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全國的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少老干部受到沖擊，處境十分艱難，生活和工作都非常不便。

為此，在毛主席的親自過問下，周恩來總理指示將一些省委書記以 “開會”“參加學習班” 等名義，接到北京，保護了起來。

對此，譚震林感到十分欣慰。然而，在沒有見到主持上海市委全面工作的陳丕顯被接到北京時，譚震林表現出了深深的擔憂……

2月，北京的天氣還帶著寒意，譚震林的心情卻很難平靜，甚至有些激動。這段時間，他的心里裝了太多的事情。

譚震林是個剛直不阿的人，眼睛里容不得沙子。想起陳丕顯的遭遇，他的心里就不能平靜，決定跟那些人針鋒相對地斗。

譚震林沒有隱藏心中的想法，曾不止一次地對身邊的人說：“該我放炮了，非把他們轟倒不可！”

2月16日，譚震林在來到會場時，參加會議的人還沒有來全。于是，他便走進會場，坐了下來。

剛坐下不久，譚震林便發現一個人走了進來。

此人夾著一個皮包，顯得一副春風得意的樣子。遠遠地看著那人的樣子，譚震林便知道了他的名字。他就是張春橋。

張春橋徑直走向著座位走了過去。

這時，譚震林站起身來，向著張春橋走了過去，攔住他便問：“陳丕顯為什么不讓來北京？”

譚震林說話如此直白，除了他的性格剛直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對張春橋非常熟悉。

張春橋是山東巨野人，曾于1938年去過延安，并在這年8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此后，張春橋一直從事革命的宣傳文化工作。

1949年，張春橋隨軍來到上海任職，并在建國后擔任了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后來又先后擔任了新華社華東總分社社長，上海解放日報社副總編輯、社長、總編輯，中共上海市委常務委員、宣傳部部長、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等職。

1966年5月，張春橋又擔任了中共中央華東局委員兼華東局宣傳部部長。

由于，譚震林曾擔任過中共中央華東局企業工作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三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華東軍政委員會土改委員會主任、工業企業工作委員會主任等職，算得上張春橋的老上級了。

因此，譚震林對張春橋十分熟悉，也知道張春橋的為人。故而，在見到張春橋時，他才會開門見山地提出質問。

事實上，譚震林之所以以那樣的口吻問張春橋，是因為他在被保護的華東各省市委第一書記名單上見到過陳丕顯的名字。

當時，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周恩來總理擬出了一份需要保護的中央局和省市委第一書記保護的名單。據黃火青回憶：

“1967年4月10日，我乘飛機去北京。住中央組織部招待所……到了招待所，這才知道原來江華、廖志高、江渭清、高克林、張平化、譚啟龍、張體學和曹祥仁等一大批人都住在那里，還按省委書記規格接待，一人一屋?！?br/>

當時，陳毅副總理也根據毛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擬出了一份華東各省市委第一書記名單。

在陳毅副總理擬出的這份名單中，譚震林看到了陳丕顯的名字。除了陳丕顯外，這份名單中還包括了葉飛、江華、江渭清、譚啟龍、楊尚奎等人

1967年1月28日，中央分別派出專機，從福建、江西、浙江、江蘇等地把葉飛、張平化、楊尚奎、江華等接到北京。

然而，在其他人陸續被接到北京時，譚震林卻遲遲沒有見到陳丕顯。對此，譚震林十分擔憂。

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譚震林一直想搞明白。

原來，在接陳丕顯的飛機到達上海機場后，飛機在江灣軍用機場一直停了好多天，一直在等著陳丕顯的到來。

然而，由于張春橋暗中搞鬼，王洪文下控制的人把陳丕顯和曹荻秋扣住不放。他們這才沒有走成。

那天，聽到譚震林問“陳丕顯為什么不讓來北京”時，張春橋簡直有些不敢相信，一下子就愣在了那里。

片刻后，張春橋才回答說：“群眾不答應??！”

似乎感覺到這樣的回答不能應付譚震林，張春橋又補充說：“他來不來北京，我們回去同群眾商量一下?！?/p>

當時，聽了張春橋的話，譚震林非常憤怒，一直說了許多話，而這些話，也是他這半年多來的心里話。

說完后，譚震林又提高了嗓門，說：“這一次，是我們黨的歷史上斗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的任何一次！”

雖然一些人對譚震林的話感到非常“義憤”，但也也沒敢大聲說，而是私下嘰嘰咕咕了一會兒。

說到氣憤頂峰處，譚震林站了起來，將自己的大衣拿在手里，說：“讓你們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斗爭到底！”

現場，譚震林光明磊落、無所畏懼的斗爭形象，印在了大家的心里。

然而，譚震林的講話，卻得罪了人。不久后，譚震林便遭到了打擊和迫害，被批判揪斗了兩年半之久。

1973年，譚震林才從桂林回到北京。后來，在毛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安排下，譚震林恢復了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生活待遇，并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1975年1月，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譚震林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