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經典內化為士族家法，士族之家甚至各自以獨特的家法相標榜。《晉書》卷四五《王暾傳》載：“暾妻前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家法，婦當拜墓，攜賓客親屬數十乘，載酒食而行。”《晉書》卷五〇《庾敳傳》載：“王衍不與 敳 交， 敳 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耳。’ 敳 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可見各有家法還是一種標新立異的意味。

魏晉南北朝后期，士族的家法已經有文本化的傾向。南朝王儉，“少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并行于世”。王儉年輕時撰寫的禮儀著作風行，說明儒家倫理被社會所接受。要注意的是，它不是強行接受，而是風行于世，是一種自覺和自發的態度。顏之推的《顏氏家訓》也是士族家法文本化的表現。

隋唐時代統一南北，儒家經典作為學校教材和科舉考試的內容，有必要有統一的注疏，于是有《五經正義》定本編纂，儒學經典意義上的“家法”一詞終于因此而絕跡。家法除了一般意義上的家傳學問外，更多的是指士族家庭的行為規范，于是家法又被稱為門風。在這里儒家經典的倫理資源價值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比如《全唐文》卷四六四《冊杞王妃文》雖然是套路上的文章，但它強調了儒家經典如何從書本的教義變成行為的準則：“《禮》以大婚崇繼嗣，本人倫之教；《詩》言淑女配君子，系王化之綱。”“柔婉稟乎天和，禮樂成于家法，明章婦順，虔奉姆儀。克茂《鵲巢》之規，葉宣《麟趾》之美。”

《孔子圣跡圖·西狩獲麟》

唐代的士族之家也是各有家法，即治家的行為準則。例如，樊洋九歲喪父，其母親齊“夫人哀而撫之，思期勤斯，以慈以惠，示以家法，俾有見焉”。柳玭《戒子孫》云：“蒞官則潔己省事，而后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后言以言養人。”徐鉉所撰王夫人墓志云：“初，先姑之治家也，嚴而有惠，通而得禮。夫人觀刑稟教，莫不率循。故三十余年，門風家法，凜然如舊。”“朱泚之亂，（崔）祐甫妻王氏陷于賊中，泚以嘗與祐甫同列，雅重其為人，乃遺王氏繒帛菽粟，王氏受而緘封之，及德宗還京，具陳其狀以獻。士君子益重祐甫家法，宜其享令名也。”此外，還有穆氏家法、柳氏家法在當時也很有名。

由于士族之家各有家法，在婚喪禮儀活動中各行其是，于是要求家法統一的呼聲開始出現。

《新唐書》卷一九七《盧弘宣傳》載：“弘宣患士庶人家祭無定儀，乃合十二家法，損益其當，次以為書。”這里清楚地指出，盧弘宣看到士庶之家在祭祀禮儀上各行其是，感到擔心，于是把十二種流行的“家法”（當已形成“文本”）加以重新增刪修訂，編纂成新的家法書籍。這樣的書我們沒有看見。但是我們看到，這里的“家法”已經成為一個新的書籍化的范本了。我們至今沒有看見盧弘宣編纂的重新統一吉兇禮儀的范本，但是《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的史部儀注類都有許多書儀，作者包括鄭余慶、裴佐、裴度、杜友晉等人。文獻上的書儀只有目錄，而敦煌地區更發現了張敖、鄭余慶、杜友晉等書儀文本十余種。家法成為士庶之家日常禮儀往來中的行為儀范，更有“太公家教”一類家庭倫理教科書，教人以做人的道理。宋代的士大夫之家也制定自家的家法，諸如“司馬溫公家法”“袁氏世范”以及朱熹訂立的“家法”，但是這些家法在內容上已經沒有多大差異。“家法”的文本化和普及化借助印刷術等科技成果而更加風靡全社會。明清時代的《朱柏廬治家格言》流行極廣，幾乎成為統一的治家格言，很少有人再固執于一家之家法了。

P.3599《太公家教一卷》(局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

綜合以上論述，我們可以對“家法”的演變形成如下的認識：家法最初是指研究儒家經典的章句之學，是一種根據家學傳統講述的經學解釋文本和解釋傳統。家法在魏晉隋唐時代成為士族的禮法門風，士族的倫理行為和禮儀規范被推定為家法。魏晉隋唐士族的家法原本是具有個性化的，士族之家各有各的家法，但是隨著儒家經典文本及其解釋的規范化，隨著士族家法的文本化，社會上有整齊家法、規范吉兇禮儀的呼聲和要求。于是，家法儀范的統一化成為歷史的趨勢。正是通過這樣的演變，儒家倫理完成了從國家意識形態向社會和個人倫理規約的轉變，國家的意志最終變成了社會和家庭的意志。

（摘自《唐代家庭：生活、生計與家風》，為方便閱讀，省去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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