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嚴出：掛科率超30%老師被約談，論文抽檢把關

日前，一位在美國讀大一的朋友的孩子在朋友圈發了一條動態，他選修的《中國政治》這門課，本學期寫了三篇“paper”，分別是：1.論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消亡的理論正確性；2.論朝貢制度的起源——唐宋兩朝的外交關系；3.論毛澤東思想中“階級斗爭”概念的演化。

寫“paper”是美國等西方大學教育中一個重要環節，也是一個重要的教育手段。往往一個階段課程結束，就會要求學生寫一篇paper，表達自己的認知、看法與觀點，用以考察其能否綜合運用所學知識、方法與理論，組織并清晰表達觀點。

以美國為代表，寫paper的能力，應該是一個大學生最基本的學習能力訓練，對如今的中國高校而言，可能有著尤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1999年的大擴招，讓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快速走向普及化，伴隨招生量的快速放大，教育質量也必然出現特定意義上的下降，即此時的大學生，不再是彼時的大學生了。

培養質量的下降，有各種原因，除了質量把關之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大約是培養方式了。過去依靠高門檻選材，入學后更多依賴學生自我驅動；考核方式也基本沿襲中學的“上課—考試”模式。這套方式對選拔出來的精英問題不大，但對已大眾化甚至普及化、資質與自控力普遍一般的學生群體而言，顯然不再適用。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反思教育理念與教學方法、批評缺乏創新思維時，常以西方的翻轉課堂、啟發式教學為參照。但別忘了，這類教學方式的“標準配置”之一，就是與之配套的日常寫 paper。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時代，大量知識儲備不足、學習習慣不好，甚至不想學習的孩子進入高校，如何守住高等教育質量，可能是一個更為重要的戰略問題。

2024年，浙大城市學院的蔡淵迪老師因所帶的《古代漢語》等3門課，掛科率超過30%，被要求寫說明、提整改。蔡老師把學校的要求和自己的說明都掛在了網上，并公開質疑：“我可以降低考試要求，但我們如何保障質量？”

是蔡老師水平低嗎？顯然不是。相反，他的水平得到了同學肯定，也多次受到學校獎勵表彰。是考試難了嗎？蔡老師也斷然否定。他舉例說，試卷里問《孔雀東南飛》的主人公分別是誰和誰，錯誤率超過50%。

前兩年西安某高校的“按‘鬧’給成績”事件也很類似。一門課考試，72人中有38人不及格，于是十幾個同學聯名舉報任課老師，還有家長托關系威逼利誘。最后學院安排補考，由其他老師命題、閱卷，不料還有一位同學考了56分，相關責任人竟手寫說明，稱可根據該生以往表現酌情加4分。

應該說，類似現象在地方高校并不鮮見。這兩起事件之所以引發關注，只是因為當事人堅持原則，才把一個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揭開了：高等教育普及化之后，確實有一部分學生缺乏足夠的學習能力。

1999年開始的大擴招，徹底改變了高等教育發展的模式，高校由此進入狂飆模式。1998年，全國本專科招生總量108萬人，1999年就增至160萬人，一年增加52萬人。這是一個什么概念？1990年到1998年，8年間才增長48萬人。

到2024年，高校本專科招生總量1068.9萬人。和1998年相比，增長了約10倍，研究生招生則增長約20倍。中國高等教育迅速跨過大眾化，進入普及化。2024年毛入學率已經超過62%，2021年高考的錄取比例達到了93%。近兩年這一比例有所下降，本質還是統計口徑發生了調整。

從錄取分數上看，也足以說明問題。滿分750分的情況下，2021年黑龍江本科（理科）最低線僅有280分。2025年多個省（市）本科（理科）最低線只有300余分。

在今天，考不上大學已經變成了一件很難的事。

在這種背景下，就必然帶來一個嚴重問題：如何保障質量，尤其是如何讓不愿意學習的孩子也愿意學，能畢業？

很多地方高校被迫采取“驅趕式”學習，即把大學生當中學生管。比如要求學生必須坐在教室的前排，否則處罰；還有學校直接安排早自習、晚自習，幾乎和中學無異；還有一些學校通過輔導員和家長群，隨時通報學生掛科情況，避免家長追問“你怎么不早說”。外界常批評大學把大學生當中學生管，但很多時候，學校也是被現實逼出來的。

一些學校與老師被迫只能在教學與考試上放水。

原因也很簡單。一旦學生不及格、拿不到畢業證，萬一出現極端后果，學校和老師往往難以承受后續壓力。

不僅僅是不及格，連作弊都不敢抓，否則也可能引發更大的麻煩。近年來，考試舞弊被監考老師抓包后自殺的事件時有發生，學校承受的輿論和現實壓力都很大。

如果我們無法從嚴把控質量，不妨借鑒英國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過程中的做法：榮譽畢業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