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問題根源在于我們的政治體系已被金錢徹底腐蝕。這是部分原因。此外，它已完全被軍工數字復合體所掌控。因此，在外交政策上，我們現在受硅谷統治；而在任何國內議題上，則是由一小撮億萬富翁操控——他們正是為最近這屆政府出資最多的人。

正因如此，才能選出像特朗普那樣令人震驚、可憎、無知且腐敗的人。但這是一場金錢游戲，就拿這次來說，埃隆·馬斯克和他的朋友彼得·蒂爾等人買下了這場過去的選舉，他們現在擁有白宮。這就是大西洋這一側發生的事。

坦率地說，我在歐洲所見令人難以置信，因為就在不久前，還有那些受人尊敬的鷹派人物，他們是真正有分量、非常有趣的人。我認識赫爾穆特·科爾，也認識許多歐洲的領導人，因為我曾參與并為其提供經濟活動的咨詢等等，他們都是真正有分量的人。

而現在，你甚至無法與他們交談，他們如此可悲，連電話都不接。他們不愿討論任何超出舒適區的話題，這真是令人驚異。在此過程中，歐洲當然正在分崩離析。它無法判斷自己將被東方還是西方入侵，而且判斷錯誤。俄羅斯并非其威脅，真正的威脅是美國——那場更可能迫在眉睫的入侵。

他們已完全喪失了外交感和經濟意識。如果說對俄羅斯的制裁（這對俄羅斯影響不大，卻摧毀了德國和歐洲的工業）還不夠的話，那么幾天前，他們還在上面加了最后一筆，宣布將永久停止從俄羅斯進口任何能源，只購買來自美國、成本高出六倍的液化天然氣。這些人甚至片刻都不會考慮自己的公民或選民，難怪斯塔默的支持率只有11%，我不知道還有誰更低。馬克龍現在或許已跌至個位數，他完全被人民所厭惡；默茨的支持率則自由落體般下跌。

他們不僅從歐洲利益的角度看是可悲的，即使從維持任何公眾支持的角度看，也算不上正派的政客。

他們不像特朗普那樣是徹底的災難，但奧巴馬卻是一個失敗。有意思的是，我在競選期間曾完全被奧巴馬迷住，心想："好了，我們終于要迎來轉機了。"結果當然，之后什么都沒有。

他實施的是顛覆政府、讓中央情報局負責推翻敘利亞政府等深層國家的常規政策，任內出現了許多許多災難。有趣的是，他的競選經理大衛·普洛夫寫了一本書，描述奧巴馬在2008年取得的勝利（書名好像是《敢于勝利》，我記不清了）。這本書有趣之處在于，它百分之百是關于選舉策略的，卻沒有一個段落談到這個人為何真正想治理國家、他代表什么。

全書都是關于歐巴馬是否會以這種方式競選、此時該說什么、彼時該說什么。好吧，他們贏得了總統寶座，但之后卻空無一物。這就是為什么說這些人不知從何冒出來，被某些勢力支持著，他們毫無實質內容。

我和我妻子常常提及戈爾·維達爾一部精彩的紀錄片傳記，他是美國偉大、機智的社會評論家、小說家和公共知識分子。鏡頭恰好記錄下奧巴馬贏得選舉的那晚：他身處意大利的別墅中（他當時自我放逐，離開美國定居意大利），攝像機開著，屏幕宣布奧巴馬當選，他毫無表情。

于是采訪者問他："維達爾先生，奧巴馬當選您不高興嗎？"他回答："聽著，等到你當選總統時，你的靈魂早已出賣過十次了。所以這毫無意義。"這基本上是一句話的解釋——這無關緊要，完全不重要。

它沒有改變美國一絲一毫的軌跡，沒有改變深層國家政策，沒有改變軍工復合體，沒有改變中情局的勾當。它未能阻止中情局在2014年2月的邁丹（烏克蘭）政變中所扮演的角色，那場政變使我們走上了與烏克蘭開戰的道路。它未能阻止中情局在敘利亞的陰謀，那導致了14年（始于2011年美國應以色列要求發動）的這場殘酷內戰（抱歉，應該是秘密戰爭）。

這就是悲劇所在。我們紙上可能有一個憲法體系，但它實際上已不再運作，盡管紙面上依然存在。

我寫了一本關于肯尼迪最后一年的書，因為我認為從古巴導彈危機到他遇刺的這一年，是美國自富蘭克林·羅斯福以來最偉大的政治家才能展現的一年。肯尼迪正逐漸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領袖，而正是因此，他幾乎可以肯定是被中情局勢力殺害的——詹姆斯·安格爾頓很可能就是策劃整個事件的元兇。

毫無疑問，正是從那時那刻起，美國改變了。很可能從那時起，即使總統有膽量去做不同的事，他們也不會去做，因為他們明白那實際上意味著什么。艾森豪威爾非常明確地告訴了我們這一切。

回看艾森豪威爾1961年1月17日（其任期結束前僅三天）那場著名的告別演說，實在令人震驚。正是在那篇著名演講中，艾森豪威爾警告我們正受到軍工復合體的威脅。這篇演講讓我震驚的不僅是其預見性，更在于它出自一位將軍——不僅是總統，更是盟軍最高統帥——之口。

他警告美國人民，警告他們軍隊對民主意味著什么，他心知肚明。我認為肯尼迪遇刺后，杜魯門很快寫道，他最大的錯誤就是簽署了1947年的《國家安全法案》，該法案創建了中央情報局，部分將其作為美國的秘密軍隊。我深信杜魯門明白肯尼迪是在一場政變中倒下的，而非那個荒謬的"獨行槍手"故事。

最近，我一直在閱讀關于瑞典奧洛夫·帕爾梅遇刺的驚人歷史文件，這基本上是同一個故事。幾乎可以肯定，帕爾梅是在一場涉及美國、英國軍情六處和瑞典情報部門的情報陰謀中被殺害的。

這是一次內部作案，相關文件在這方面令人震驚，而未能進行任何嚴肅調查顯然是一種掩蓋。但直到最近閱讀這些文件，我才完全意識到：瑞典的改變方式與前者如出一轍。

我的意思是，當我還是年輕學生時，我熱愛瑞典的社會民主主義。這對我來說太棒了。瑞典在所有權、工人所有權和"邁德納計劃"方面探索新途徑的方式令人嘆為觀止。

上世紀70年代有許多讓我這個正在受訓的年輕經濟學家著迷的激動人心的事物。然后，這一切在1990年代停止了，正是奧洛夫·帕爾梅之死阻止了一切。所以，這些事件不僅僅是刺殺，它們是政府的根本轉向。關于伊扎克·拉賓遇刺也可以這樣說：那是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保持哪怕最低限度體面的最后機會，因為拉賓遇刺后，以色列變成了一個種族滅絕的社會。過去幾年，它公開在加沙實施種族滅絕。

因此，肯尼迪遇刺、帕爾梅遇刺、拉賓遇刺——這些事件改變了歷史。這不僅僅是個人悲劇和沖擊，更是它們對這些社會內部政治格局的影響，這些基本上是改變政權的政變，這正是我們目前所生活的現實。

他們似乎決意違背每一項原則，突破每一條邊界，直到引發核戰爭，這是多年來世界發展的大方向。有趣的是，管理"末日鐘"的《原子科學家公報》昨天將鐘的分針又向前撥了四秒，宣布我們距離"午夜"（核末日）僅剩85秒。

這反映了一個自1992年以來一直持續的事實：每位美國總統都讓我們更接近核戰爭。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特朗普第一任期、拜登、特朗普第二任期，他們都魯莽行事。而特朗普第二任期無疑是其中最失控的，因為其中很可能有癡呆癥或深刻的心理缺陷、不穩定性在起作用。

但這場即將發生的戰爭的背景，本身就是以色列長達30年制造這場戰爭的努力。以色列幾乎制造了該地區的每一場戰爭：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也門、蘇丹的戰爭（摩薩德在分裂蘇丹方面非常活躍），以及索馬里、利比亞的沖突。

它一直想要一場大戰，一直想要與伊朗開戰——盡管伊朗人口基本是以色列的十倍。伊朗不是一個可以輕易征服的國家，它不是委內瑞拉。

順便說一句，委內瑞拉也不是。特朗普并不擁有或統治委內瑞拉，無論他現在有什么妄想。但伊朗不會那樣被征服，而且它本身已處在一個不穩定和其他核大國聚集的大鍋中。

伊朗所在的地區，俄羅斯、中國、沙特、土耳其等非常重要的國家都有重大利益和巨大賭注。實際上他們都不想要這場戰爭。無論是美國公眾還是該地區任何國家，都沒有戰爭的鼓聲。這鼓聲只響在內塔尼亞胡瘋狂的頭腦中，以及美國對以色列每一個骯臟要求的順從里。除非奇跡發生，讓世界其他國家站出來說"不，你不能這樣做，我們不接受"，否則特朗普不久就會攻擊伊朗。

我認為安理會應被迫進入不間斷的會議。特朗普違反國際法的行為甚至不是假設性的。《聯合國憲章》再明確不過：第二條第四款規定，任何國家不得威脅使用或使用武力。而唐納德·特朗普正在我們眼前大搖大擺地發出武力威脅，這公然違反了《聯合國憲章》。

當然，有人剛引用默茨總理的話，說這個政權即將完蛋，真是太好了。天啊，歐洲的這種驚人魯莽、可悲的治理，竟在歐洲隨時可能在格陵蘭遭受美國攻擊之際說出這樣的話。似乎歐洲除了"別攻擊我們，但攻擊別人我們會很高興"之外，沒有其他原則。所以，這是一場真正的戲劇，一個非常危險的局面。

坦率地說，這也讓我感到驚訝——盡管以我的年齡，我不應對厚顏無恥感到驚訝，我承認，但我仍然感到震驚。

而最無恥的事情之一，是美國財政部長上周在達沃斯自豪地描述美國為摧毀伊朗經濟、從而鼓動人民上街而發起的"最大壓力"行動。他解釋這一切不是伊朗人管理不善或腐敗的結果，而是特朗普政府蓄意摧毀經濟的行動。

然后他總結道：所以他們無法進口，這就是人們走上街頭的原因。貝森特說：這就是經濟治國術，不開一槍，事情正朝著非常積極的方向發展，簡直不可思議。

他們宣稱，這就是他們所認為的治國術——這種對另一個國家經濟的極端暴力和蓄意破壞。那么，斯塔默說了什么？默克爾說了什么？馬克龍說了什么？這些西方價值觀的英雄們說了什么？據我所知，一聲沒吭。

我必須從兩個層面來回答這個問題：聯合國有作用嗎？應該有作用嗎？我們需要聯合國來生存嗎？以及一個預測性的回答：現實中它真的有作用嗎？我的觀點是，我們可能正處于類似1938或1939年的境況，我們在問國際聯盟的問題。

而國際聯盟在1930年代一再失敗：它沒有捍衛西班牙民主，沒有捍衛埃塞俄比亞，沒有阻止希特勒的任何侵略。所以你會說國際聯盟有什么意義？當然，國際聯盟滅亡了，它在二戰背景下滅亡，聯合國因國際聯盟的死亡而誕生，是繼任組織。

如果羅斯福活著，歷史會非常不同。羅斯福是位偉大的總統，我們美國為數不多的偉大領袖之一，他就是其中之一。他于1945年4月12日去世，未能使聯合國按照他設想的作為合作組織的方式運作。

所以，我們與聯合國的關系確實處于非常糟糕的狀態，毫無疑問，但我們需要聯合國，我每天都在為它奮斗。我幾乎不停地周游世界，幾乎在世界每個地方——非洲、亞洲、拉丁美洲——人們都希望聯合國成功，現在每個人都處于絕望中。

所以，每個人都在想：它死了嗎？正在死去嗎？還能恢復嗎？但除了世界上最大的惡霸美國之外，每個人都想要法治。我們有一個暴徒式的、黑幫式的政府，但并非全世界都在為這種黑幫主義起立鼓掌，他們想要法治。我的論點是，我們迫切需要它。所以，盡我所能，我在努力拯救聯合國。我不是在給你打賭的賠率，但我正在盡力說，我們需要它運作。

但美國扼殺了它，其退出了31個聯合國下屬機構，它正在拋棄一切"似乎是合理的。

國際法無疑是脆弱的，人類的整個歷史就是世界大戰，但我們在核時代從未有過世界大戰。而它將是最后一場戰爭，因為它將是終結。所以，我們必須做出非凡的努力，但這并不容易。

首先，如果美國沒有在2014年密謀推翻亞努科維奇政府，烏克蘭戰爭就絕不會發生。如果美國沒有推動北約東擴，戰爭也絕不會發生。如果美國、德國和法國捍衛了《明斯克協議》，戰爭也絕不會發生。

其實本可以通過頓巴斯地區東部烏克蘭的自治來結束戰爭，而戰爭本可以在2021年12月避免，當時普京總統提出了與美國的安全安排草案。我打電話給白宮的國家安全顧問杰克·沙利文，懇求了他一個小時："杰克，談判吧，你不需要北約東擴。"

而他說："別擔心，杰夫，不會有戰爭的。"這些人如此無能和不負責任，令我震驚。

然后，我們知道俄烏戰爭幾周后，他們在土耳其調解下上了談判桌。我飛往安卡拉詳細討論此事。當然，美國和英國中斷了談判，告訴烏克蘭："你們不要簽字，繼續打下去。"

自那以后，可能已有200萬烏克蘭人的傷亡。這就是我們對烏克蘭的偉大"捍衛"——把他們全殺了，這似乎是歐洲和英國的策略。

所以說，結束這場戰爭的基礎一直存在，那就是烏克蘭的中立，這是問題的核心。

停止愚蠢的北約東擴，這從一開始就是瘋狂的，這是布熱津斯基從1853年的帕默斯頓勛爵那里學來的瘋狂想法。

順便說一句，這簡直是克里米亞戰爭的重演，把俄羅斯趕出黑海。這是布熱津斯基的想法，也是帕默斯頓和拿破侖三世的想法，這有很長的歷史淵源。

所以，這場戰爭本可以結束。特朗普上臺時，只要闡明這些原則，本可以結束戰爭。但特朗普除了其他問題外，還被林賽·格雷厄姆、理查德·布盧門撒爾這樣的人包圍。這些人都是美國軍工復合體的雇傭兵，是戰爭販子，而澤連斯基也是其團伙的一部分。

在我看來，他們是黑幫，不代表烏克蘭人民的利益。如果他們想代表，就會讓烏克蘭活下去。但他們不，他們不想讓烏克蘭活下去，或者他們采取的行動毫無理性可言，自烏克蘭政變發生十年來，一直如此。

所以，如果特朗普正常、稱職、有能力，他本應給美國人民做一次演講，解釋北約東擴是一種挑釁，不是好事，不值得，并把它從桌面上拿掉，從而在2022年4月曾觸手可及的條款上達成和平，美國將支持那種協議。

但特朗普沒有能力做那種演講，沒有能力像約翰·肯尼迪總統在1963年6月10日所做的那樣發表和平演講（該演講向美國人民解釋了我們為何能與蘇聯達成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

與此同時，美國軍工數字復合體想要試驗無人機武器，軍情六處想要削弱俄羅斯并繼續戰斗。除了人民自己，所有人都想要戰爭。而特朗普除了其他一切，還是個無能者。實際上我認為他想結束戰爭，但他無法以一種需要的方式來展現總統風范以結束戰爭。

所以他真的搖擺不定，誰最后一刻跟他談就聽誰的，他的團隊無能且分裂，國會也仍然是中情局勢力的一部分。而中情局30年來一直試圖促成這場戰爭，或者說30多年來一直試圖搞垮俄羅斯并分裂它。

所以你需要一位強有力的總統。在某種程度上，這又回到我們所說的關于肯尼迪遇刺的話題。自那以后，沒有一位總統能一貫采取和平路線，特朗普也以那種方式隨波逐流——也許他被勒索，也許是愛潑斯坦事件，誰知道呢——但無論如何，他未能堅持，戰爭繼續。

悲劇在于所謂的烏克蘭領導層（我甚至不愿用這個詞來形容他們）——一個尚武的、不起眼的團體在做這一切，而他們的歐洲伙伴們隨時準備從利沃夫、敖德薩或任何能找到年輕人的街頭抓人，把他們送上前線去死。這就是現在正在發生的事，徹頭徹尾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