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黨史博覽》2007年第12期

作者：柯華

1955年萬隆會議之后，中央決定陳毅同志參加外交部黨組會議，為接手外交工作做準備。1956年秋，在印度大使舉行的一個招待會上，陳毅同志暈倒了，經檢查有心臟病，休養了一年多。1958年2月，才正式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1960年1月我出任駐幾內亞大使，因此這段時間我在他的領導下工作只有兩年。1964年我回到國內，在西亞非洲司任司長，又親眼看著他并且伴隨著他度過了“文革”前期困難的時光。

最初印象

陳毅同志最初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首先，他到外交部上任連個秘書也沒有帶，孑然一身地來了。干部司找我商量，我們把杜易同志，非洲司的一個科長，推薦給他當了秘書。這件事看起來簡單，但有些人新到任必隨身帶幾個老部下，相形之下，就可以看出陳總對干部不講親疏，不搞幫派，大家也因此更加敬重他。杜易同志對陳總非常忠誠，關心陳總的安全、健康，在“文革”中有些關鍵場合幫助出出主意，在困難時期安慰陳總，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后來寫了本書，名字就叫《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我看過這本書，既賦于對陳總的深情厚敬，又大量保存了”文革”中的重要史實。

第二個印象，他對干部非常愛護。陳總對干部要求很嚴，批評起來也很嚴厲。反右的時候，他批評外交部的幾位比較負責的同志，嚴厲的程度令人驚服。他批評起來直言不諱，但是批評完就沒事了，他反對把這幾位同志定為右派，將他們保護起來。他對黨組會的個別同志也曾做過很嚴厲的批評，但是他不僅批評別人，也常以自己犯過的錯誤來教育大家，他自我批評的精神深得我們的敬仰。

有一次我給中央寫了一份報告，提出做非洲當權派的工作建議。康生看后批了幾個字，說這是典型的修正主義。于是，在外交部司長以上的會議上，把我批斗了三天，有人還提議召開全體大會批斗。結果陳毅和廖承志同志知道后制止了此事。

陳毅同志對干部的生活也是很關心的。當時外交部對國外干部的津貼費提出一個削減的方案。這個方案發給各駐外使館征求意見，我駐埃及大使回電表示支持，但說要把衛生紙肥皂牙膏等等日常用品從國內帶出去，他說這樣津貼就夠用了。在會議上念了這位大使的電報后，會議主持人說他是支持削減的。我知道這位大使是喜歡說反話的人，我說我看他不是支持，而是說反話。陳毅向毛主席匯報了大家的意見，主席說，對外不要過于寒酸，津貼還可以增加一些。結果，津貼按主席的指示增加了。

每次我們和陳毅一起外出，他總是和我們住在一個賓館里，一起吃飯聊天，談笑自如。

1958年，美國入侵黎巴嫩。我在部黨組會議上提了十三條意見，講對美斗爭策略。陳總很仔細地聽，聽完后說，柯華你提的這十三條很好，但是你不知道中央的一條，有了中央這一條，問題就解決了。他把中央的這一條傳達給我們，真是運籌帷幄，足以令敵人喪膽。陳總的傳達，也說明他對干部的信任，但他同時要求大家保密。當時參加會議的共十八人，陳總叫把這十八人的名字記錄下來，如發生泄密，就從這十八人中查問。

20世紀60年代，我們的外交工作一度面臨很多嚴重的斗爭，和霸權主義的斗爭十分尖銳，日本軍國主義者也很囂張。這時候陳總有一段很有名的講話，說你們都一塊來吧，霸權主義和反動派一塊來進攻吧，我們等著，等得頭發都白了。當時全世界都很震動，這么大的氣魄，只有中國敢這樣講話，陳總的外交戰略思想和膽略氣魄也充分體現出來。我們做外交工作的人聽了，深感心情振奮。

在“文革”中堅持自己的主張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陳毅同志就很不理解。中央許多領導同志也同樣不理解，但是他們憑著黨內斗爭的豐富經驗和馬列主義水平，憑著他們對黨和革命事業的忠誠，憑著他們個人的高貴品質，他們在“很不理解”的情況下，一開始就直覺地從行動上毫無掩飾地反對林彪和江青一伙。可以說，他們是從不理解開始，但又迅速地自覺地逐步參與和影響了一場尖銳復雜殘酷的路線斗爭。而且，由于他們代表的是真理一邊，因此在“文革”中吸引了大批的老干部和革命群眾，形成了一股無組織形式的強大的革命力量，而這些中央領導同志實際上成了這股革命力量的無形的領導核心。而陳毅的個性——敢說，敢做，敢當，無所畏懼，頑強地表現自己……在這場斗爭中表現異常突出，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對他的愛戴。列寧說過，群眾是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選擇他們的領袖的。我覺得列寧的這句話，用來描繪“文革”中幾位人民群眾所敬愛的領導人與群眾的關系，也同樣是適用的。

陳毅同志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就有自己的一套思路。他覺得“文化大革命”應該在黨的領導下，按照毛澤東思想辦事，要講政策，不能亂搞，要抓革命促生產，外交工作更不能耽誤等等。他在許多場合積極宣傳這些觀點。他也多次將矛頭直接指向林彪。陳毅很了解林彪的歷史，1927年，林彪是七十三團的一個連長，而陳毅是這個團的領導人。他當時就覺察到林彪這個人很有投機性。

“文革”開始不久，外交部的造反派耍了一個笨拙的手腕，或許是他們的所謂策略吧，他們請陳毅當紅色造反派的司令，給他帶上紅袖章，請他在大會上講話。陳毅上臺后，開始還平心靜氣地講了他的思路，他的一貫主張，用意當然是在教育外交部的人員。可是講著講著，語氣一變，說“你們讓我當司令，可不要當面叫司令，背后又使絆子。”他又激昂地說：“一些紅小鬼，陳丕顯、方毅，怎么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反革命？我要為他們說話，奮不顧身地說話。你們不同意我也要說。革命歷史證明，整人的人最終是要失敗的，能團結人的人最終是要勝利的。我說這些話，可能會坐牢，老婆離婚，甚至殺頭。我不怕。我從來不靠別人的血染紅自己的頂子。我就不相信，就你革命，我陳毅就不革命。你不就是個連長嘛。”

陳總講話的時候，參加會的有幾百人，地點是六國飯店的大禮堂，當時我們聽了，心里很痛快，只有陳總敢這么講。他講話講到激動的時候，就把麥克風推到一邊去，自己大聲地說。

對造反派的混淆黑白，胡作非為，陳總是實在看不下去了，實在是忍無可忍了。有一次，他在外交部全體人員的大會上講話，沒講多少，就把袖子一捋，喝道：“你們要造反啊？！”第二天，圍攻他的大字報就鋪天蓋地地貼出來了。我也寫了一張，從二樓一直掛到一樓，寫了十二個大字：“陳毅同志的脾氣發得好得很！”三個人簽名，我的簽名在中間，寫的很大。另外還有兩個人簽名，一個是甘野陶，被說成是叛徒，他是外交部第一任駐朝鮮的臨時代辦；另一個是龔普生，被說成是叛徒的外交部常務副部長章漢夫的夫人，當時任條法司司長。他們的名字寫的小一點，寫在兩邊。好心的人對我說，你寫也可以，為什么要帶兩個叛徒呢？我說，我不認為他們是叛徒。后來，我為這張大字報又挨了不少斗。軍代表給外交部每個人發毛主席像章，特別指名不發給柯華。

當時外交部的一批干部子弟，對揪斗陳毅和老干部很不滿意，圍著外交部質問為什么要打倒陳毅，和造反派辯論。陳總知道后，把他們召集起來講話。陳總說：“他們要造反，我現在沒有人，以后有人了，我再把他們的頭頭抓起來。”我大兒子當時就在旁邊站著，說：“老總，我們都是你的人。”陳總說：“現在不是時機，等時機到了再說。不是不報，時機不到。”

在此期間，陳毅熱心于宣傳自己的主張，到處講他對“文化大革命”應該怎樣進行的看法和思路，有請必到，苦口婆心地規勸大家。他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很生動地勸大家不要頭腦發熱，不要無限上綱，不要越左越好，要正確地進行路線斗爭，不要有一點錯誤和缺點就把人打成走資派，打成黑幫。他說這樣太簡單化了，我年輕的時候和你們一樣簡單化，我犯過和你們一樣的錯誤。他談自己的經歷，這對當時的青年人有很好的教育作用，使很多人能正確地堅持斗爭。他的講話傳得很遠，在全國范圍內流傳，而且傳得很快。在“文革”中能夠形成一種與造反派對立的力量，陳毅同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造反派面前，陳毅同志也直截了當，毫不掩飾自己的觀點。有一次到飛機場迎接外賓，陳總去了，造反派的一個頭子也去了。他向陳總提出來，歡迎客人的名單中要把自己的名字排在陳總后邊，排在其他副部長前邊，陳總不同意，他惱羞成怒，摔門就要走。陳毅當面痛斥他說，什么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你就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

當時我們都擔心，怕陳總說話太多、太沖了，會引起麻煩。有一次他在釣魚臺接見外賓，我和一個翻譯，一個記錄也在場。我怕他又說多了，一見面，我就搶先提醒他說，陳總，現在都分派，我們三個人就三派，我是當權派，他是造反派，他是保皇派。陳總這次總算注意一些，就只與外賓談工作了。

事后他單獨對我說：“你的好意我知道。但是我不說誰說？不說就不是共產黨員！你好我好大家都好，這樣的共產黨員不值一文錢。”我知道，他這話對其他一些同志也說過，應該說，這是陳總對全國共產黨員說的話。

有一次，周總理召集外交部的一二百人在中南海開會，總理正在批評造反派拆掉一些司長以上干部的電話和取消他們的汽車，總理要造反派即刻把電話安上，把汽車恢復給這些領導干部使用。正在這個時候，陳總走了進來，一邊走一邊喃喃地說，這都搞成什么樣子了？總理安詳地望著陳總說：“陳總啊，你還是耐心點嘛。”陳毅說：“我還不夠耐心嗎？”說著就聽從總理的話坐下了。

另有一次，總理召集一個小會，參加的大約有十幾個人，陳總是后來的，他一進門，就邊走邊說：“接班人應該是你嘛，怎么是他呢？”這時總理把手一擺，謙虛地說：“我只能當個助手。”陳總很不服氣地坐下了。

“文革”初期，林彪就在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大講所謂的政變經，說“文革”就是罷官的運動，說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陳毅同志有一次就在外辦全體人員大會上說，有的人嘴里說的好聽，實際上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別看他毛主席語錄舉得很高，實際上是什么人，我還要看。

陳毅簡直壓制不住他對林彪的憤怒。在許多場合，他都毫不掩飾地揭批林彪，有一次他對上海來的同事講，赫魯曉夫把斯大林說的比他的親生父親還要親，斯大林死了，他就焚尸。現在毛主席的威望這么高，有的人還要捧。歷史是很相似的。他要是不當叛徒，我就不姓陳。

陳毅同志與江青和林彪的斗爭越來越尖銳化了。那是1967年2月16日，在一個中央的碰頭會上，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元帥，還有譚震林等老同志，公開與林彪和江青斗爭。陳毅同志當時講，歷史不是證明了誰是反對毛主席的嗎？以后還要看，還要證明。斯大林不是把班子交給赫魯曉夫了嗎？不是搞了個修正主義嗎？江青等向毛主席匯報了上述情況，毛主席大發雷霆，當面訓斥陳毅同志，這就是有名的“二月逆流”的序幕。

造反派曾經問陳總：“你到底跟不跟毛主席走？！”這時候，陳總義正詞嚴地答復說：“我決定跟毛主席走，但是我不敢保證將來就不反對毛主席的一些意見。”陳總實事求是的赤膽直言，誰還敢說他是不對的呢？

在批斗會上

“文革”開始后，各種工作幾乎都處于停止狀態，外交工作也很混亂。當時外交工作發生了許多事情，火燒英國代辦處，圍攻印尼使館，我國某一駐外使館在樓頂上立霓虹燈大標語等等。大使請客，我們的服務員不給端盤子，而由大使自己去端。還把抄家抄得的埃及總統送的禮物拿到大街上賣，被埃及大使買了去，向我們提抗議。在這種情況之下，周總理實在忙不過來，希望陳毅同志盡早解放，因此請他帶頭做個檢查。陳毅說自己沒有錯誤，為什么要向造反派做檢討。但是為了顧全大局，又想為總理分擔一些工作，就耐著性子答應做檢查。

1967年8月11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大會，由陳毅做檢查。造反派讓我去參加大會“接受教育”。會前，周總理對造反派提出要求，不許在會場上懸掛打倒陳毅的標語，不許揪人，不許侮辱陳毅的人格。為了安全，總理還安排八三四一部隊的戰士坐在前兩排。陳總進來的時候，正好碰到姚登山，他拒絕和陳總握手，以表示和陳總劃清界限。大會開始后，周總理講了一些話，講完就先走了。總理一走，打倒陳毅的標語就從二樓放下來了，幾個造反派沖到臺上揪陳毅。戰士們保衛陳毅，把他們推開了，但陳毅的臉上已被抓出血來。

周總理走的時候，會議交給謝富治主持，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他一言不發，根本不管。周總理聽說后，就趕回大會堂，批評造反派違背諾言。會議結束后，總理安排陳毅的座車和他的座車一塊走，以確保安全。

那天上午開完批斗會，中午陳總在釣魚臺招待非洲外賓，我出席作陪。我看他平心靜氣，和客人談笑自如，他向客人敬酒后對我說：“柯華，你給客人敬一杯酒么。”我說：“你都敬了，我給你敬一杯吧。”他說：“你給我敬什么，我是走資派。”我說：“我就敬你，祝你健康。”我敬酒的時候，造反派就在一旁瞪著我，后來這當然成了斗我的一個理由。

當時民間有一種流傳甚廣的傳說，說在批斗陳毅的時候，陳毅請大家翻開毛主席語錄第271頁，而毛主席語錄只有270頁。眾人還沒有反應過來，陳毅已經朗朗念道：“毛主席教導我們，陳毅同志是個好同志。”當然這只是個傳說，實際上沒有這么回事。1972年1月，毛主席在陳毅同志的追悼會上，才對陳毅的夫人張茜同志說了這句話。這句話對陳毅同志的家人和我們都是極大的安慰，但是在這以前并沒有這句話。這個流傳甚廣的傳說卻可以說明，人民群眾對陳毅不屈的精神是多么敬佩和愛戴。

1967年8月26日下午，在外交部又舉行了一次批判陳毅的小型會。當時毛澤東對陳毅有個“一批二保”的指示。周總理也是親自到場，他先派人進會場看看有沒有打倒陳毅的標語，他自己拿個凳子坐在門口等著。檢查的人說里邊有打倒陳毅的大標語，周總理就不肯進去，在盛夏中坐在門外太陽底下，有同志給他草帽他也不戴，一直到大標語撤掉了才進去。這天下午，外交部的造反派勾結北京外語學院造反派數百人來揪搶陳總，把陳總的汽車輪胎放了氣。周總理事前安排了衛兵保衛陳毅，周總理走后，造反派來搶人，衛兵在外交部保陳派的幫助下把陳總藏到洗澡間。那一次，陳總被困在洗澡間中達五六個鐘頭，最后還是周總理令衛戍區派警車把陳總從后門接走了。

這樣的批判會，陳毅同志先后經歷了八次。所謂批判，實際上就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這八次批判會對陳總的身心是嚴重的摧殘。

陳毅在“文革”中這樣“猖狂”，林彪為什么沒有殺害他呢？林彪在“文革”中害過許多領導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主席既已提出“一批二保”，林彪也就不好露骨地動他的血手，而是伙同江青一伙對陳毅同志的病采取慢性折騰直至最后以誤診、錯診、錯治這樣殺人不見血的辦法置陳總于死地。

陳總在困境中的心情，其煩悶可想而知。有一次，我在釣魚臺見到陳總，我說外交部的老同志托我向你問好，希望你保重身體。他說：“哎呀，犯錯誤了。”我說：“我們都認為你沒有犯錯誤，你是大功之臣。”陳總打斷我說：“唉，不說了。”其實并沒有人托我向陳總問好，但我相信我的話是代表了許多革命老干部的心情的。

龔澎和我是同學，“文革”期間關系很好，感情很深，我還寫過一篇灑淚憶龔澎的文章。當時我對陳總說，我和龔澎約好了，要去看你。其實我們并沒有約好。陳總當晚就給龔澎打電話，說柯華說你和他要來看我。龔澎說是啊。我和龔澎也是心心相印，都有心安慰陳總，雖沒有約好，她是會想到我的用意的。

陳總生病的時候，正在石家莊的一家工廠勞動，周總理親自批準將他接回北京治病。回到北京后，三O一醫院推說沒有房子，其實是有房子的，邱會作占了一層樓的六間房，他只住一間，其他五間都空著，結果陳總等了五六天才住進醫院，進去后住了56天，一直感覺肚子痛，但醫院一直沒有請醫生來會診，最后說是急性闌尾炎，開了刀才發現是腸癌。那次手術沒有做干凈，擴散了。后來周總理找了腫瘤醫院的吳院長親自給他治療，吳院長雖很認真負責，但已是無能為力了。

陳總最后留給張茜同志和兒女的遺言是：“一直向前戰勝敵人。”

最后的告別

1972年1月10日，陳毅同志的追悼會在八寶山舉行。

原來因江青等操縱，追悼會安排的規格很低，出席的人很少。追悼會由李德生主持，由葉劍英致悼詞，周總理出席，其他政治局委員一律不參加。許多民主人士表示要參加，但是不允許。宋慶齡要求參加，也不允許。相比之下，江青的幫兇謝富治的追悼會卻隆重非常，地點也選在人民大會堂。這樣明顯地厚此薄彼，使廣大熱愛陳總的同志無不感到心情沉悶、不滿和氣憤。

那天中午一點半，毛主席突然叫車，要參加陳毅的追悼會。他平時睡到三四點鐘，這天睡不著了。周總理當機立斷，立即通知宋慶齡，通知西哈努克，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員都去參加。其他人也都可以去，悼詞也改由周總理親自致。

毛主席親自參加陳毅的追悼會，什么其他的規格都比不上了。謝富治的規格也不值一談，大家的心情也就平靜和興奮了。外交部的干部對謝富治有特別的惡感。當時陳毅多次被造反派揪斗，外交部系統的很多單位到外交部門口安營扎寨，周總理提了四條要求：不許提打倒陳毅的口號，不許在外交部門口安營扎寨，不許沖擊外交部，不許泄露外交機密。當時這四條被擁護陳總的一派寫出來，貼在外交部的大門口。一天謝富治來外交部，看到這四條，當時就反對說：“這樣還搞什么文化大革命？”

周總理在追悼會上致的悼詞，講到陳毅是優秀的共產黨員，是好干部，努力為人民服務等等，評價就是這么幾句話，主要內容是介紹簡歷。評價簡單，這在當時也是可以理解的。

毛主席親自參加陳總的追悼會，并對張茜同志說：“陳毅同志是好同志”，這是毛主席對生死與共的老戰友的一句公正的評價，這也許是林彪叛逃后，毛主席開始在糾正對老戰友的錯誤態度。在“文革”中間，大批的中央領導人被揪斗，大批的老干部被揪斗，這使毛主席在干部和人民中間的威望大為降低。毛主席可能覺察到了自己的錯誤，并且通過參加陳毅的追悼會的方式加以補救。的確，這對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也是有補救作用的。

陳總離開我們將近三十年了，而我們這些人，陳總當年的老部下，仍然深深地懷念他。他的思想作風深深地刻印在我們這代人的腦海里。

陳總：您銳利的眼光所預見的那個叛徒已摔死在異國他鄉，而您仍是我們敬愛的陳老總。

陳總：您的最后遺言“一直向前戰勝敵人”，將永遠鼓勵我們向前，向前，向前！

陳總——青松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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