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在各大中文新聞網站評論區，一說到特朗普，就有人說他是“瘋子”，要不就是說他是個唯利是圖的商人，不適合當總統，這種現象與國內自媒體述事造成的低智化傾向有關系的。
事實上，特朗普這個人很不好對付。經商期間，特朗普六次破產六次翻身，這種抗壓能力延續到政治領域：2020年敗選后，他迅速啟動2024年競選，通過TikTok等新媒體平臺擴大年輕選民基礎，特別是在槍擊事件中，臨危不亂不懼，果斷展現“永不言敗，勇敢無畏”的斗士精神，給全世界人民留下深刻印象。
作為“政治素人”，特朗普打破建制派套路，用直白語言攻擊精英階層，塑造“平民代言人”形象。他通過社交媒體直接與選民溝通，繞過主流媒體過濾，成功激活沉默的藍領群體。執政期間，他無視國際規則單方面退出TPP、巴黎氣候協定等協議，以“美國優先”重構全球秩序，這種冒險雖引發爭議，卻進一步強化了其“敢做敢為”的硬核形象。
縱觀國內自媒體對特朗普的“瘋魔化”敘事，主要也是表現為將其標簽化為“瘋子”或“唯利是圖的商人”，這種現象的形成既有特朗普自身行為的爭議性，也反映了中美關系背景下信息傳播的復雜生態。結合近期新聞報道和特朗普的公開言論，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分析：
一、特朗普行為特征與爭議事件的放大效應
1. 極端言論與象征性挑釁
特朗普的爭議性言行（如“注射消毒液殺病毒”言論、煽動性演講風格）被自媒體放大為“瘋狂”符號，而其商人背景（地產大亨、稅務爭議）則被簡化為“唯利是圖”的刻板印象。這種標簽化符合算法推薦機制對“情緒沖突”內容的偏好。
另外，特朗普近期發布AI生成的“教皇形象”，并在采訪中輕佻回應“想當教皇”，引發宗教界的強烈批評（如被指責“褻瀆神圣”“自戀”等）。這類行為被自媒體提煉為“瘋狂”的典型例證。
自媒體傾向于選擇最具沖擊力的片段（如“敵基督者”等評論），強化其非理性形象。例如，自媒體常將特朗普的政策（如關稅戰）與個人性格捆綁，用“瘋子式決策”等標題強化戲劇沖突
2. 政策搖擺與利益導向
特朗普在俄烏沖突中態度突變（從“親俄”到對普京強硬），背后涉及美烏礦產協議的利益捆綁，被解讀為“商人式投機”。此外，他對經濟數據的“攬功甩鍋”（如將一季度GDP萎縮歸咎于拜登，同時自詡“特朗普經濟”），進一步強化了“唯利是圖”的標簽。
其政策邏輯中的實用主義（如關稅政策對本土產業的保護）常被簡化為“利益至上”。
二、中美關系與國內輿論的互動
1. 政治正確的敘事需求
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背景下，特朗普的極端政策（如對TikTok的威脅、電影關稅政策）被視為“美國霸權”的具象化表現。國內自媒體通過強調其“不可預測性”和“反常識決策”（如揚言武力奪取格陵蘭島），間接呼應了反美情緒。
2. 信息篩選與刻板印象強化
自媒體傾向于傳播符合受眾預期的內容。例如，特朗普對法律程序的無視（如驅逐移民時忽略法院命令）、對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的攻擊，均被納入“瘋子”框架，而忽略其行為背后的政治策略（如轉移經濟矛盾焦點）。
三、自媒體生態的流量邏輯
1. 情緒化標題與碎片化傳播
例如，特朗普的“11歲女孩不需要30個洋娃娃”言論被截取為“脫離民眾疾苦”的象征，而非討論其政策意圖。這種斷章取義的方式更易引發爭議和傳播。
2. 標簽化簡化復雜議題
將特朗普的商人背景（如房地產、品牌營銷經歷）與其政策捆綁，形成“一切為利益服務”的單一敘事，忽略其團隊的地緣戰略考量（如通過俄烏沖突制衡中俄）。
四、潛在后果與反思
特朗普無疑是一個很精明而又勇氣的政治領導人，的精明在于將商業思維植入政治運作，將個人品牌升華為意識形態符號；其勇氣則表現為對傳統規則的蔑視與對風險的高度耐受。正如研究者指出：“他的成功不在于正確，而在于永遠以行動重新定義游戲規則”。這種特質既是其崛起的關鍵，也是爭議的根源——在解構舊秩序的同時，也在考驗現代政治的倫理邊界。
然而，自媒體將中美矛盾簡化為“特朗普個人瘋狂”，容易掩蓋美國兩黨對華強硬政策的延續性 ，過度聚焦特朗普的爭議言行（如“中國是騙子”等言論），反而使其占據輿論主導權。這種述事方式，不利于我方在中美博弈和競爭中占據主動權。
1. 公眾認知的片面化
過度標簽化可能導致對特朗普政策實質的誤判。例如，特朗普第二任期對華加征60%-100%關稅的計劃，實則是美國產業回流戰略的延續，而非個人“癲狂”產物。這種認知偏差可能使公眾誤判“換總統即可緩解矛盾”，忽視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深層戰略邏輯。
2. 中美對話的障礙
極端化敘事可能加劇民間對立情緒，影響理性討論空間。例如，特朗普對TikTok的矛盾態度（既威脅封禁又依賴其競選宣傳），若僅被簡化為“反復無常”，可能掩蓋其背后的選舉策略。
將特朗普定義為“不可溝通的瘋子”，可能使民眾難以理解必要的戰略妥協。例如2025年中美在關稅談判中可能的階段性讓步，容易被曲解為“向瘋子屈服”，反過來在國內形成壓力，這與中國“以斗爭求合作”的務實策略形成沖突。
3.民間合作的稀釋
自媒體為追求流量可能忽略事實核查。例如，特朗普聲稱“美國電影業消亡”以論證關稅合理性，但未提及流媒體沖擊等結構性因素。自媒體與特朗普互相塑造“敵人鏡像”：他煽動美國民眾對華敵意（佛羅里達演講15分鐘89次提中國），而中方輿論反制進一步固化這種對立。這種雙向妖魔化使人文交流、民間合作等“壓艙石”加速瓦解。
結語
國內自媒體對特朗普的“瘋魔化”既源于其個人行為的爭議性，也是中美關系緊張與流量經濟共同作用的結果。盡管這種敘事短期內能引發共鳴，但長期可能削弱公眾對國際政治的深度理解。未來需在批判性報道與客觀分析之間尋求平衡，避免陷入“標簽戰爭”的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