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部郵箱里每天塞滿的共識稿件，會議室里絡繹不絕的制定啟動會，醫學界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共識狂歡”。

據蘭州大學健康數據科學研究院估算，2024年中國學者主導制訂的指南和共識數量逾1400部——這一數字相當于2010年至2020年期間發表總量的半數。這意味著，平均每天就有近4部指南或共識誕生。

從頂級三甲醫院到地方學術組織，從腫瘤靶向治療到良性疾病外科技術，幾乎每一個細分領域都在以前所未有的熱情推出自己的專家共識。

這本該是件好事。專家共識是臨床實踐的“導航儀”，尤其在新興領域缺乏高質量證據時，它能為迷茫的臨床醫生指明方向。

然而，當“導航儀”比道路還多，當每一份都號稱“權威”，事情正在悄然發生變化。

01

專家共識的價值

專家共識是醫學領域中，針對某一特定臨床問題，在缺乏充分、高質量的直接科學證據時，由該領域的多位權威專家組成的團隊，通過結構化、透明化的方法，對現有零散證據、臨床經驗和專業知識進行整合、討論與投票，最終形成的統一性、指導性意見。

在臨床實踐中，專家共識的核心價值在于填補證據空白與規范臨床行為。

當高質量臨床研究因倫理、成本或技術迭代過快而缺位時，專家共識通過整合領域內頂尖專家的集體經驗和有限證據，可以為一線醫生提供過渡性的診療指引。

尤其在創新技術應用、罕見病診療和復雜臨床場景中，它能快速將前沿的學術觀點轉化為可操作的規范，縮小不同層級醫療機構間的診療水平差異，成為連接現有證據與復雜現實的關鍵橋梁。

02

專家共識的局限性

專家共識名字聽起來很權威，但在循證醫學的證據金字塔中，其證據級別弱于系統評價/Meta分析、隨機對照試驗、隊列研究、病例對照研究乃至病例報告，被視為證據級別最低的類型之一，僅在缺乏更高等級研究時作為臨床決策的參考。

更需警惕的是，專家共識中的大量推薦意見基于低級別證據。

Brennan等人研究表明，在美國心臟協會1102項（1995-2025）現有推薦中，僅14%得到A級證據支持（由多項或大型RCT支持），近86%依賴中等質量（B級）或有限/專家意見（C級）來源。同樣，在歐洲卒中組織260項（2014-2025）推薦中，只有7%的建議有高質量證據支持，近70%由低或極低質量證據支撐。

這些數字揭示了一個尷尬的真相：我們奉為圭臬的指南共識，其根基遠沒有想象中堅實。

更令人擔憂的是“因果語言跳躍”現象——指南或共識在表述推薦意見時，往往使用比所依據文獻更強有力的因果語言。

2026年發表于《BMJ Open》的一項針對糖尿病指南的系統評價發現，38%的陳述涉及因果關系，其中66.7%使用了強因果表述；而在這些因果陳述中，27.2%比它們引用的任何參考文獻都更強。也就是說，專家們在轉述證據時，無意或有意地進行了“添油加醋”。

證據本身已經不夠硬，表述還更硬——這樣的推薦離臨床真相有多遠？

2026年初，英國前列腺癌篩查委員會被推上風口浪尖。一份獨立審查報告指出，該委員會拒絕推出靶向篩查的建議，基于的是“過時的醫學證據”——這些證據來自MRI和主動監測技術常規應用之前的臨床試驗。慈善機構Prostate Cancer Research痛陳：“影響數萬男性命運的決定，用的是昨天的醫學。”

如果說“過時”屬于技術問題，那么利益沖突則是更深層的結構困境。

有專家坦言，當前部分指南共識在利益沖突聲明、資金來源披露及共識達成過程的描述上，仍存在透明度有待提高的問題。

指南共識本是指導臨床實踐的重要參考，如果科學性出現偏頗，還受利益綁架，對臨床的危害有多大，相信每一位醫生都心知肚明。

03

專家共識為何出現井噴？

回到最根本的問題，為什么近幾年專家共識制定會出現井噴之勢，為什么廣大專家樂此不疲？

有句話說的好，每一個偉大的事業背后，總存在一個偉大的利益。

第一，是臨床需求的倒逼。

近些年，醫學知識呈爆炸式增長，新藥、新技術、新設備的迭代速度已遠超傳統隨機對照試驗的產出周期，在大量領域存在“證據真空”。

病人就在面前，你不能說“等五年后RCT出來我再告訴你怎么辦”。專家共識因此成為填補證據空白的“過渡性答案”——雖然不完美，但總比無路可走要好。

第二，是方法學體系的成熟。

過去共識制定主要依賴專家經驗，缺乏統一規范。近年來，德爾菲法等結構化共識方法的普及，以及STAR（指南科學性、透明性和適用性評級）等質量評價體系的建立，使共識制定“有章可循”。

方法學的成熟既提升了制定效率，也讓產出成果更易于被行業認可。

第三，是學術話語權的競爭。

命名權意味著統治權，在醫學領域，誰掌握標準制定權，誰就掌握話語權。

一份全國性共識的牽頭人，天然成為該領域公認的“規則制定者”。這不僅是學術地位的象征，更直接關聯到學協會職務、科研項目申報、甚至醫院學科評估排名。在復旦版醫院排行榜、重點專科申報中，牽頭制定指南或共識是體現學科影響力的核心指標。

第四，是不可回避的“機構驅動”。

一個新藥上市后，為拓展其臨床應用范圍（甚至說明書之外的用法），企業往往會贊助學術會議、支持學會撰寫共識。盡管利益沖突管理日益嚴格，但這確實是共識數量激增的客觀推手之一。

于是，理想與現實、責任與利益、學術與行政，多重力量交織，共同推高了共識的產量。

04

當工具成為目的，真理便成為工具。

一篇在《BMJ Open》上發表的論文曾提出一個犀利的問題：臨床實踐指南與原始研究之間的“因果語言跳躍”，有多少是真正必要的？

答案或許是：必要的時候很少，但發生的時候很多。

專家共識不是原罪。

在證據匱乏的領域，在患者等待的時刻，在技術迭代的速度超過研究周期的今天，共識承擔著“過渡性指南”的歷史使命。但當它被過度生產、被利益驅動、被粗糙制造時，它就從“燈塔”淪為了“泡沫”。

醫學研究的根本目的不是發表論文，而是指導臨床，治愈病人。

指南共識不僅是學術論文，更是直接影響億萬患者生命健康的臨床決策基石。守好其質量關，不僅是學術責任，更是醫生職責與倫理底線。

從“多起來”到“好起來”，從“唯數量”到“重質量”，共識的進化之路，映照著整個醫學界對真相的敬畏。

畢竟，在金字塔的塔基上，承載的是生命的分量。

點個推薦，點擊分享，與所有在學術與臨床之間奔走的同道共勉。愿我們在喧囂中守住那份對生命的敬畏，愿我們給患者的每一個建議，都對得起那份性命相托的信任。

（原創文章，春哥出品，歡迎轉發、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