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換屆選舉即將臨近，是留下還是離任，許多村干部心里正在徘徊。下村里調研時與村干部聊天，村干部們無奈地苦笑說，在各類自媒體上，只要牽涉到村干部有什么問題視頻，就有大量的老百姓點贊，村干部在村民中的形象似乎不是很好，村干部們感到委屈和寒心。作為連接國家政策與鄉村群眾“最后一公里”的紐帶的底層干部，村干部在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根據國家統計局2024年12月發布的數據，全國有60多萬個村委會。如果按每個村平均5名村干部配置，全國有村干部約312萬人之多。他們是我國人數最多的無編制的“干部”，肩負著帶領近7.71億農業戶籍人口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任，更是擔負著基層穩定的政治重擔。

一、村干部的窮、苦、累

村干部是我國一個特殊的干部群體，按照國家公務員管理條例，他們不是干部，不能像公務員一樣享受國家干部的有關待遇；按照當前大多數地方對村干部的要求，他們被參照公務員的有關規定管理。他們對上是農民，但要承擔國家鄉村振興的干部使命；對下是干部，卻要和農民一樣干農活。對上要服從各級國家機關的領導，是沒有級別沒有待遇的最底層干部；對下要尊重七大姑八大姨，甚至在同宗姓中要給長輩們當“孫子”。當前，所有地方的村干部事情都很多，村支兩委主要村干部還必須脫產，但他們得到的報酬只是誤工補貼。因此村干部既窮又累還苦。

村干部窮。在各種自媒體甚至影視藝術中，似乎村干部都比較富裕，老百姓也懷疑村干部得了國家的好處或者貪污了老百姓的補貼因此富裕了，當然不排除個別村干部確實這樣，但事實上村干部靠當國家給的補貼是窮的。就國家給村干部發的工資來說，一般地方的村主要干部一年就四五萬元，其他村干部人員更少。盡管他們達到了一般農民的年平均收入水平，但是，這些錢養家是不夠，甚至不夠本人花。有村干部說，自從當了村干部，村民的紅白喜事都要隨份子錢，一年到頭不是一個小數目。為什么大多數村干部是村里較富裕的人家呢？這不能排除村干部本身能力在村里是比較強的客觀事實，應該說，大部分村干部自己的賺錢能力還行，如果沒能力，肯定當不了村干部。因此，富的村干部一般都自己賺錢的門路，不靠自己做點別的生意還難以養家糊口。能當村干部的還是有能力的人，他們比一般村民富裕不值得大驚小怪，如果村干部光靠國家的補貼收入是窮的。

村干部苦。村干部苦只有自己知道，在村民眼中，村干部風光有面子，似乎得到了國家的很多好處，所以村民對村干部有很多不信任。比如收繳城鄉醫保費用，村干部苦苦做工作，村民認為村干部肯定得了國家的好處。但村干部有苦說不出，有時還要先墊錢。據某村干部反映，該村5個村干部在2025的城鄉醫保收繳中，為達到上級規定的百分率任務，每人平均墊了2000多元，至于這個錢歸誰來還和什么時候還，村里干部們心里都沒有底，反正大家都墊著。還有村干部說，有的村民對于低保政策不了解，低保戶自己日子過好了不該享受低保了，一旦要取消其低保時，有的低保戶甚至要與村干部拼命。此外，一旦當上村干部，既要承受上級各種任務責任的壓力，又要回應百姓的訴求，雖兩頭苦苦應付，卻難獲理解。特別是在如今的信息社會，村干部稍有不慎就會曝光在自媒體上，有苦難言。

村干部累。當前一般行政村人口數通常上千，多則幾千人，村支兩委幾個人要管這么多人的吃喝拉撒，村域面積又大，而且一般村里農戶之間居住分散，許多上門工作一天做不了幾戶，諸如催繳城鄉醫保，要對農戶做工作、費口舌，常常得不到農民的理解，認為這是村干部應該做的。盡管規定村干部實行自治，但是村屬于國家治理的最末端，要落地必須到村上，因此上級許多任務都壓到了村里，當前中央要求給村里解負，但許多無形和隱性的任務村干部必須完成，客觀上很多農業農村工作落實情況，如果不深入村莊就難以有效開展。因此，即使減負，村干部所負的責任還是不少，村干部累是必然的。更令村干部心力交瘁的是，考核問責層層加碼，一件小事處理不當就可能被通報批評甚至處分。他們既要做政策的執行者，又得當矛盾的調解人，白天跑項目、晚上入戶談心，節假日也常在防汛防火第一線。

二、村干部需要情懷與制度的雙重滋養

我國的村干部具有特殊性，對村干部的管理既要嚴格依法依規，又要有情懷和適度寬容，不能僅以行政命令壓任務，更應體諒他們的難處，給予精神關懷與制度保障。要建立合理的容錯機制，減輕問責壓力，提高待遇補貼，解決養老等后顧之憂，增強村干部的職業吸引力。

自國家反腐拍蠅行動加強以來，對村干部的嚴格管理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據《中國紀檢監察報》1月17日消息，2025年全國立案現任或原任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9.1萬人，2024 年處分10.4萬人；2023 年處分6.1萬人。這一數字不僅揭示了村級干部腐敗問題的嚴重性，也傳遞出反腐敗斗爭對村干部越來越嚴厲。但是，村干部作為連接政府與群眾的“最后一公里”，肩負著政策落地的關鍵使命，其工作復雜瑣碎且責任重大。在堅持嚴管的同時，也應注重嚴管與關懷并舉，避免讓基層治理陷入“無人愿干”的困境。唯有嚴管與厚愛結合，才能涵養健康可持續的村級治理生態。

鄉村社會講究人情倫理，村務處理往往需兼顧情理法，若一味強調剛性管理，易使村干部陷入兩難境地。村級工作直面群眾矛盾，調解糾紛、推進項目均依賴個人威望與長期積累的信任，缺乏情感投入難以服眾。對于村干部，唯有融入情懷認同，輔以制度保障，才能激發其扎根鄉土的內生動力。因此，必須在嚴明紀律的前提下，給予村干部更多理解與支持，既要壓實責任，也要搭建成長平臺，暢通發展通道。

只有將組織的關懷與制度的溫度傳遞到基層末梢，才能讓村干部既有敬畏之心，又有干事熱情，真正成為鄉村振興的堅實力量。對于村干部管理不能簡單套用對公務員的管理方式加以苛求，應當尊重村級組織的自治屬性，在監督執紀的同時，充分考慮基層工作實際，合理界定權責邊界，避免過度問責與形式化考核。唯有在制度設計上體現差異性與包容性，才能讓村干部輕裝上陣，心無旁騖服務鄉村。

對村干部給予情懷和寬容是實現鄉村治理有效的根本保證。這要求在制度設計上為基層留足彈性空間，尊重鄉土社會的運行邏輯，避免剛性指標倒逼出形式主義歪風。在鄉村治理的復雜情境中，村干部往往處于各種矛盾與壓力的交匯點。在處理鄉村事務時，村干部需要一定的自主性，不能被過于僵化的規則束縛。過于強調標準化治理行為，可能會忽視鄉村實際存在的復雜人情世故和特殊情況，導致治理效果不佳。所以，對于村干部，我們應當多些情懷和寬容，理解他們在特殊環境下的無奈與付出，給予他們更多發揮空間，讓他們在遵循基本原則的前提下，靈活運用非正式治理資源，推動政策與鄉土邏輯的有機銜接。對輕微違規但無實質危害的行為，應以教育引導為主，避免機械執紀挫傷其積極性。唯有在制度剛性與治理彈性之間尋求平衡，才能真正激發鄉村內生治理活力，實現鄉村的長效善治。

三、如何給予村干部以情懷和寬容關懷

當前，在日常管理中，我們對村干部的情感需求關注不足，鄉村工作環境相對艱苦、任務繁雜，村干部面臨著家庭與工作的平衡壓力、群眾不理解的委屈、發展資源短缺的焦慮等多重困境，若缺乏有效的情感疏導與精神關懷，極易消磨其工作熱情，導致“守攤子”心態滋生。因此，對村干部的情懷與寬容關懷，是鄉村發展的“軟實力”，也是基層穩定的“壓艙石”。

一是要完善容錯糾錯機制，明確適用情形和程序，讓敢于擔當的村干部卸下包袱、輕裝上陣。對村干部要注重從政治上關心、生活上照顧、精神上鼓舞，真正把關懷落在日常。應推動管理理念從“控制導向”向“支持導向”轉變，將信任與激勵貫穿于村干部隊伍建設全過程。通過科學考評、精準賦能和常態化培養，提升其治理能力與職業認同。各級組織需下沉資源、傾聽訴求，建立上下聯動的反饋機制，確保政策執行既有力度也有溫度。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嚴管與厚愛結合、激勵與約束并重，持續激發村干部干事創業的內生動力。在落實鄉村政策中充分尊重村干部的主體地位，賦予其更多自主空間與決策參與權，切實增強其責任感與使命感。通過搭建常態化培訓平臺，提升其綜合素質與應對復雜問題的能力，推動治理方式從被動執行向主動創新轉變。

二是激活基層治理“人”的要素，讓村干部敢干事、想干事、多干事，在理解與信任中煥發干事熱情。要以制度的溫度守護村干部的初心，用組織的關懷化解其后顧之憂，使其在鄉村振興的廣闊舞臺上，既能仰望星空追尋價值，也能腳踏實地深耕細作，真正成為連接政策與民心的堅實橋梁。必須正視村干部群體面臨的現實困境與心理壓力。切忌過度問責導致基層干部畏首畏尾、不敢作為，甚至滋生“寧可不做事也不愿犯錯”的消極心態。因此，在強化監督的同時，必須輔以正向激勵與人文關懷，推動管理從“單向問責”向“獎懲并重”轉變，真正實現嚴管與厚愛結合，確保村級治理既有力度、也有溫度。

三是讓村干部憑借自主性緩解上級政策的剛性，因地制宜開展各項具體工作。當前的某些“一刀切”政策，導致村干部許多事情只能勉強而為，有的事情實在沒辦法，只能用形式主義來對付。如某村為完成5萬元集體經濟收入指標，村支書沒辦法只能在鄰村借了5萬元款，只有找村民簽了一份承包山林的假合同，使村級集體經濟達標了。后來審計時被發現，村黨支部書記盡管經查實沒有貪污，但紀委一定要處分村黨支部書記。例如，某地禁止村干部工作日飲酒，某村干部調解兩村民矛盾，村民擺酒慶賀和解，村干部高興之余被勸喝了酒被處分。還有某村干部處理兩村民糾紛時罵人，但一頓罵把兩村民都罵醒了，都認識了自己的錯誤，調解成功了，村干部卻因語言不文明被談話了。總之，對村干部應該有“彈性調適”制度，尊重村干部在化解矛盾、推動發展中的靈活性與實效性，允許其在政策執行中根據村情適度變通，只要不謀私利、不觸犯法律，就應予以保護與支持，避免過度問責挫傷基層積極性，讓村干部在鄉村治理中敢于擔當、善于作為。

作者系湖南師大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教授，湖南省鄉村振興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