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死亡之谷”：國外概念驗證中心的運行邏輯與中國路徑優化

在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國家戰略背景下，打通科技成果從實驗室到市場的“最初一公里”，填補基礎研究與產業化之間的“死亡之谷”，成為培育新質生產力、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關鍵環節。

概念驗證中心作為起源于美國并迅速在全球擴散的制度創新，通過提供早期資金、技術驗證與商業輔導，有效降低了技術轉化的不確定性與風險。

系統梳理概念驗證的起源、內涵與核心任務，深入剖析美國、英國、德國、新加坡和以色列五國在概念驗證中心建設中的多元模式與典型實踐，構建包含政府角色、組織模式、運作機制、資金來源和服務體系的比較分析框架。在此基礎上，提煉出對我國概念驗證中心建設的核心啟示，并從頂層設計、資金生態、組織協同、市場化運營及開放合作等5個維度，提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驗證體系的對策建議，旨在為我國概念驗證中心從“試點探索”邁向“體系化深耕”提供理論支撐與優化路徑參考。

引 言

當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科技創新成為重塑全球格局的關鍵力量。我國正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著力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增強發展新動能。然而，在從科學發現到技術突破、再到產品化和產業化的漫長鏈條中，存在一個廣為人知的“死亡之谷”（Valley of Death）——基礎研究成果因缺乏必要的技術驗證和商業驗證，難以跨越到能夠吸引風險投資或產業資本的成熟階段，最終導致大量專利“沉睡”，科技成果轉化效率低下。據《2022年中國專利調查報告》，我國高校發明專利產業化率僅為3.9%，遠低于企業發明專利48.1%的產業化率，大量科技成果仍“沉睡”在實驗室，尚未實現有效的產業化應用。袁永等指出，科技成果轉化難是長期制約我國創新驅動發展的重點和難點問題。

為破解這一難題，起源于美國的“概念驗證中心”（Proof-of-Concept Center，PoCC）作為一種重要的制度創新應運而生。概念驗證中心是連接基礎科研與商業化應用的重要橋梁，旨在加速科學技術成果從實驗室走向市場并實現產業化的進程，其核心功能是通過資金支持、商業指導和資源整合，幫助科研人員驗證技術可行性、評估技術商業價值，以及降低技術培育的早期風險。自2001年全球首個高校概念驗證中心——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馮·李比希中心成立以來，這一模式迅速在全球范圍內擴散，美國、英國、德國、新加坡、以色列等國家結合自身國情，演化出各具特色的概念驗證中心體系，并成為其國家創新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關鍵樞紐。有研究對美國32個大學概念驗證中心的經濟成效進行分析，發現大學在設立概念驗證中心后，衍生的初創企業數量有所增加。例如，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推出的I-Corps項目，通過精益創業方法論要求科研團隊開展市場驗證，已支持超過2500個團隊，孵化初創企業1357家，累計融資超31.6億美元；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則以其研產深度融合的獨特模式，成為歐洲應用研究的標桿，每年承接并完成大量企業委托的科研開發項目，有效推動了技術的工程化和產業化。

2024年，“概念驗證平臺”首次被寫入《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標志著其已上升為國家層面的制度性安排。隨后，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創新活躍地區積極響應，相繼認定并布局了首批及第二批市級概念驗證中心，涌現出如“中科概念驗證中心”等一批先行先試的典型案例。盡管相關實踐探索在近年顯著增多，但從整體上看，仍處于起步階段，并面臨科技成果評價體系不完善、政府導向作用不突出、專業人才匱乏和校企協同創新能力不足等諸多挑戰。

從理論層面看，“死亡之谷”的成因可歸咎于創新系統內部各環節的功能失調與耦合失靈。現有研究多從政府—產業—大學三螺旋理論或邊界組織理論視角探討解決方案。本文將通過系統剖析美國、英國、德國、新加坡和以色列五國概念驗證中心的多元模式，揭示其在彌合“基礎研究”與“產業化”兩大創新子系統間“組織間隙”和“知識間隙”的獨特作用，從而豐富邊界組織理論在創新管理領域的應用，并為構建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要求的中國創新系統提供理論依據。綜上，系統梳理國外概念驗證中心的發展歷程、運行機制與實踐經驗，對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科技成果轉化“最初一公里”支撐體系，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本文將通過跨國比較與深度剖析，提煉其中蘊含的共性邏輯與差異化路徑，最終為我國相應體系建設提供具有操作性的對策建議。

1 概念驗證：理論基礎與核心內涵

1.1 概念驗證的起源與演進

概念驗證的理念最早可追溯至20世紀中后期的美國軍工與航空航天領域。有學者考證，“概念驗證”（proof of concept）這一說法最早出現于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航空航天領域，主要用于整合資源和吸引研發合同。當時，以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阿波羅計劃為代表的大型工程項目，面臨極高的技術復雜性和失敗風險，項目管理者開始引入小規模的早期技術原型測試，通過驗證關鍵技術可行性來降低整體任務風險。這種“可行性優先”的驗證邏輯，構成了概念驗證的雛形。

真正推動概念驗證走向制度化、體系化的關鍵節點，是1980年美國《拜杜法案》的頒布。該法案允許高校和非營利機構保留聯邦資助所產生的科研成果的知識產權，并負有將其商業化的義務。這一立法極大地激發了高校轉化科研成果的積極性，但同時也暴露出一個現實問題：大學技術轉移辦公室普遍缺乏對早期技術進行深度開發和市場驗證的能力，大量專利因“技術成熟度不足”而被企業擱置，無法進入商業化軌道。為解決這一問題，2001年，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建立了全球首個高校概念驗證中心——馮·李比希中心。該中心由威廉·馮·李比希基金會捐贈1000萬美元設立，旨在通過提供種子資金、商業輔導和原型開發支持，幫助校內科研成果跨越“死亡之谷”。這一創新舉措迅速引發關注，麻省理工學院于2002年跟進設立德什潘德技術創新中心，隨后更多美國高校陸續建立類似機構，標志著概念驗證正式成為連接“科研”與“市場”的獨立且關鍵的環節。Gulbranson和Audretsch對上述兩個中心的運作模式進行了比較分析，指出它們通過提供種子資金、商業顧問、創業教育等方式加速了科研成果轉化。

進入21世紀，這一模式迅速向全球擴散。歐洲研究理事會自2011年起設立“ERC PoC資助”項目，旨在驗證項目的創新潛力，最大限度地提高前期資助的價值；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則以其技術孵化器為載體，將概念驗證融入應用研究體系；新加坡國立研究基金會于2008年啟動概念驗證資助計劃，支持高校和公立科研院所的早期技術轉化，單個項目最高可得到25萬新元的資助；以色列魏茲曼科學研究所的耶達技術轉移公司則將概念驗證作為其核心業務之一，成功推動了多項前沿技術的商業化。與此同時，概念驗證的內涵不斷豐富，從最初單一的技術可行性驗證，以降低早期技術的不確定性并提高其市場適應性，逐步擴展為包含技術、市場、商業模式的“多維驗證”，應用場景也從軍工領域向民用科研、從高校向產業界全面延伸，最終演化為全球創新型國家創新體系中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

1.2 概念驗證的內涵與邊界

概念驗證中心是一種致力于彌合基礎研究與商業化之間“死亡之谷”的專門性機構。美國的大學“概念驗證中心”定位于填補大學研發成果與可市場化成果之間的空白，是跨越“死亡之谷”的重要嘗試。從本質上看，概念驗證中心扮演著“技術轉化催化劑”的角色，它不直接從事基礎研究或進行產業化生產，而是專注于從實驗室成果到可商業化技術原型之間的“中間地帶”，是一種展示新型技術實際運行狀態的公開活動。易高峰指出，概念驗證中心通過提供種子資金、專業咨詢和技術驗證設施等資源，助力打通科技成果轉化的“最初一公里”。

理解概念驗證的內涵，關鍵在于明確其在創新鏈中的獨特位置。它既非基礎研究的延續，也非中試放大或產業化的開端，而是從“論文”到“產品”這一漫長旅程中的“最初一公里”。根據技術成熟度等級劃分，概念驗證主要聚焦于TRL3—7級的階段，即從“關鍵功能分析與實驗驗證”到“系統樣機在實際環境中演示驗證”。概念驗證可概括為初始驗證、實驗室驗證、中試與熟化、公司與市場化等4個階段。其通過提供種子資金、商業顧問、創業教育、孵化空間等支持，對大學科研成果的商業價值進行評估，把科研成果的技術和市場風險降至可控范圍內，為科研成果吸引天使投資或風險投資等其他資金鋪路。這一分階段驗證機制通過逐步提升技術復雜度與環境嚴苛度，能有效降低研發風險與減少資源浪費，使技術在進入中試和產業化前已得到充分的可行性檢驗。

圖1清晰地展示了概念驗證在創新鏈中的樞紐位置，它是連接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到中試驗證、早期技術發展、產業化的關鍵環節，是技術從實驗室走向市場的必經關口。與基礎研究追求知識發現、以論文為主要產出不同，概念驗證追求技術的可用性，其產出的是可驗證的原型或技術方案；與中試孵化追求規模化生產、以產品上市為目標不同，概念驗證追求技術方案的可行性和商業模式的初步驗證，進而為后續投資提供決策依據。這種獨特的定位，使概念驗證中心成為科技成果轉化鏈條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其作用猶如一座橋梁，幫助科研成果跨越從理論到實踐、從技術到產品的鴻溝。

概念驗證中心在我國現有創新生態中具有獨特且不可替代的定位。它與中試基地、孵化器、新型研發機構等平臺既有區別又相互銜接：與聚焦產品試制、工藝熟化和規模化生產驗證的中試基地相比，概念驗證中心更側重于前端實驗室技術可行性與商業潛力的“首次”驗證，是進入中試環節的必要“前哨”；與提供物理空間和基礎創業服務的孵化器相比，概念驗證中心提供的是深度技術評估和專業商業輔導等“賦能服務”，其產出的是更具投資價值的技術原型和商業計劃，能夠為孵化器輸送高質量“種子”；與承擔技術研發與轉化雙重功能的新型研發機構相比，概念驗證中心可視為其內部專門從事早期技術篩選與價值判斷的“核心功能模塊”。因此，概念驗證中心并非上述機構的替代品，而是作為創新鏈的“起點加速器”，與其他平臺共同構成“原理驗證→中試熟化→企業孵化→產業壯大”的完整轉化鏈條。厘清這一邊界，對于避免重復建設、實現協同創新至關重要。

1.3 概念驗證的核心任務模型

一個高效的概念驗證中心（簡稱“中心”），其核心任務并非提供單一層面的支持，本質上是一套系統性、多層次的賦能體系。結合國內外的實踐經驗，可將中心的核心任務歸納為5個相互關聯的維度，進而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第一，成果篩選與潛力評估是中心的入口環節，決定著整個中心的資源投向和轉化成效。中心需建立包含技術新穎性、市場需求匹配度、競爭格局、知識產權狀況等的多維評價體系，從海量科研成果中精準識別出最具轉化潛力的“種子選手”。具體可設置技術成熟度、技術市場價值等篩選標準，依據程序選擇市場前景廣闊的創新項目。例如，美國馮·李比希中心每年從校內上百項成果中遴選出約30個項目進行資助，淘汰率約為70%，以確保資源聚焦于高價值標的。

第二，技術可行性的驗證與優化是中心的核心環節，旨在確保技術方案在真實場景中的可實施性。中心為入選項目提供資金、實驗設備和工程技術人才，支持項目團隊開發實驗室級最小可行原型，驗證核心功能的技術表現，推動基于研究的發明向市場轉化。概念驗證活動包括原型開發、性能測試等，通過技術可行性驗證降低轉化風險。同時，借助仿真模擬和極端環境測試，排查材料性能缺陷或系統穩定性隱患，并針對問題迭代優化工藝參數或算法架構，形成可工程化的技術方案。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在這一方面表現尤為突出，其共享實驗室集群配備了價值數億歐元的先進設備，涵蓋量子計算模擬平臺、工業級3D打印中心等，為企業提供從概念驗證到原型開發的全鏈條技術服務。

第三，商業價值驗證與模式設計是中心區別于傳統科研支持的關鍵，重點解決技術成果的市場適配性問題。通過用戶訪談、焦點小組討論和競品分析等方法，中心協助項目團隊量化目標市場的需求強度與支付意愿，評估技術的獨特性與成本優勢，幫助科研人員探索潛在市場以及評估成果應用的技術可行性和商業可行性，最終形成項目可行性分析報告。美國I-Corps項目強制要求團隊在7周內完成100次以上的客戶訪談，通過這種“精益創業”方法，助力科研人員深刻理解市場需求，及時調整技術方向，避免“技術自嗨”的研發陷阱。

第四，資源整合與生態構建是中心的放大機制，通過連接技術、資本與產業資源形成轉化支撐網絡。中心作為創新樞紐，主動連接風險投資、產業巨頭、法律財務服務機構、政府產業政策等外部資源，為項目團隊構建涵蓋“技術—資本—產業—服務”的全鏈條支持網絡。例如，英國彈射中心每年組織技術路演和創新大賽，吸引全球投資者與行業合作伙伴參與，形成從概念驗證到示范應用再到商業化落地的閉環。

第五，風險控制與轉化加速是中心的動態管理功能，通過系統性管理縮短商業化周期。中心建立起全過程的風險管理機制，對技術、市場、團隊、資金等風險進行量化評估與動態監控，并制定應急預案。采用敏捷開發、分階段撥款等管理方法，按周迭代評審開發進度，動態調整優先級。新加坡國立研究基金會的概念驗證資助計劃實行“里程碑式”管理，項目團隊需在每階段提交技術報告和市場反饋，通過評估后方可進入下一階段，從而確保資源投入與項目進展相匹配。

這5項任務相互依存、循環迭代，共同構成了概念驗證中心的完整價值鏈條：成果篩選為后續驗證提供標的，技術驗證為商業設計奠定基礎，商業設計吸引資源匯聚，資源整合支撐風險控制，而風險控制的反饋又優化了新一輪的成果篩選標準，形成一個動態演進的閉環系統。

2 國外概念驗證中心的多元模式與國際比較

在全球化擴散過程中，概念驗證中心與各國的國家創新體系深度融合，演化出不同的主導模式。本文選取美國、英國、德國、新加坡和以色列等5個代表性國家，從政府角色、組織模式、運作機制、資金來源等維度進行深度剖析與比較。

2.1 美國模式：政府引導下的多元創新網絡

美國作為概念驗證的發源地，其模式呈現出高度多元化和網絡化特征。美國概念驗證中心的發展歷程可分為萌芽期、規模化發展期、多樣化成熟期等3個階段，揭示了其從高校主導向政府與資本協同、再到垂直深化與全球化布局的演進路徑。美國的概念驗證體系并非單一架構，而是由聯邦政府主導型、高校主導型和產業聯盟主導型等3類平臺協同構成，形成了覆蓋全國、貫穿各領域的強大創新網絡。這種多元結構使美國概念驗證體系能夠靈活適應不同技術領域、不同發展階段和不同創新主體的需求，在貫徹國家戰略導向的同時充分激發市場與社會活力。

聯邦政府主導型平臺以國家科學基金會的I-Corps計劃和國立衛生研究院的NCAI/REACH計劃為代表。I-Corps計劃始于2011年，是美國聯邦政府為加速基礎研究成果向市場轉化而推出的重要舉措。該項目基于“精益創業”方法論，開展為期7周的沉浸式培訓，要求團隊完成100次以上客戶訪談以驗證技術商業化的可行性，并由技術負責人、創業負責人和行業導師組成專業團隊，聚焦“產品—市場匹配”進行決策。Munari和Toschi對歐洲研究理事會PoC計劃的評估表明，公共資金支持的驗證項目對開展技術許可、設立衍生企業、深化研發合作、獲取后續資助等方面具有積極推動作用。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NCAI和REACH計劃則專注于生物醫藥領域，構建了覆蓋28家醫院和48所高校的概念驗證網絡，為高風險、高潛力的生物醫學技術提供資金與監管指導，至2021年已資助386個項目，孵化101家初創企業，撬動后續資助15.8億美元。

高校主導型平臺以麻省理工學院德什潘德技術創新中心和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馮·李比希中心為典型。這類平臺通常由校友或基金會捐贈設立種子基金（如MIT獲得德什潘德夫婦2000萬美元捐贈，UCSD獲得馮·李比希基金會1000萬美元捐贈），采用“項目制+導師制”的混合管理模式，每年通過公開征集遴選項目，并聘請具有創業經驗的項目經理或顧問為研究團隊提供咨詢服務。許可等對德什潘德中心的運作模式進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其通過點火資金、創新資金和催化項目等多種方式支持技術商業化；MIT每年舉辦兩輪資助評審，分別對應“點火資金”和“創新資金”，獲批項目根據里程碑分階段撥款，研究團隊需提交階段技術報告與市場反饋。馮·李比希中心則定期舉辦技術路演和創新挑戰賽，促成多項技術與風險投資人、產業伙伴對接，被考夫曼基金會譽為美國僅有的兩個人才孵化概念驗證中心之一。

產業聯盟主導型平臺以制造業創新聯盟為代表，如智能制造研究所和制造工藝強化部署研究所。這類平臺由若干龍頭企業、行業協會及政府部門共同發起，采用公私合營或會員制聯盟模式組建，旨在解決行業共性技術問題，降低成員單位的概念驗證成本。

2022年通過的《芯片與科學法案》進一步強化了美國概念驗證體系的戰略布局。法案授權投資50億美元建立國家半導體技術中心，這是一個公私合營的研發平臺，旨在支持先進芯片的設計、原型開發和概念驗證；同時，實施“區域技術與創新樞紐”計劃，授權100億美元建立至少20個區域技術與創新中心，推動關鍵技術的概念驗證與商業化。這一系列舉措表明，美國正將概念驗證中心從分散的項目支持上升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跨機構聯動與機制創新，為下一輪科技革命奠定基礎。

2.2 英國模式：聚焦戰略領域的國家級網絡

英國的概念驗證中心建設體現出顯著的國家戰略導向和領域聚焦特征。其平臺體系以國家級中心為核心，如英國彈射中心，圍繞高價值制造、數字經濟、能源系統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布局，旨在提升國家整體產業競爭力。姚暢等對美國、英國等國家的概念驗證計劃進行比較研究，指出英國彈射中心采用“政府—企業—高校”三方共治的治理模式，形成了從概念驗證到示范應用再到商業化落地的全鏈條支持體系。該模式強調政府在創新體系建設中的主導作用，通過集中資源和戰略規劃，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技術創新高地。

英國彈射中心計劃啟動于2010年10月，由英國政府資助、英國技術戰略委員會建設，定位為世界級技術創新中心，被視為英國打造世界頂尖科技創新中心的重要舉措。其功能圍繞三大核心目標展開：一是推動技術創新的商業化轉化，重點解決從實驗室到市場的“死亡之谷”跨越問題，如對于高價值制造，彈射中心支持勞斯萊斯開發航空發動機復合材料葉片，將技術成熟度從實驗室階段的TRL3提升至產業化階段的TRL7；二是促進產業協同創新，通過搭建跨領域合作平臺，整合學術界、產業界與政府資源；三是提升國家經濟競爭力，聚焦戰略性產業領域，如數字彈射中心通過支持量子計算和AI倫理技術研發，助力英國在數字經濟領域保持全球領先地位。

在運作模式上，彈射中心強調全生命周期支持。通過公開征集或定向邀請篩選高潛力項目，并分階段注入資金。例如，數字彈射中心向入選的AI初創企業提供10萬英鎊種子資金用于算法驗證，后續可追加50萬英鎊用于試點部署。同時，提供全鏈條賦能服務，包括技術驗證（開放3D打印、機器人裝配等設施）、市場對接（組織行業峰會對接客戶資源）和商業輔導（如知識產權布局咨詢）。

2.3 德國模式：研產融合的應用研究標桿

德國模式以其強大的應用研究機構體系為基礎，呈現出典型的“科研機構主導、深度嵌入產業鏈”特征。德國最具代表性的概念驗證載體為弗勞恩霍夫協會，它并非單一的概念驗證中心，而是一個遍布全國的應用研究網絡，其核心理念“為產業而生，為應用而研”與概念驗證高度契合。張微微等對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的運作模式進行分析，指出其通過與企業共建技術委員會、共享實驗室集群等方式，將概念驗證深度融入應用研究體系，顯著縮短了技術轉化周期。該模式強調科研機構在技術轉化中的主體作用，通過長期穩定的體制安排，實現基礎研究與應用開發的有機銜接。

弗勞恩霍夫協會的核心功能在于搭建科研成果與產業應用之間的轉化橋梁，通過系統性評估與定向培育，將高校及科研院所的早期技術概念轉化為具備商業可行性的原型方案。其運作模式為“反向需求驅動”與“正向技術轉化”的有機結合：一方面，通過與西門子、博世等行業巨頭共建技術委員會，動態梳理產業需求；另一方面，借助協會平臺將高校前沿成果進行工程化開發與驗證，形成“需求定義—技術研發—場景驗證”的閉環鏈路，顯著提升了技術轉化效率。

該協會運作實行全周期“里程碑式”管理，將驗證流程劃分為3個階段：概念篩選（3~6個月），通過技術創新性、產業適配性、生態兼容性三維矩陣對項目進行評估，淘汰率達70%，確保資源聚焦于高價值項目；原型開發（6~12個月），運用數字孿生、虛擬仿真等技術降低物理實驗成本；市場驗證（6~9個月），與行業頭部企業開展聯合試點，快速收集市場反饋并優化方案，形成“篩選—研發—迭代”的閉環運作機制。

在資金來源方面，政府基本經費約占1/3，其余來自公共項目和產業合同收入，這一資金結構確保了協會研究活動與市場需求高度綁定。經過數十年發展，弗勞恩霍夫協會已成為德國創新生態的“倍增器”。弗勞恩霍夫ISI的一項研究計算了弗勞恩霍夫科研對國民經濟的積極影響。研究顯示，若弗勞恩霍夫預算增加1歐元，國內生產總值（GDP）將增長21歐元。除了弗勞恩霍夫ISI的研究外，英國斯特拉斯克萊德大學弗雷澤·奧蘭德研究所的一項調查也證實了弗勞恩霍夫機構具有顯著的宏觀經濟效應。在計算期內，弗勞恩霍夫的活動為德國創造了額外的43.7萬個全職工作崗位，帶動超過152億歐元的投資，并使國家財政收入增加140億歐元。

2.4 新加坡模式：小國大戰略的精準布局

作為一個城市國家，新加坡的概念驗證體系體現出“政府頂層設計、聚焦有限目標、快速靈活迭代”的特點。其主要由國家研究基金會主導，依托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等頂尖高校落地，形成“國家戰略—科研高地—產業需求”的精準對接。袁永等對新加坡概念驗證資助計劃的研究表明，該計劃強調“分階段撥款”和“資本放大效應”，要求項目后續吸引的社會資本需達到政府投入的數倍。該模式充分發揮了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在有限資源的條件下實現創新效能最大化。

2008年，新加坡正式啟動概念驗證資助計劃，鼓勵大學和公立科研院所將尖端基礎研究成果轉化為市場化產品，幫助科研人員創辦科技型企業，每個項目最高可得到25萬新元的資助。而平臺的運作強調分階段管理與市場化導向。例如，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驗證平臺按“技術可行性驗證→商業價值驗證”分階段撥款，以降低技術風險，同時通過企業補貼配比政策，吸引社會資本跟投高潛力項目。

平臺服務集成了技術驗證、市場分析和知識產權管理等一站式支持。以生物醫藥領域為例，某醫療概念驗證中心推動“水凝膠心肌修復技術”完成驗證并進入臨床試驗，將其技術成熟度提升至國際領先水平，后吸引強生公司以3.2億美元收購。2018—2024年，孵化項目累計貢獻47.6億新元的GDP，直接創造8 900多個高技能崗位（研發 /工程/產品），間接帶動超過2.3萬個供應鏈崗位。

2.5 以色列模式：技術轉移驅動的創業國度

以色列模式以其高效的技術轉移公司和活躍的創業生態著稱，呈現出“技術轉移公司主導、市場化程度極高”的特點。其典型代表為高校附屬的技術轉移公司，如魏茲曼科學研究所的耶達公司（Yeda）、特拉維夫大學的拉莫特公司（Ramot）。它們作為獨立法人實體，全權負責高校科研成果的商業化，概念驗證是其核心業務之一。徐然對以色列耶達公司的運作模式進行分析，指出其成功的關鍵在于獨特的“發明人激勵機制”：科研人員可獲得專利許可收入的40%，剩余60%用于反哺科研基金，這一機制極大地激發了科研人員的創新轉化意愿。該模式充分發揮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專業化、市場化的運營，實現科研成果價值的最大化。

耶達技術轉移公司成立于1959年，是全球高校技術轉移的標桿性機構。其運作遵循“三階遞進式驗證流程”：從技術可行性驗證階段的原型開發與基礎測試，到市場需求適配階段對接政府需求清單與企業場景驗證，再到商業化加速階段通過風險共擔機制與國際合作推動技術落地。每個階段均設置明確的技術與商業里程碑，平均將項目技術成熟度提升4個等級，驗證周期較傳統模式縮短40%。

在經濟影響方面，政府每投入1美元驗證資金，便可撬動7.3美元的社會資本跟進；2023年，以色列科技出口占GDP比重達15%，人均專利數連續10年居全球第一。在國際競爭力方面，以色列成為全球創新網絡的關鍵節點，其創新署國際試點計劃促成超過200個跨國合作項目；耶達等技術轉移公司成功將高校成果推向Moderna、西門子等國際巨頭，形成“本土研發—全球落地”的高效轉化路徑。

2.6 國際比較與經驗總結

本節的國際比較分析，主要基于對上述五國概念驗證中心相關學術文獻、政府文件、評估報告（如美國NSF報告、NIH報告，英國彈射中心年報，新加坡NRF報告等），以及各典型機構官方網站公開資料的系統梳理與歸納，運用“制度比較分析”方法，從“政府—大學—市場”三螺旋互動視角，提煉出各國在主導力量、核心特征、資金來源等方面的關鍵差異（見表1），并嘗試剖析其模式形成背后的制度背景與生態根源，以提升分析的客觀性與解釋力。通過對五國模式的比較分析，可總結出概念驗證中心成功運行的共性邏輯。

第一，明確的戰略定位。各國均將概念驗證中心視為國家或區域創新體系的核心基礎設施，認為其承擔著彌補市場失靈、打通創新鏈條的關鍵職能。這種戰略定位的核心邏輯在于：早期技術轉化具有高風險、長周期、強正外部性等特征，單純依靠市場力量難以形成有效供給，必須由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進行前瞻布局與持續投入。因此，概念驗證中心被賦予“創新鏈起點的守門人”角色——既要篩選最具轉化潛力的技術種子，又要通過專業化服務降低其早期死亡率，為后續產業化鋪平道路。在這一戰略定位下，各國采取了系統化的頂層設計：美國將概念驗證納入《美國創新戰略》和《芯片與科學法案》，通過國家立法和百億級資金投入，將其從高校自發行為上升為國家科技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英國設立國家彈射中心網絡，以“政府+企業+高校”三方共治模式，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打造全生命周期支持體系；德國將弗勞恩霍夫協會作為應用研究的支柱，使其成為連接學術與產業的“橋梁機構”，每年完成數千項企業委托研發；新加坡在國家研究基金會下設立專項計劃，通過精準的“分階段撥款”和“資本放大”機制，實現有限資源的最優配置；以色列通過創新署支持技術轉移，以風險共擔機制激活創業生態。這些舉措確保了概念驗證中心在各國創新體系中擁有清晰的身份定位、穩定的資源保障和明確的使命擔當。

第二，基于制度背景與生態根源的模式差異。各國模式的獨特性并非偶然，而是深深植根于其自身的制度環境、歷史路徑和產業生態之中：美國模式的“多元網絡化”，得益于其聯邦制下的分權傳統、高度發達的資本市場以及“硅谷”式的冒險創業文化，使政府、高校、產業能各自發育出有效的驗證平臺并形成互補；德國的“研產融合”模式，則是其“雙元制”職業教育體系、以“隱形冠軍”為主導的強大制造業基礎，以及長期奉行的“技術應用”科研理念共同作用的結果，確保了研究活動與產業需求的高度協同；新加坡的“精準布局”模式，是其作為城市國家資源有限的理性選擇，體現了政府“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集中策略與強大的規劃執行能力；以色列的“市場驅動”模式，則與其缺乏本土大市場、必須面向全球競爭的現實相適應，依賴于高度活躍的創業文化和成熟密集的風險投資生態。理解這些模式形成的深層次根源，有助于我國在推進概念驗證體系建設時避免簡單照搬形式，而是基于國情實際和區域差異，因地制宜地吸收與借鑒其內在邏輯。

第三，多元化的資金生態。各國普遍形成了“政府資金撬動、社會資本放大、市場收益反哺”的可持續資金循環機制，而非單一依賴財政撥款。這種多元資金生態形成的關鍵在于構建“風險分層分擔”機制：政府資金承擔技術驗證初期的高風險“第一把米”角色，通過種子基金、匹配資助等方式，降低項目早期死亡率；社會資本在技術成熟度提升至TRL4—5級后大規模介入，通過股權投資、產業并購實現價值放大；而項目成功后的專利許可收入、股權退出收益則按協議約定比例反哺中心運營，形成“投入—產出—再投入”的良性循環。典型案例包括：美國I-Corps實現1∶10.5的資金放大效應，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約2/3經費來自產業合同，以色列耶達公司將專利許可收入反哺科研基金。

第四，專業的服務能力。各國概念驗證中心普遍擁有一支兼具技術背景、產業經驗和商業視野的專業化、職業化技術經理人隊伍，能夠為科研團隊提供涵蓋技術、市場、法律、融資等方面的全方位輔導。這支隊伍的核心價值在于扮演“翻譯官”和“架構師”的雙重角色：一方面，將科研人員的“技術語言”轉化為投資者和產業界易于理解的“商業語言”，幫助厘清技術壁壘、市場規模和知識產權布局；另一方面，深度參與項目孵化，協助組建創業團隊、設計股權架構、對接產業鏈資源，甚至以駐場方式陪伴項目跨越從原型到產品的關鍵爬坡期。這種深度賦能絕非簡單的項目評審或資金撥付所能替代，而是需要長期積淀的行業洞察和實戰經驗支撐。美國I-Corps計劃的產業導師團隊，英國彈射中心的專業項目經理，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的雙導師制，以色列耶達的商業化團隊，都體現了專業化服務的重要性。

第五，強大的資源網絡。中心作為創新樞紐，與高校、企業、投資機構、政府等建立了廣泛而深入的聯系，能夠高效整合各類創新資源。這種網絡并非簡單的名錄堆砌，而是構建了“資源即服務”的賦能生態：中心通過協議合作、共建聯合實驗室、組建產業聯盟等形式，將分散的創新要素整合為可隨時調用的服務模塊——高校提供源頭技術和人才，企業提供應用場景和市場需求，投資機構提供資本和退出通道，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場景開放。更重要的是，中心通過定期舉辦技術路演、產業對接會、創新挑戰賽等活動，創造高頻次的“化學反應”場景，推動資源從“靜態連接”走向“動態耦合”。美國I-Corps網絡覆蓋200余所高校，英國彈射中心產業聯盟匯聚上千家企業，德國弗勞恩霍夫全球合作網絡延伸至40余國，新加坡跨境協同體系銜接東西方創新資源，以色列國際合作推動本土技術走向全球，均展示了資源整合的強大力量。

第六，靈活的運作機制。中心普遍采用分階段資助、里程碑管理、敏捷開發等市場化運作方式，確保資源的高效利用和項目的快速迭代。這種機制的核心是“小步快跑、動態決策”：將概念驗證過程分解為若干可量化評估的里程碑節點，每個節點設置明確的技術指標與商業驗證目標，只有通過評估才能獲得下一階段資金。這種方式既避免了早期項目“一次投入、聽天由命”造成的資源浪費，也為項目團隊提供了及時糾偏的機會窗口。同時，中心引入精益創業理念，鼓勵團隊用最小可行產品快速獲取市場反饋，并據此調整技術方向或商業模式，從而將試錯成本控制在最低。美國I-Corps的7周沉浸式培訓要求團隊完成100次客戶訪談，德國弗勞恩霍夫的三階段里程碑管理將驗證周期縮短30%，以色列耶達的三階遞進式驗證流程將技術成熟度平均提升4個等級，均體現了靈活、高效的運作理念。

3 中國路徑優化：構建面向新質生產力的概念驗證體系

目前，我國概念驗證中心建設呈現出以下特點：

一是布局主體多元化，形成了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如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地方政府（如北京、上海、深圳的科學技術委員會）、科研院所（如中科概念驗證中心）以及科技領軍企業為主導的多種建設模式。

二是服務模式初步成型，多數中心已具備種子資金支持、技術可行性分析和基礎商業輔導等功能，部分先進中心開始探索“技術+商業”雙軌評估模式和“里程碑式”管理體系。

三是與區域產業結合初顯成效，部分地區的概念驗證中心開始聚焦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進行布局。

然而，對照國際成功經驗與打通“最初一公里”的戰略要求，我國概念驗證中心建設仍面臨一系列深層挑戰：

第一，戰略定位模糊與同質化傾向。部分中心功能與傳統的科研項目資助或孵化器服務重疊，缺乏對“驗證”核心價值的深刻理解，存在“新瓶裝舊酒”現象，未能真正填補“死亡之谷”。

第二，專業能力不足與人才匱乏。兼具技術洞察力、商業敏銳度和產業化經驗的復合型技術經理人極度短缺，導致服務難以深入，無法為科研團隊提供高價值的“顧問式”輔導。

第三，資金來源單一且不可持續。目前主要依賴政府的一次性項目資助，缺乏社會資本的有效參與和市場收益的反哺機制，難以形成“耐心資本”支持的良性循環。

第四，協同網絡尚未形成。中心與高校、企業、投資機構、中試基地等創新主體之間的連接松散，資源整合能力不足，導致驗證后的項目難以順暢進入下一階段。

第五，評價機制尚不完善。現有評價體系仍偏重論文、專利數量，對技術成熟度提升、商業模式驗證、后續融資等“轉化績效”的考核不足，難以引導資源投向高風險、高價值的早期項目。

借鑒國際經驗，結合我國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戰略需求，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驗證體系，需從以下5個方面協同發力。

3.1 強化頂層設計，明確戰略定位與分類布局

針對當前概念驗證中心戰略定位模糊、布局同質化的問題，應將概念驗證中心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納入“十五五”時期科技創新發展規劃，明確其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基礎性、樞紐性地位。概念驗證中心建設需健全政策體系、規范驗證機制、強化政策銜接。同時，應根據我國區域發展水平和產業基礎差異，實施分類布局。

首先，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創新高地，依托國家實驗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研院所和科技領軍企業，布局一批綜合類概念驗證中心，優先聚焦“十五五”規劃綱要中明確的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氫能和核聚變能、腦機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動通信等引領未來發展的重點領域，搶占未來科技制高點。這類中心應突出原始創新引領，承擔高風險、高回報的前沿技術驗證任務，可借鑒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I-Corps模式，通過與頂尖科研機構合作，建立覆蓋全國的驗證網絡，推動前沿技術的快速迭代與轉化。

其次，在國家先進制造業集群和戰略性新興產業集聚區，聯合行業龍頭企業和產業聯盟，建設一批領域類概念驗證中心，圍繞產業鏈供應鏈關鍵核心技術，開展共性技術驗證和工程化開發，賦能傳統產業升級與新興產業壯大。這類中心應突出需求牽引，與產業界緊密合作，解決行業共性技術難題，可借鑒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的經驗，通過與企業共建技術委員會，動態梳理產業需求圖譜，定向組織技術研發與驗證，確保研發活動與市場需求高度同步。

最后，在科教資源相對薄弱的地區，鼓勵地方政府與發達地區優勢平臺合作，探索“飛地實驗室”或“衛星平臺”模式，實現資源共享和協同創新。

3.2 構建多元資金生態，壯大“耐心資本”

為破解當前概念驗證中心資金來源單一、缺乏“耐心資本”支持的難題，需借鑒國際成功經驗，建立“政府引導、社會參與、市場運作”的多元化資金支持體系。

第一，加大財政引導投入。在國家及地方科技計劃中設立“概念驗證專項”，通過無償資助、“后補助”“里程碑式撥款”等方式，為早期項目提供啟動資金。財政資金應發揮“第一推動力”作用，重點支持技術成熟度較低、市場風險較高但具有戰略價值的項目。

第二，創新金融工具。鼓勵設立概念驗證引導基金，吸引風險投資、產業資本、銀行保險等社會資本參與。探索針對科技成果概念驗證、中試驗證、產業化等不同階段的差異化金融支持方式。借鑒以色列“零年”資助模式，設計風險共擔機制，由政府與投資機構按比例分擔早期驗證失敗的風險，化解社會資本的進入顧慮。

第三，鼓勵社會多元化投入。通過稅收優惠等政策，激勵企業、基金會、校友捐贈等社會力量設立概念驗證基金，形成對財政資金的有力補充。借鑒美國高校的捐贈基金模式，引導校友與企業以捐贈形式支持母校概念驗證中心建設，既緩解資金壓力，又加強平臺與產業界的聯系。

第四，積極培育耐心資本。引導保險資金、養老基金等長期資本通過股權投資、債券投資等方式參與概念驗證活動。例如，探索設立與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聯動的概念驗證子基金，采用“母基金+直投”模式，吸引社會資本共同設立早期技術驗證專項基金。

第五，試點風險分擔機制。借鑒以色列“風險共擔”理念，在政府科技計劃中試點引入“保險+資助”模式，對因技術路線失敗等非主觀因素導致概念驗證未達預期的項目，由保險機構按一定比例對前期投入予以補償，降低社會資本與科研團隊的試錯成本。

通過上述舉措，逐步形成政府資金撬動、社會資本放大、市場收益反哺的良性循環，為概念驗證活動提供堅實的資金保障。

3.3 創新組織模式，促進多元主體高效協同

為強化專業人才支撐、提升組織協同效率，需著力打破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之間的壁壘，構建靈活高效的協同創新網絡。

一方面，推廣“事業單位+公司化”運作模式。中心可登記為新型研發機構，同時成立專業的運營公司，實現公益目標與市場機制的有機結合。中科概念驗證中心通過構建“資金支持+創業輔導+商業咨詢+產業鏈接+孵化落地”的早期項目深度服務體系，打造了一支精干的技術支撐隊伍，有效提升了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其中，事業單位屬性有利于承接政府任務和獲取財政支持，公司化運作則可確保市場響應速度和運營效率。

另一方面，建立“雙跨”人才機制。鼓勵高校科研人員到中心兼職從事技術驗證，聘請具有產業背景和創業經驗的企業家、投資人擔任駐場導師，為項目提供貼身輔導。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推動組織模式的縱深創新：

一是構建“概念驗證運營聯盟”。鼓勵政府、高校、企業、產業園區、創投機構等聯合組建共建共管實體，在管理決策、項目遴選、成果轉化等方面實現利益深度綁定。

二是推動“學科+產業”精準對接的組織創新。支持高校依托優勢學科專業，跨學校、跨企業聯合創建概念驗證中心，采取“企業主導、多方共建、收益共享、風險共擔”模式，聯合產業鏈上下游開展探索與實踐。

三是打造“概念驗證中心+中試平臺+集成孵化”三級協同體系，提升概念驗證中心從技術可行性分析、工程化開發到市場驗證的全流程服務能力。

四是深化“校地共建”模式創新。推動“教學—科研—實踐”無縫銜接，既為科研團隊提供符合行業標準的硬件設施，也通過產業學院培養“懂技術、接地氣”的復合型人才。

五是大力推進“技術經理人”職業化發展。參照律師、會計師等的專業服務模式，建立相應的職業能力認證、價值貢獻評估與市場化薪酬激勵機制，推動其能以“合伙人”身份深度參與概念驗證項目，從根本上提升服務的專業性和有效性。

3.4 提升專業化服務能力，打造全鏈條賦能體系

為應對概念驗證中心專業服務能力不足、難以提供深度賦能的挑戰，需建設一支懂技術、懂市場、懂法律、懂金融的專業化、職業化技術經理人隊伍，并以此為基礎構建覆蓋全鏈條的賦能體系。

首先，建立“技術+商業”雙軌評估體系。在項目篩選階段，既要評估技術的創新性，更要通過系統化的市場調研驗證其商業潛力，從源頭上提高項目成功率。中心通過提供種子資金、專業咨詢和技術驗證設施等資源，幫助科研人員驗證技術可行性、評估技術商業價值。同時，邀請產業專家和投資人參與項目評審，確保評估的全面性和客觀性。

其次，提供全生命周期支持服務。圍繞項目驗證需求，整合概念驗證基金、共享實驗室、知識產權服務、商業模式設計、創業輔導、融資對接、法律咨詢等資源，打造“一站式”服務窗口。概念驗證中心應聚焦重點研究領域，對經過評審的項目給予驗證資金支持，為科研人員提供創新鏈前期的關鍵支撐；同時成為資源的匯聚點和服務的分發站，為項目團隊提供全方位的賦能支持。可借鑒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的共享實驗室集群模式，開放價值數億元的先進設備供中小企業使用，降低其技術驗證成本。

最后，強化中試熟化能力。建設或鏈接一批概念驗證中心和中試基地，為技術從原型走向工程化樣機提供必要的設施和環境，幫助其跨越“達爾文死海”。可借鑒德國弗勞恩霍夫模式，鼓勵概念驗證中心與行業龍頭企業聯合建立“共享工程師”團隊，由企業資深工程師入駐中心，與科研人員共同進行原型開發和技術迭代，從源頭上確保技術方案的工程化導向與產業化可行性。

3.5 堅持開放合作，融入全球創新網絡

在立足本土解決國內問題的同時，更要著眼全球，積極參與全球創新治理，構建開放協同的創新生態。

首先，實施“引進來”與“走出去”雙向策略。吸引國際頂尖科研團隊和初創企業來華開展技術驗證，同時支持國內平臺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或與國際知名平臺建立戰略合作、開展聯合驗證，實現技術、標準與市場的國際化對接。可借鑒以色列創新署國際試點計劃經驗，形成“本土研發—全球落地”的高效轉化路徑；同時，參考新加坡與中國跨境合作模式，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為國際技術提供驗證場景，并將國內成熟技術推向國際市場，構建“本土孵化+全球測試”的雙循環模式。

其次，深度嵌入區域協同發展戰略。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等區域內的概念驗證中心互聯互通，探索建立技術驗證結果互認、設備共享、資本跟投的協同機制，為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積累先行經驗。

最后，對標國際規則并參與國際規則制定。鼓勵平臺積極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倫理規范和知識產權規則的制定，提升我國在全球科技創新治理中的話語權。可借鑒英國彈射中心參與歐盟AI倫理標準制定的經驗，將中國實踐轉化為國際共識，推動形成開放、包容、共贏的國際創新合作新格局。例如，支持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等地的概念驗證中心，牽頭成立“國際概念驗證創新聯盟”，定期舉辦全球技術驗證峰會，并與國際知名技術轉移機構、風險投資機構建立項目互推、聯合驗證機制，提升我國在全球早期技術轉化網絡中的樞紐地位和影響力。

4 結論與展望

概念驗證中心作為打通科技成果轉化“最初一公里”的關鍵核心環節，其戰略價值已在全球主要創新型國家的實踐中得到充分驗證。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與挑戰，加快構建符合我國國情、面向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概念驗證體系，不僅是提升科技成果轉化效能的現實需要，更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的戰略抉擇。本研究的核心理論貢獻在于，超越了對單一機構的描述，從創新系統整合視角出發，基于五國比較提煉出概念驗證中心高效運行的戰略定位、資金生態、專業能力、資源網絡、運作機制五大共性邏輯，并將其與我國獨特的制度環境、產業基礎和發展階段相結合，論證了構建中國特色概念驗證體系并非簡單模仿，而是對國外模式內在邏輯的本土化重構與再創新。

具體而言，概念驗證中心成功運行的共性邏輯包括明確的戰略定位、多元化的資金生態、專業的服務能力、強大的資源網絡和靈活的運作機制。而我國概念驗證中心建設應健全概念驗證政策體系、突出政府牽頭作用、強化專業人才支持、發揮市場力量。在此基礎上，從頂層設計、資金生態、組織模式、服務能力和開放合作等5個維度，系統提出了我國概念驗證體系建設的戰略路徑。這些路徑相互關聯、互為支撐，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政策框架。本文提出的五維優化路徑，不僅回應了我國當前實踐中面臨的戰略模糊、資金單一、人才匱乏、協同不足、評價錯位等核心挑戰，更首次將概念驗證體系建設與國家“十五五”規劃、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耐心資本培育、全球創新網絡嵌入等宏觀戰略緊密結合，形成了具有較強操作性的政策工具箱。

未來研究可進一步聚焦以下方向：一是不同類型概念驗證中心的績效評估指標體系構建，探討如何科學衡量中心的投入產出效率與戰略價值；二是概念驗證活動對新質生產力形成貢獻的量化測度，構建概念驗證與新質生產力之間的理論聯系和實證支撐；三是討論在中國制度情境下，如何優化科學家、技術經理人和風險投資家的協同激勵機制，激發多元主體的創新活力；四是隨著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技術的快速發展，概念驗證中心如何適應新興技術的特點，探索新的驗證方法和運作模式。唯有如此，概念驗證中心才能真正成為我國創新體系中的關鍵核心環節，為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為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和建設世界科技強國奠定堅實基礎。

本文節選自《創新科技》雜志2026年第4期。陳勁，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主任；彭剛東，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李麗萍，成都大學商學院副教授。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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