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與我月薪三千有什么關系”，這句經常出現在評論區的話，可能讓某些大棋黨破防了。

最近，某地官媒發表文章：“不管月薪多少，國事連著家事”，我提煉了一下這篇文章的觀點如下：

這篇文章批駁了"月薪3000元無需關心國事"的觀點，強調國家大事與個人生活緊密相連。文章指出，國家的發展政策、經濟戰略、教育醫療改革等都直接影響每個人的生活質量，國家強盛才能為個人發展提供保障。中國傳統文化中"家國同構"的理念也體現了這種緊密聯系。文章認為，無論收入高低，每個人都應關注國家大事，這是公民責任，也是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

感興趣的可以找原文看看：

月薪三千是否應該關心國事我不知道，但這篇官媒文章作者的社保公積金肯定超過三千塊了。

套用人民日報的句式，我改一下說說：

如果你覺得“這與我月薪三千有什么關系”不好，那就努力去提升底層收入水平，讓他下次說4000、5000、6000。

如果你覺得月薪三千不關心國事不好，那就從你開始，向你的單位申請工資降到三千，親身感受一下月薪三千沒有社保公積金的滋味兒。

如果你覺得同胞沒有責任感，就你先告知他們擁有哪些權利，不要耍流氓。他收入低，你們一起幫他提升收入待遇，改善勞動環境，別讓他們交著社保，父母領200塊的養老金去關恨一個他們這輩子都沒去過見過的人，讓敲著子鼓、跳著廣場舞的大爺大媽的養老金補貼給月薪三千們的父母勻一點兒。

這些都做不到，作為媒體，至少應該履行媒體的基本責任，站出來談談真正的國計民生大事。

下面我貼一篇之前寫過的一篇關于月薪三千的文章，可惜被和諧了（你看，真談國家大事，某些人又不樂意了），我作了些刪改重新發一下。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名言是化用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正始》（卷13）中的最后一句：

“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日知錄 · 正始》（卷 13 ）

最早將此句化用為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人并非梁啟超，而是他的好友麥孟華。

1897年5月，他在《民義自敘》一文中這樣寫道：

“顧炎武曰：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時務報》，第26冊，這段不知是麥誤記還是改寫。

麥孟華后來又在1900年《論中國之存亡決定于今日》一文中直接寫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表述更簡括而有力，于是被廣泛引用。

特別是經梁啟超、孫中山等先后引用，這句話的影響越來越大。后經梁啟超、孫中山等人引用，這句話的傳播越來越廣。

現在回看歷經亡國之痛的顧炎武原本是想表達何意呢？

原文是這樣的：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日知錄 · 正始》（卷 13 ）

這段話中顧炎武將“亡國”與“亡天下”分而論之，即某一具體朝代、一家一姓的滅亡是“亡國”;

政治腐敗、道德淪喪、文明墮落，統治者殘酷壓榨魚肉人民，使人民生存不下去，造成人與人之間互相殘殺，這是“亡天下”。

顧炎武認為像“亡國”這樣的事情，主要的責任要由“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而“亡天下”，保衛禮法、道德，維護社會秩序，不分貴賤，匹夫是有責任的。

換句話說，對遭遇干旱的明末陜西農民，年收入33兩白銀的大清百姓來說，明、清滅亡的責任是扣不到他們頭上的。

真論亡國責任，皇帝、文臣、士紳，宗藩，八旗子弟，這些享受供奉的肉食者們任意一個，都排在匹夫、黔首的前面。

顧炎武這段話里還提到：“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國家”，這其中的“保天下”就是捍衛天下人的利益與安全，也就是說顧炎武認為“保天下”是排在“保國”之前的。

在家國不分、朝國相混的古代，顧炎武的這份見識可以說十分超前了，因而到了近代引起了維新派的興趣。

顧炎武在晚清被重新發掘推崇并非無因，從光緒二年（1876）起，郭嵩燾、陳寶琛、翁同龢等大臣就向清廷提請將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人從祀孔子廟廷，爭論一直持續到光緒三十三年(1907)才入孔廟。

顧炎武、梁啟超、孫中山這些人雖處不同時代，都面臨著改朝換代的大變革時代。崇禎吊死煤山，滿清入關，剃發易服，目睹這一切的顧炎武開始思考總結明朝滅亡的教訓，他的著作中有相當多的內容對君主專制提出質疑。

顧炎武認為君主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不應該凌駕于廣大群眾之上，君民的關系是平等的，兩者的道德責任也是相互的，百姓并沒有對君主絕對忠誠和絕對服從的責任。

“為民而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錄，故班爵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而不敢肆于民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 《日知錄 · 周室班爵 祿》

“君、卿、大夫、士和庶人在官一也”，就是說在道德責任上人們都是平等、相互的。

清末，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儒家忠君思想受到沖擊，維新派開始否定君主即國家，朝廷即國家的觀念，并明確指出了國家與朝廷、與皇統的區別。

梁啟超就曾說過：“朝也者，一家之私產也；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

維新派認為，當時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絕不是“一姓之亡”改朝換代的那種局面，而是極有可能亡國滅種的的民族災難。這種形勢下需要全民奮起，救亡圖存。

但是，由于歷史上中國封建王朝的百姓長期處于無權的奴隸地位，導致奴性普遍根植于國人之中。

這種可怕的奴性使廣大民眾既無權利觀念，也無義務、責任觀念，對國家命運、民族前途漠不關心，自居于旁觀者的地位。

比如第一次鴉片戰爭，英軍和清軍作戰時，當地百姓不但在遠處觀看，還跟英軍做生意，銷售一些日用品。

英軍艦隊與清軍戰斗的時候，百姓甚至奔走相告，讓大家都快去看賽龍舟。

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后，英國的艦隊沿珠江北上時，江兩岸竟有上萬的百姓前來觀看。當清軍的船只被擊破，官兵跳水時，百姓還會喝倒彩。

英法聯軍搶圓明園的時候，甚至還有人給洋人帶路，在洋人搶完之后，百姓也跟著去搶，美名其曰撿漏。

在洋人燒圓明園的時候，百姓聽到后沒有一個人覺得憤怒，更不會覺得這樣做不合適。

維新派的麥孟華就曾說過：

“雖外敵之逼迫”，“顛覆危亡在于旦夕，亦皆視為他人之事，漠然無所動于衷”。——《論中國民氣之可用》，《清議報》，第57冊。

其實這也不怪清朝百姓麻木冷漠，老百姓不曾享受過作為人的基本權力，也就很難要求他們去共情平日欺壓和魚肉自己的清廷軍隊了。

這就好比公司老板平日只想著怎么壓榨你，PUA你，又不漲工資，遇到和別的公司競爭關鍵時刻，又想讓你發揮大無畏的奉獻精神為公司發光發熱，純純白日做夢。

晚清時的士大夫對此可謂感同身受，為喚起國人奮起救亡圖存，維新派呼吁國人樹立國民權利觀念，提倡國人應養成國民義務和社會責任觀念。

正是出于這一時代需要，他們想起了顧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的名言，并一再加以引用，希圖喚醒國人良知，擺脫奴性，救亡圖存。

國民的權力和義務思想曾被維新派當作救亡圖存的法寶，如今卻被很多人視作洪水猛獸。

還在不斷以“公”、“集體”的名義來綁架和PUA個人，嘴里喊著什么無私奉獻，實則肚里全是蠅營狗茍，腦后早就生了辮子。

反倒是三百多年前的顧炎武在《日知錄》中的思考看起來更現代。

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提出“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在他看來，個人私利是客觀存在的，是人之常情，無可非議，道德不能離開人們現實的物質生活。

“自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日知錄·言私其豵》 “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文集·郡縣論五》

在顧炎武看來，自從天下為家以來，人們就得養家糊口，生存發展，因此，追求利益，滿足“私”利是合理的，無可非議的，與人性近于善并不矛盾。

無“私”就無“公”，沒有現實的物質利益就沒有道德上的善，利益是向善的動力。沒有天下之“私”，就不可能有“天下之公”了。

針對封建道德說教的虛偽性和荒謬性，顧炎武指出：

至于當官之訓，曰以公滅私，然而祿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無將母之嗟，室人之謫，又所以恤其私也，此義不明久矣。——《日知錄·言私其豵》

他認為當權者們大談“有公無私”“以公滅私”， 不過是漂亮話罷了，其實是將少數統治者之“私”冒充為“天下為公”。

顧炎武認為統治者要治理好天下，就不能否定人們的私利，而是要滿足人們的私利。只有改變人民貧困的生活狀況，才有道德可言。

顧炎武的筆鋒穿越三百年塵埃，在今日的喧囂中仍錚然作響。

那些高呼“奉獻”卻漠視個體苦難的偽善，那些以集體之名行壓榨之實的悖謬，在顧亭林“祿以代耕”的質問下皆無所遁形。

三百年后，當“天下”已化為億萬普通人的衣食冷暖，或許這才是真正的“保天下”之道。

參考： 1.^顧炎武《日知錄》 2.^段志強《孔廟與憲政:政治視野中的顧炎武、 黃宗羲、王夫之從祀孔廟事件》段志強 3.^張錫勤《“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小考》 4.^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 5.^麥孟華《論中國之存亡決定于今日》 6.^麥孟華《論中國民氣之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