題的會議紀要》也明確指出，行為人出租、出售的信用卡被用于接收電信網絡詐騙資金，但行為人未實施代為轉賬、套現、取現等行為，或者未實施為配合他人轉賬、套現、取現而提供刷臉等驗證服務的，不宜認定為幫信罪的“支付結算”行為。

如陜西高院打擊治理電信網絡犯罪典型案例之六，

被告人Y某開發網絡收款轉賬軟件搭載在阿里云和亞馬遜服務器上，被告人Z某通過境外聊天軟件聯系Y某為境外賭博、游戲平臺提供收款轉賬服務（俗稱“跑分”），按收款轉賬總額（俗稱“跑分量”）收取并分配傭金。

Z某獲得“跑分”資源后，招募“卡商”、“碼商”，并發展被告人W某等人作為“代理”，逐級向下招募“卡商”、“碼商”，利用本人或他人的支付寶收款碼和銀行卡賬號，通過Y某開發的網絡平臺實施“跑分”，并按比例給“卡商”、“碼商”、“代理”、“技術”分配提成，收款轉賬金額達一億余元。

法院認為，被告人Y某開發網絡收款轉賬軟件，為Z某等人實施的“跑分”提供技術支持，一年多時間“跑分”團隊就完成了上億元資金的支付結算，嚴重破壞金融秩序，對Y某、Z某等10人均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論處。

本案中，Y某、Z某等人看似也建立了一個跑分平臺，但實際只是一個收款轉賬軟件，但相關資金只是“過了一道手”，并沒有通過資金回流形成閉環的資金池，故不屬于對相關資金有絕對控制權的“貨幣支付、資金清算”行為，不構成支付結算型非法經營罪。

相比之下，非法經營罪的“支付結算”，核心是基于對資金的控制權而在收款人、付款人之間提供的貨幣資金轉移服務，而這種貨幣資金轉移服務由于未經國家主管部門的批準而脫離了監管、審查，造成了對金融管理秩序的危害。

也就是說，幫信罪的“支付結算”的范圍更廣、門檻更低，但凡跟涉案資金接觸就有可能構成該罪，而非法經營罪的“支付結算”本質在于對資金流入和流出的絕對控制權。

如（2022）滬0112刑初881號一案，

被告人G某招募雇傭陳某、王某、張某1、藍某等人（均已判刑），從他人處購買使用微米富系統并取名為“payways”，通過將違法平臺充值入口連接至“某多多”等第三方電商平臺申請設立的虛假店鋪，以生成虛擬訂單及支付二維碼的方式供賭客進行充值，隨后匹配虛假物流發貨信息，再由虛假店鋪控制人以提現、轉賬等方式將資金回流至違法平臺，完成資金結算。被告人G某等人從中抽取資金流水的02.%~0.6%作為“好處費”，共涉及資金支付結算金額為1.45億元。

法院認為，關于本案的定性，被告人G某等人在并未取得支付業務許可的情況下，仍借助涉案系統，通過網絡支付接口生成虛假訂單進行虛假交易，為境外違法平臺提供資金走賬和支付結算業務。該行為的實質并非僅僅整合資金支付渠道，而屬于通過虛構交易，使資金流轉轉移脫離監管，并為上游違法活動提供幫助。

因此，被告人G某的行為同時觸犯非法經營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應當擇一重罪即以非法經營罪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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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中，涉支付結算行為構成非法經營罪的，往往也同時構成幫信罪，反之則不一定。

如（2020）豫1622刑初398號一案，

被告人L某、C某、W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違法犯罪，通過為賭博平臺周轉資金等業務從中獲利。具體運作模式是：被告人W某、C某伙同王某（不起訴）、張某1（不起訴）、武某（不起訴）、丁某1（不起訴）等人在第三方支付“某多多”網站上注冊成立多家店鋪，并關聯銀行卡，被告人W某通過被告人L某提供的賭博平臺不固定賬戶向賭博平臺繳納一定數額的“押金”，賭博平臺再安排人以在“某多多”店鋪上購買商品的名義進行虛假交易，將賭博資金匯入網店，賭博平臺根據每個網店所收到的資金數額與被告人L某結算傭金，L某從中提成后將傭金轉給W某、C某，W某、C某從中提成后再將傭金分發給下級。

法院認為，被告人L某、C某、W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賭博犯罪，為獲取非法利益，開設網店進行虛假交易為其提供支付結算幫助，其中被告人L某參與幫助結算金額3599萬余元，被告人C某參與幫助結算金額3435萬余元，被告人W某參與幫助結算金額2133萬余元，情節嚴重，其行為均已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犯非法經營罪，指控罪名不當，本院不予采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