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廣州地鐵6號線長湴站出來,一棟四層高的樓房掛著“血透中心”四個大字。這里是一家備受外界關注的“腎友工廠”,老板把制衣廠開進了透析中心,讓尿毒癥患者可以“上樓制衣,下樓透析”。
2023年起步的“六七個人,六臺機器”、與透析中心“聯體”的小制衣廠,越過兩年半的時光,發展到如今已小有規模,擁有60多名患者工友。
4月20日,澎湃新聞走訪發現,在這家“腎友工廠”,患者也是工人,一邊透析治療,一邊上班掙錢。病友們來自五湖四海,年紀最小的只有17歲。在這里,包吃包住,用工制度靈活,患者可以根據自身身體情況,自由選擇是否上班,多數患者每月能掙兩三千元,除去透析所需的自費開支,每月還能存一點錢。
“有錢了,想吃什么就買什么,很多東西不用愁了。”一位患病十多年的尿毒癥患者表示,由于每周需透析3次,外界都對尿毒癥有誤解、偏見,“腎友”們都很難找到工作。像這種“邊透析、邊上班”的模式,讓“腎友”們有工作,能養活自己,非常值得推廣。
這里也是“腎友”們的友好空間,他們不用藏住手臂上的“內瘺”,可以大膽談論自己的病情,不用那么“小心翼翼”地生活。
中國透析人群登記數據庫顯示,2022年底我國接受透析的人口數已超過100萬。有公開報道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底,我國尿毒癥總透析患者約143萬人。
血透中心創始人謝強透露,自2023年開始搞制衣廠以來,持續虧損,目前每月仍虧損10萬元左右。在謝強看來,只有制衣廠不虧損,才能說明自己的探索是成功且可持續的。不過,當地政府介紹了一些優質訂單,也有一些愛心企業捐贈,這讓他受到了鼓舞,覺得應該再堅持下去。
謝強表示,血透中心的這種模式想要持續,還需要政府、社會等各方的支持。
“邊工作邊透析”
4月20日晚,白天剛透析過的甄慧感覺身體很有勁,她在車間內忙碌著,丈夫下班后也來幫忙。夫妻倆的配合很嫻熟,不用太多言語溝通,就能快速打包衣物。
這樣的畫面,工友們已經見怪不怪,他們會說甄慧有一個好老公,“一直陪著她”。
甄慧很愛笑,和人聊天時,她總是笑著;在車間做工,很忙,她嘴角也時常掛著笑意。被問及如何保持樂觀時,她笑得很大聲,說:“我的心態好,是因為經歷了3次鬼門關。”
39歲的甄慧是湖南人,11年前確診尿毒癥,靠透析維持生命。她說,有一年的除夕夜,她的尿毒癥引發嚴重并發癥,她被下了20多次的病危通知書。還有一次,醫生跟她老公說,“醫不好了,把人拉回去,不然也是浪費錢”,老公堅持要治療。所幸,甄慧都挺過了這些危險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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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慧在打包衣物。
此前,甄慧的老公在浙江杭州打工,都帶著她。甄慧嘗試找工作,沒人要,只能一直休息,靠老公賺錢養家。
2025年4月,甄慧刷抖音時看到,廣州番禺一家制衣廠稱可以給尿毒癥患者提供工作,“邊工作邊透析”。甄慧心動了,和丈夫商量后,她來了廣州。
甄慧順利進入這家制衣廠,工廠規模很大,只有少數工人是“腎友”。制衣廠也沒有透析設備,“腎友”們需要去附近的透析中心治療。然而,僅干了一個多月,這家制衣廠就倒閉了。甄慧說,當時,制衣廠有兩個老板,其中有一個是嫌棄他們的。在里面上班,“腎友”們明顯感覺被排擠,“待得不開心”。
失業后,得知廣州天河有一家透析中心,可以“邊上班邊透析”,甄慧來了這里,一直干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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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透中心位于廣州天河的郊區,鄰近地鐵站。本文圖片 澎湃新聞記者 陳緒厚 攝
甄慧所在的血透中心,名叫廣州寶樹堂血液透析中心,鄰近廣州長湴地鐵站。近年來,因其“樓上制衣、樓下透析”的模式,受到外界關注。
透析中心工作人員劉曉華說,制衣廠目前有工人七八十人,其中有60多位“腎友”,年紀最小的只有17歲。
“腎友工廠”
這家透析中心的創始人是謝強。他從部隊轉業后進入廣州一家三甲醫院工作,但于2019年離職。離職后,他和人合伙創辦了一家透析中心。
接觸到大量尿毒癥患者后,謝強發現,這個群體很可憐,就業很難。其中,20%的人極度困難,生活、治療都難以為繼。
國家衛健委辦公廳此前發布的《成人慢性腎臟病食養指南》(2024年版)前言部分介紹,第六次中國慢性病及危險因素監測結果顯示,2018年-2019年我國成人慢性腎臟病患病率約為8.2%,成人慢性腎臟病人群高達8200萬;中國透析人群登記數據庫顯示,2022年底我國接受透析的人口數已超過100萬。慢性腎臟病的病程長、并發癥多、診療過程復雜,嚴重危害著我國居民的健康,并增加了家庭和社會的醫療費用支出。因此,慢性腎臟病已成為我國當前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之一。
一般而言,尿毒癥患者一周需要透析3次,每次要4小時。這給患者群體的就業造成了巨大困難。多位尿毒癥患者向澎湃新聞表示,他們曾找過很多工作,當得知每周要請三個半天的假,老板都說“不行”。
謝強說,在全世界,尿毒癥患者的就業都是難題,“一般不會用他們”。一方面,患者差不多隔一天就要透析一次;另一方面,患者的生命安全無法絕對保證,可能會有嚴重的并發癥。
尿毒癥瘺是尿毒癥患者為進行血液透析而建立的動靜脈血管通路,是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重要“生命線”。現實中,一些患者為了保住工作,得想法藏住自己手臂的“內瘺”,暴露則可能意味著失去工作。
在謝強看來,由于長年生病以及一些透析效果不佳,很多尿毒癥患者的身體、精神狀態都不好,有的甚至被自己的家庭拋棄,積壓了很多負面情緒。
在經營透析中心時,謝強發現,尿毒癥患者普遍沒有工作、沒有收入,這導致他們流動性很大。為了穩定客源,謝強通過私人關系,幫一些患者找工作,推薦他們去做保安、保潔、司機等。
很快,謝強意識到,這種“找到一個是一個”的模式不是長久之計。于是,他想搞搞項目,解決一些患者的就業問題。
剛開始,謝強讓患者們做手工,但患者手腳靈活度不夠,學習能力也較弱,再加上手工產品運輸路途遠,這條路很快被證明行不通。
廣州紡織服裝產業規模超過千億元,有無數大大小小的制衣廠。2023年10月,謝強在透析中心的四樓創辦了一個小制衣廠,“剛開始只有六七個人,六臺機器”。就這樣,制衣廠開進了透析中心大樓。
劉曉華透露,大家都是醫療人員,沒有經營制衣廠的經驗,就請了人來管理,卻發現被“坑”了,交了很多學費,后面調整了管理制度。
經過兩年多的發展,制衣廠已經有六七十臺機器,可以容納上百人的就業。每天,都有不少“腎友”在這里上班。
“樓上透析,樓下制衣”,工友們多數是尿毒癥患者,這里被外界稱為“腎友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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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三樓是透析區。
這棟“腎友工廠”共有四層,其中二樓、三樓是透析區,四樓是制衣廠。透析時間分為中早晚三班,各4個小時。制衣廠也采用早中晚三班制,工人們透析結束后,可以根據自身情況,自行決定是否要下樓前往制衣廠做工。
據劉曉華介紹,透析是正常收費,在制衣廠上班是“計件”,多勞多得。剛來的患者,若沒有制衣經驗,可以從學徒做起,會有師傅帶著,一般學徒時間2-3個月,每月保底1000元。熟練后,多數患者每月能掙兩三千元,高的能掙四五千元。而且,對這些“腎友”都是包吃包住,吃的是兩葷一素,住的是附近自建房的單間。此外,制衣廠內也有正常的工人,他們收入高的每月能掙七八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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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樓是制衣廠。
慕名而來的“腎友”
“腎友工廠”的名氣越來越大,不少患者從全國各地慕名而來。
25歲的時益陽是陜西寶雞人,他是一名大學本科畢業生,此前在老家從事家電維修工作。2025年1月,在爬樓梯時,時益陽感到頭暈、沒精神,隨后拉稀、睡不著,吃了一點藥后沒有好轉。之后,時益陽就醫,被確診尿毒癥。
身體好時,時益陽喜歡爬山游泳,經常和朋友一起玩。患病后,他和以前的朋友很少接觸,失去了很多朋友,“很多東西吃不了,太累也受不了,和人一起吃、一起玩,自己都是掃興的那個”。
在老家透析時,時益陽基本上一個人待在家里,雖然可以玩手機,但心情很郁悶。2025年7月,了解到廣州有透析中心可以“邊透析、邊工作”,時益陽只身來了廣州。
時益陽說,這邊的透析效果要好些,自己的身體、精神都變好了,“大家都是病人,討論病情、閑聊都沒啥心理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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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益陽正在接受透析。
為了給兒子治病,時益陽的母親去了上海打工,每月掙七八千元。時益陽有不小的心理包袱,他希望自己能賺錢,能養活自己。來了廣州后,時益陽每月能掙三四千元,這份工作解決了食宿問題,醫保報銷之后開支很小,透析每月需自費200多元,再是100多元的水電費。
“現在每月能存2000元左右。”時益陽很節儉,幾乎沒有額外的花銷,他對現狀很滿意,“制衣就趕貨的時候辛苦一點,整體還好,不算體力活”。
43歲的岑南(化名)于2020年確診尿毒癥,在貴州老家靠低保生活、治療。2023年,岑南來廣州透析,找不到工作,聽說寶樹堂透析中心提供工作崗位后,他就來了這里。
“從頭學的制衣,不會覺得吃力、很累。”每月,岑南能掙兩三千元。他說,這里比較自由,“想干就干,不舒服就休息”,大家待得比較開心。
甄慧透露,有一個“腎友”來的時候,一句話不說,臉很臭,待了一段時間后,每天都是笑嘻嘻的,“已經(從壞情緒)走了出來”。最近,又來了幾個年輕的女孩,大家都是被工作吸引,慕名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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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衣廠內掛著的橫幅。
“這里大家都一樣,干得比較開心。”甄慧說,在這里,她認識了很多“腎友”,都成了好朋友。
劉曉華表示,患者若是低保,透析自費比例很低。一般外地來、沒有低保的患者,會建議其購買廣州醫保,除了最初幾個月透析自費的費用高一點,后面都是兩三百元。
劉曉華說,患者相對敏感,不少人自卑,因此管理上不能太強勢,“要哄著他們”,盡力營造輕松自在的氛圍,也要對患者因身體不舒服耽誤工期保持寬容。
謝強表示,他們還成立了互助中心,每人每月存入10元,用于幫助遇到困難的“腎友”。“腎友”們一起居住在城中村里,也是相互幫助的關系。一次,一位患者突發并發癥,也是其他“腎友”及時發現,將其送往醫院搶救,他才撿回了一條命。
“再堅持堅持”
這家透析中心在社交平臺運營了賬號。工作人員表示,目前,透析中心和制衣廠都處在不飽和狀態,透析區還可以接收更多患者 ,工廠也可以招更多工人。
一個尷尬的現狀是,透析中心是賺錢的,但制衣廠是虧本的。謝強稱,制衣廠成立以來,已經虧損了四百萬元,最多的時候一個月虧了30多萬元。最初,制衣廠有其他股東,但搞了幾個月,股東見持續虧本,就直接退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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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衣廠包吃包住,工人們的晚餐是兩葷一素。
謝強表示,制衣廠和工人不是勞動關系,更像承包、日結模式。制衣廠之所以虧本,一是工人多是患者,上班時間無法保證,產能偏低;二是他們包吃包住,隱形成本比較高;三是多數訂單都是發往內地的,給的價格比較低,而他們在廣州,是按廣州的工價、成本在運營,利潤很低。
謝強直言,他最初辦制衣廠,是為了穩定客源,更多是商業行為。后面,見尿毒癥患者這么困難,這么需要工作,他確實想幫他們,但若一直虧本嚴重,他也只能放棄。
謝強表示,去年5月,他本打算關掉制衣廠,但媒體報道后,引起了外界高度關注,他就想著再堅持一下,先堅持到10月再看情況。后面,報道的媒體越來越多,外界的關注度越來越高,當地政府介紹了一些優質訂單,也有一些愛心企業捐贈,這讓他受到了鼓舞,覺得應該再堅持下去。
“雖然已經有了非常大的關注和支持,但還是有很大的困難。”謝強稱,目前,制衣廠每月平均虧10萬元,但好的趨勢是,有了外界的幫助和支持,整體虧損是在逐步下降的。
據謝強介紹,他和一些透析中心的同行也有交流,有些也在嘗試探索這種“邊透析邊上班”的模式,但大家都遇到了困難。在謝強看來,只有制衣廠不虧損,才能說明自己的探索是成功的,是可以持續的,是可以復制、借鑒的。
“若后面還是繼續虧損,會考慮關掉。”謝強說。
謝強希望,政府能在場地、租金、稅收等方面給予更多的支持,社會愛心人士、愛心企業也能提供一些幫助,如提供一些優質的制衣訂單。
謝強還呼吁,把需要透析的尿毒癥患者都納入低保,并納入傷殘保障,這樣企業在雇傭“腎友”時可以享受一定的稅收優惠,這可以幫助更多“腎友”解決就業問題。
對于尿毒癥患者來說,透析后是有工作能力的,但現實的困境是,絕大多數人找不到工作。劉曉華說,是否有工作對“腎友”很重要,“有工作,不僅是一份收入,也是自我價值的體現,覺得自己不是廢人、不是廢材。”
甄慧表示,他們只是器官受損,不是傳染病,是可以工作的,但很多人不理解,以為是傳染病,躲得遠遠的,也怕萬一出事被牽連。“透析是‘充電’,上班也是‘充電’。”她希望,這里的模式可以推廣,讓更多“腎友”可以有工作,減輕親人的負擔,養活自己。
甄慧透露,制衣廠老板也時常說虧損厲害,這導致大家都有壓力。他們希望這里可以越來越好,可以長期運營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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