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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鄭律師代理的第三起“未查獲Rush實物卻被拘留”的案件，在首都某基層法院開庭審理。

案件本身并不復雜：原告居住在北京市朝陽區，卻被第三區公安機關作出行政拘留處罰；更關鍵的是，在整個執法過程中，并未查獲原告所購買的Rush實物。在缺乏實物證據的情況下，仍然作出處罰決定，原告對此不服，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1.爭議焦點：被告是否具有管轄權

前文已經提到，原告居住在朝陽區，而作出處罰的卻是第三區的公安機關。問題的關鍵就在于：這個被告，是否有權管這個案子？

我們先看法律怎么規定。

《行政處罰法》《治安管理處罰法》都明確：行政處罰原則上由“違法行為發生地”的行政機關管轄。這是一個非常基礎、也非常剛性的管轄規則，本案也就是應由朝陽管轄。

再看《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十五條：如果對管轄權發生爭議，應當報請共同的上級公安機關指定管轄；對于重大、復雜案件，上級公安機關可以直接辦理或者指定管轄，而且必須以書面形式通知相關機關。

因此，回到本案，被告如果主張自己有管轄權，就必須拿出一個關鍵證據：市局出具的書面《指定管轄決定》。

本案被告有嗎？

2.被告的證據：有沒有“指定管轄決定書”？

本案中，被告提交的證據數量之少，可以說是本律師目前見過的“最低配”。

各位只要看一眼其證據目錄，就會發現一個關鍵問題——其中完全沒有任何來自市局的《指定管轄決定》或類似文書。

??本案被告證據目錄??

這就帶來一個非常直接的法律問題：在沒有書面指定管轄的情況下，是否可以認為被告就沒有合法的管轄權呢？

答：可以認為被告沒有管轄權。

《行政訴訟法》第三十四條明確規定：被告對其作出的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應當提供作出該行為的證據以及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如果被告不提供證據，或者無正當理由逾期提供，就視為沒有相應證據。

換句話說，舉證責任在被告，而不是原告。你說你有管轄權，就必須拿出證據來證明；拿不出來，法律后果也很明確——視為沒有。

因此，在本案中，在被告未提交任何“指定管轄”文書的前提下，依法應當認為：其并未依法取得該案的管轄權。

3.被告回應：“上游刑事案件”帶出管轄權

那被告是如何回應管轄權的呢？

被告稱：本案并非一個孤立的治安案件，而是刑偵支隊在辦理一起非法經營刑事案件過程中發現的“關聯治安違法”。而該刑事案件，已經取得了市公安局出具的書面《指定管轄決定書》。因此，對于“下游”他人的治安案件，無需再單獨取得書面指定管轄。

這個說法，聽起來似乎有一定邏輯——既然“上游”已經指定了，那“下游”是不是可以一并覆蓋？

但問題在于：刑事案件的指定管轄，是否當然延伸到另一個獨立的行政處罰案件？

在了解了被告的觀點和證據后，請各位參與投票：

4.律師的庭審回應

對于被告的上述說法，本律師在庭審中作出回應，核心就三點。

首先，沒有任何法律規定支持被告的觀點。

現行法律從未規定：一個刑事案件取得了指定管轄，就可以當然覆蓋“上下游”的其他治安案件。刑事歸刑事，行政歸行政，二者在管轄上是各自獨立的體系，不能混同，更不能“順帶適用”。

其次，司法實踐早已有明確態度。

在裁判文書網公開的一份已經生效近六年的行政裁定——（2020）晉10行終21號中，臨汾中院已經明確指出：刑事案件的指定管轄，并不包括上下游他人的治安案件管轄。這并非個案觀點，而是具有相當參考價值的裁判立場。

??（2020）晉10行終21號??

最后，也是最關鍵的一點：被告甚至將所謂的“刑事案件指定管轄決定書”作為證據提交。也就是說，即便按照被告自己的邏輯，其也未完成最基本的舉證責任。

基于以上三點，本律師的觀點非常明確：被告未依法取得本案的指定管轄，對本案不具有管轄權，其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依法應當被撤銷。

5.律師觀察

本案最終的判決還有待，不過根據之前在同一法院、同一審判長、同類案件的判決，首都該法院是認可刑事指定管轄包括他人行政案件指定管轄，在此前的案件，被告同樣都沒有提供所謂的上游刑事案件的書面《指定管轄決定書》。

所以，首都該法院與臨汾中院已經生效六年的二審裁定，就同一問題出現了明顯的矛盾，所以二者必有一份是錯的，各位覺得是誰呢？

本案中，被告圍繞管轄權的回應，還有一些更隱蔽、但同樣關鍵的細節問題，鄭律師會在后續文章中繼續和大家拆解分析。

如果你正在面臨的案件中，也涉及跨區、跨市執法，或者你對執法機關的管轄依據存在疑問，不妨多問一句、多查一步。很多時候，問題就藏在這些“理所當然”的地方。

如果你也遇到類似情況，可以和我聊聊。也許，你的案件，還能有轉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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