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近代科技領域的大牛，都有一個托底“戰績”，比如一個難題，外國人如何不能解決，中國人如何就解決了。

比如茅以升建設錢江大橋，又如侯德榜的“侯氏堿法”，都屬于國外科學技術人員認為難度極大，中國人無法獨立完成的工程技術難題。

詹天佑主持建設的“京張鐵路”可能是近代科技史中第一個這樣的案例，所以被稱為“中國鐵路之父”的詹天佑，在近代歷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盡管詹天佑是袁世凱的愛將，曾多次受慈禧的表彰。

上周日下午專程跑了一趟荔灣區恩寧路的詹天佑故居，這地方小得很，假如沒有一定知識儲備，大概十分鐘就逛完了。

時至今日，這里已經變成了黨員教育基地——盡管詹天佑逝世的1919年這個組織尚未成立，所以預計有不少單位組織來參觀，以填補這里稀少的人氣。

詹天佑最大特點在于在社會聲譽上，穿越了晚清-北洋-國民黨-共產黨四個政權，這是極其不易的，甚至是史無前例的。以下是筆者的參觀游記，希望能有些許信息增量：

1、詹天佑出國得益岳父鼎力支持。詹氏1872年作為第一批留美幼童前往美國，此決定雖然由其父詹興洪做出（簽約生死有命的協議書），但背后的關鍵推動在其父好友譚伯邨，后者許諾詹天佑學成歸來，將四女兒許配之，1887年詹氏26歲，他們順利完婚，可謂信守承諾之大喜。譚氏系19世紀中期的典型粵商，常年往來香港與廣州之間，視野較之詹父更加開闊。

此處推薦hk城市大學程美寶教授所著《遇見黃東——18-19世紀珠江口的小人物與大世界》。由程著可知，1800年前后珠江口已經熱鬧非凡，普通的中國幫辦/伙計也有機會跟隨東家前往英國，他們得以掌握流利的英語、經商的技能和西方的禮儀。而40年后中英鴉片戰爭爆發，以開明著稱的漢族封疆大吏林則徐連看病都不敢找西醫，只許屬下趁夜幕降臨再引洋醫生入府。

詹氏祖上原本系徽商，位于安徽婺源（現屬江西），1760年遷徙至廣州府南海縣，此后一直在廣州經商賴以生存。

有意思的是，詹天佑是第一批留美幼童，唐紹儀是第三批，后者留美全仗叔父唐廷植的勸說，唐廷植彼時乃美國舊金山華商界的領袖。而無論是詹天佑岳父譚伯邨，還是唐紹儀叔父唐廷植，他們都游歷于中西之間，較北京的朝廷大員擁有更開闊的視野、更豐富的知識和更接地氣的經驗。

2、美國媽媽的養育影響詹式一生。抵達美國后，詹天佑的美國媽媽——寄宿家庭女主人——諾索布夫人對青少年時期的他影響至深。諾氏乃康涅狄格州威士哈芬學校校長夫人，住了生活上照料這個來自古老東方專制帝國的兒童，還給予語言輔導、教育激勵和人生觀上的引導。

1881年清廷強力召回留美幼童，天資聰慧的詹天佑通過跳級，正好拿到耶魯大學土木工程系的學士學位，諾索布夫人為此鼓勵孩子以專業報國，這也成為“中國鐵路之父”畢生的座右銘。

1909年京張鐵路提前開通，詹天佑第一時間給美國媽媽去信，表示自己恪守她的叮囑，沒有讓她失望，2001年鐵道部資助拍攝的電影《詹天佑》中曾有畫面細節，有興趣不妨搜來一看。個人認為，青少年時期的影響深遠，主要看護者是否用心，以及品行舉止對孩子的影響不可估量。

3、詹氏成就依賴留美幼童網絡。1881年自美國回國的留美幼童先被冷落了數月，而后才逐步開始獲得入仕機會，詹天佑則屬于在低谷期停頓頗久的一批人，先去福州船政局學員做實習船員，再去張之洞辦的廣東博學館擔任英文教師。

直到1888年，經過另一位留美同學鄺孫謀推薦，得以在回國7年后進入天津中國鐵路總公司任幫工程司，相當于今天的助理工程師。這是詹氏邁向鐵路之父的職業起點。

而詹天佑人士最巔峰時刻無疑是作為總工程師修筑了京張鐵路，該工程難度大、預算緊、時間短，最終提前保質保量完成，除了詹本人技術與管理能力超群外，還與郵傳部侍郎梁敦彥的鼎力支持有關。

梁敦彥（1857-1924）

梁敦彥生于廣東順德，與詹天佑同屬第一批留美幼童，且同樣考取了耶魯大學，二人私交甚篤，后來還成為親家。詹天佑固然有袁世凱的支持，但在工程項目的具體事務上，縣官不如現管，供職于交通系統的法律專家梁敦彥在經費、關系、信息等等上面的幫助，對京張鐵路如期完成貢獻重大。

除了鄺孫謀、梁敦彥，以及后來的民國首任總理唐紹儀，清華首任校長唐紹安等等，留美幼童群體在1900年之后，已經陸續構成一個社交圈，比傳統科舉的同年更加親密。值得一提的是，1913年成立的歐美同學會，首任會長就是梁敦彥，詹天佑也是重要發起人之一，這個社會團體目前歸中央書記處領導、統戰部代管。

4、最后談談科技與意識形態的關系。先講一個小故事：1907年，日本“長白山會”謊稱吉林延邊的“間島地區”屬于朝鮮，其目的當然是想借朝鮮吞并之。當時被大清公開通緝的革命黨人宋教仁，為此化名“貞村”潛入該組織，拍攝偽證過程并實地考察，隨后赴日查閱中、日、朝三國古籍，完成6萬字的《間島問題》一書，從歷史、地理、國際法角度鐵證該地屬于中國。慈禧得知此事后，專門赦免了宋教仁，宋也成為唯一被赦免的革命黨人。

宋教仁之所以被慈禧所赦免，在于他在國家主權利益面前摒棄了成見，換句話來說，君主立憲、民主共和、社會主義，這些在民族利益、國家利益面前，都要退一步。

詹天佑與被赦免的宋教仁有所相同也有所不同，相同之處在于，他們都在捍衛國家利益，只是方式不同；不同的地方在于，詹天佑是一介技術官僚，他不管什么朝代，任務都是修鐵路，提高生產力；而宋教仁則是政治家，他希望改變政治運作方式，改革生產關系。

半個世紀后，鄧稼先、錢三強、趙九章、錢學森、孫家棟等“兩彈元勛”也是類似的，他們解決的是西方頂尖軍事科技的“國產化”問題。今天，競爭從軍事過渡到產業科技，任正非這樣的企業家又站在了相同的位置。

可見，從詹天佑到鄧稼先，再到任正非，他們都盡可能去意識形態化，并站在國家立場去解決生產力問題，這將使得他們立于不敗之地。由此也可以推斷，假如他們中有人試圖變革生產關系，則結局將大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