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月28日美以針對伊朗的軍事沖突爆發后，這場大規模軍事沖突已經持續12天。

而在這整整12天中，美以和伊朗的軍事打擊和反擊均在升級，而在最新一輪針對伊朗的第36波攻勢中，美以發動了自開戰以來最高強度的攻擊。

此外，在美以開戰初期就將包括哈梅內伊在內數十位伊朗高層“一鍋端掉”，事后伊朗高層迅速啟動接班程序，哈梅內伊次子穆杰塔巴成為伊朗新的最高領袖。

而在此之前，穆杰塔巴長期以來低調行事，但實際上掌握著伊朗高層的運作，并深度參與國家安全決策。

另根據《紐約時報》以及多名伊朗官員透露稱，穆杰塔巴在美以首輪空襲中腿部受傷，但并未危及生命，但其父、妻子、母親等多位親屬均已喪生，這使得穆杰塔巴身負“國仇家恨”雙重壓力。

因此，外界普遍認為，穆杰塔巴因為個人創傷可能進一步強化其反美立場，并使伊朗未來將會采取更加激進的行動，尤其是核計劃和代理人戰爭方面。

但筆者認為，穆杰塔巴面臨失去至親及國家危機之時，首要任務應當是維護國家穩定，也就是及時“止損”。

因為伊朗無論是在軍事還是經濟上均無法戰勝美國，即使伊朗“拼盡全力”獲得慘勝，此時的伊朗還是現在的伊朗嗎？穆杰塔巴還能坐在現在的位置上嗎？

不過這完全取決于穆杰塔巴自己的想法，究竟是復仇還是借此機會改變伊朗，讓一伊朗成為一個正常國家，甚至成為下一個“沙特”。

筆者所說的“沙特”是指一個能在經濟、科技、教育等方面為百姓謀求發展的國家，并非是向美國“一跪到底”。但換言之，伊朗以前又不是沒有“跪”過。

話題再回到美伊和談，根據最新消息顯示，特朗普已經給穆杰塔巴下達了“兩個月”（也有說是一個月）的談判死線，但特朗普同時又在中東地區部署有龐大的軍事力量。

面對美國這種“大棒加胡蘿卜”的策略，對于剛剛經歷權力交接、內部不穩定的伊朗新領導層來說壓力巨大。

鑒于這次美以襲擊伊朗就是發生在美伊談判期間，甚至美以情報機構正是利用此次談判“引出”伊朗一眾高層，才將伊朗高層“一鍋端掉”，這使得伊朗對美國的信任度極低。

在筆者看來，特朗普在此時再次釋放和談信號，更像是一種極限施壓手段。因為特朗普怕的目的已經達成，不希望戰爭走向長期化，因為此時和談美國利益最大。

如果穆杰塔巴選擇吃下“啞巴虧”與美國達成某種臨時協議，或許可以緩解當下緊張局勢，避免更加嚴重的軍事沖突。

但事實上這種臨時協議會非常脆弱，原因有三。

其一、以色列視伊朗核計劃為生存威脅，態度甚至比美國還要激進。根據以往美伊核談判來看，以色列長期持懷疑態度，在以色列看來，核計劃只有發展與放棄，不存在模糊空間。

以色列也曾多次暗示，如果美伊和談徹底失敗，美以將會發動“第二階段”軍事行動，即針對伊朗核設施和基礎設施（交通、能源、通訊、水利、電力等），這將使伊朗遭受更嚴重的損失，甚至未來50年都無法恢復到戰前狀態。

其二、說到伊朗大家都會拿沙特來進行對比，沙特是君主制國家，王儲擁有極高決策權，可以為了國家利益迅速調整“航向”。

反觀伊朗就比較奇葩了，伊朗的制度可謂是“獨一無二”，屬于“政教合一”，嚴格意義上世界上也只有伊朗和梵蒂岡是這樣，而梵蒂岡國土面積還比北京故宮小一圈，這就沒有可比性。

而伊朗內部勢力可以劃分為三大勢力。

第一個是以已故哈梅內伊為首的保守派，維護神權至上抵制世俗化，更是伊斯蘭革命衛隊實際控制人，主張全面報復美以，不惜代價維護尊嚴。

第二個是以總統佩澤希齊揚、前總統魯哈尼為代表的改革派，推動社會開放、改善民生、緩和與西方關系，主張通過談判解決核問題。但受制于保守派的清洗，“生存”空間被嚴重壓縮。

伊朗國防軍屬于民族主義色彩強烈的世俗化軍事力量，很多軍官受到西方軍事影響，與改革派存在合作空間，但長期被保守派邊緣化，資源更是遠遜于伊斯蘭革命衛隊。

第三個就是中間派，是介于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間的搖擺力量，但其立場往往取決于局勢變化與個人利益考量。

大家看到沒，伊朗就是一個這樣神奇的國家，這和慈禧太后掌控同治帝、光緒帝和溥儀有何區別？嚴重阻礙甚至斷送中國的進步，也讓中國徹底落后西方國家數百年。而這樣的伊朗能有什么出路呢？筆者不知道。

其三、美伊之間是結構性矛盾，涉及到核問題、代理人戰爭（也門、胡塞武裝等）以及意識形態根本對立。

美國想讓伊朗徹底放棄核能力并停止支持代理人戰爭，而伊朗想要的是徹底解除美西方對伊朗的經濟制裁并保留伊朗在中東的影響力，雙方的核心訴求根本無法調和，這也注定戰爭的必然爆發。

總的來說，伊朗現在面臨的選擇將是一個“死局”，如果向美以妥協，伊朗保守派將徹底失去根基，改革派將走上臺面。

如果選擇強硬對抗，未來伊朗只會遭到毀滅性的打擊，甚至導致中東局勢瞬間失控，并引發更多中東國家被迫卷入沖突。

最后，伊朗還存在一個不確定性——以色列，以色列想要徹底“解除”伊朗威脅，以色列的導彈始終是懸在伊朗頭上的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這也是伊朗不會輕易變成沙特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