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于5月1日起施行。

這份最新的司法解釋，有三大突出特點：

一是進一步明確單位受賄罪、單位行賄罪等定罪量刑標準，完善斡旋受賄、介紹賄賂、挪用公款等認定規則，健全特定財物真偽鑒定和價格認定規則，細化預期收益型受賄數額認定規則，依法加大對新型隱性腐敗的懲治力度。

二是明確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定罪量刑標準分別參照受賄罪、行賄罪（單位行賄罪）、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標準執行，落實對不同所有制企業依法平等保護。

三是完善積極退贓認定規則，鼓勵犯罪分子積極退贓，避免、減少損害結果的發生。完善違法所得追繳規則，加大對違法所得追繳力度，決不讓犯罪分子從中獲利。

其中，對量刑標準的明確和對不同所有制企業依法平等保護，對非公企業是一大利好。

前段時間，在邀請海淀區檢察院王魯玥檢察官為公司干部授課時，了解到2025年5月9日海淀區檢察院發布了《反商業腐敗檢察工作白皮書（2020-2024）》

認真學習后發現，這份白皮書，是一面鏡子。

五年，1253 件，1956 人。職務侵占占 62%，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占 25%。82.9%是經理及以下崗位，73.7% 在 20 到 40 歲之間，61.4% 是本科以上學歷。

很多同行看完，可能第一反應是：你看，基層腐敗多嚴重，年輕人不懂規矩，高學歷也靠不住。然后轉頭寫報告，建議加強輪崗、職責分離、多搞廉潔培訓。

這話對嗎？對。但沒用。

因為這種分析，停留在表層。它解釋了現象，沒觸及根因。它給出了答案，但沒解決阻力。

今天，我想換個視角。不是從審計或監察的視角看怎么查，而是從管理者的視角看為什么發生。把這份白皮書當成一面鏡子，照照企業自己的系統漏洞。

01 基層化的假象：不是底層壞了，是系統在失血

先看一個最顯眼的數據：經理及以下崗位占比 82.9%。

很多報告會直接推論：基層廉潔意識差，要加強教育，加大查處。

但這犯了統計學上的基礎概率謬誤。

一家公司，總監級別以上的人可能只占 17%，剩下的 83% 全在基層。犯罪者占比高，很可能僅僅是因為這個群體的人數基數極大。真正有意義的指標不是犯罪人數占比，而是萬人腐敗率。

如果我們算一下，可能會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總監級的腐敗犯罪率，可能遠高于基層。

為什么基層的絕對數量多？因為基層掌握著“最后一公里”的執行權。采購下單、供應商對接、費用報銷、勞務核算——這些具體動作，全在他們手里。

權力下沉，但制衡沒跟上。

直接歸咎于制度設計缺陷，是一種典型的甩鍋式話語。我們需要再問一句：為什么這些有缺陷的制度（如一人身兼數職、審批形式化）能長期存在？

答案往往是：在業務狂奔之下，管理層默許甚至縱容了以效率為名，突破風控底線的行為。

中國歷史上有個類似的教訓。明朝中后期的火耗。朝廷規定基層官員的俸祿極低，低到根本無法維持正常的辦公和家庭開支。于是，官員們開始在征收賦稅時加收火耗。一開始是潛規則，后來變成了半公開的秘密。

壞制度能長期存在，往往不是因為基層人品差，而是高層有意或無意地默許了這種模糊地帶。

審計中大家可能經常碰到這種情況：一個經理，能決定把哪家外包公司引入項目，能核算勞務次數，能申請結算。一個人，三個環節全管。

公司知道這有風險嗎？知道。但為什么不改？

因為業務要快。招三個人分工協作，流程要走三天；一個人全包，三個小時搞定。在業務擴張期，效率是第一位的，風控是第二位的。這種效率與風控的價值觀沖突，直接導致了制度設計的變形。

審計如果只是空談職責分離，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業務部門會反問：你讓我多招兩個人，預算誰出？流程拉長三天，客戶跑了誰負責？

審計的職責不是空談分離，而是要量化這個效率的成本，也就是舞弊損失。用數據推動管理層做出權衡。

怎么量化？

算一筆賬。這個崗位如果一人多崗，每年能節省多少人力成本？同時，因為沒有制衡，一旦發生舞弊，平均損失是多少？發生的概率是多少？

如果節省的人力成本是 20 萬，而潛在的舞弊損失是 200 萬，概率是 10%，期望損失就是 20 萬。持平。但如果概率是 20%，期望損失就是 40 萬。這就虧了。

把這個賬算清楚，拍在管理層桌上。他們自然知道該不該加人，該不該分權。

比職責分離更落地的，是技術性制衡。

你不需要拉長審批鏈，搞形式化的層層簽字。你可以在系統里設一個規則：當同一人連續三次對同一供應商發起訂單，且金額接近審批上限時，系統自動觸發一個強提醒，發給上一級成本中心負責人。

這不是增加工作量，是精準干預。

制度的漏洞，不是補出來的，是算出來的。

02 年輕化的誤讀：不是認知缺失，是敬畏心崩塌

73.7% 的犯罪者在 20 到 40 歲之間。

很多分析喜歡給年輕人找借口：剛入職場，對規則邊界不清晰，不知道后果有多嚴重。

這是一種危險的辯護。

白皮書里提到的程序員陳某某案：利用系統權限，把 700 多個賬號的審核狀態改成審核通過，收了 20 多萬好處費。

你問他知道不知道這是違規？他當然知道。修改審核狀態、收錢，這是任何一個具備基本常識的成年人都清楚的侵占和受賄行為。

他知道自己在違規，這就足夠了。

他缺的不是法律知識，是對規則的基本敬畏，是篤信自己不會被發現的僥幸心理。

很多公司入職培訓講案例，作用微乎其微。真正的廉潔教育，不是溫情的心理輔導，而是直擊心靈的。

行動建議：引入場景化的壓力測試。

在新員工或關鍵崗位輪崗時，由內審和內控部門設計模擬的舞弊誘惑場景。比如，故意讓供應商聯系他，承諾給回扣；或者在系統里留一個明顯的漏洞，看他會不會利用。

觀察他的反應，當場復盤。一次模擬，勝過一百場講座。

審計訪談中的為什么，也不是拉家常。

很多審計人員訪談時喜歡共情，問“你是不是有什么困難”。錯了。

我們要展現出的，是“我們已經掌握了一切，現在給你一個解釋和悔過的機會”的信息不對稱壓力。

訪談前，把系統日志、數據流向、關聯關系全部摸清。訪談時，不要問開放式問題，直接拋出矛盾點：這個時間點，你為什么修改了審核狀態？這個供應商的股東，為什么和你是同學？

這時候的為什么，是刺刀，不是棉花。

03 高智商犯罪：擊穿的是審計對形式合規的迷信

本科以上學歷占 61.4%。

這個數據說明一件事：高學歷不等于高廉潔。但更深層的真相是：高智商犯罪者恰恰是我們合規審計教出來的學生。

白皮書里提到的章某某案，就很典型。作為公司總經理，他和供應商簽虛假采購合同，讓供應商虛開 50 多份增值稅普通發票，資金回流到自己賬戶，侵占 400 多萬。

表面看，合同有了，發票有了，資金流也有了。三流一致，完美。

普通審計看到三流一致，可能就放行了。因為審計人員也面臨效率壓力，不可能每一單都去穿透到底。

高智商犯罪者賭的，就是審計的形式合規陷阱。

他們知道，只要證據鏈看起來完整，大部分審計就會因為效率和考核壓力而止步于此。他們利用的，不是技術的漏洞，是管理的惰性和我們對形式合規的迷信。

清朝有個捐納制度。表面上是合法的捐錢買官，有朝廷的文書，有正規的流程。但實際上，是權力的市場化。一旦權力可以買賣，系統的根基就爛了。

企業里的形式合規，就是現代版的捐納?？雌饋硪磺卸紝?，但業務實質是空的。

怎么破？

對抗這種進化，不能靠增加審計條款，而要靠轉變審計邏輯。

從單點核對轉向閉環驗證。 不只看采購環節，要看從需求產生到資產處置的全生命周期。

從合規審查轉向商業邏輯審查。 不只看有沒有合同發票，要看這筆交易是否讓公司真正受益。

建立一個矛盾信息庫，把常識性的矛盾設為紅燈指標：

• 一家剛成立、無實繳資本的公司，為何能獨攬大單？

• 一個只有兩個人的公司，憑什么承接幾百萬的項目？

• 一個遠超行業標準的毛利潤，是怎么來的？

審計的價值，不在于去銀行調流水（企業內部也沒這個權限），而在于識別并報告這些“完美的荒謬”，推動管理層授權進一步調查，甚至直接報案。

我們要學會戳破這層窗戶紙，做組織里那個敢說實話的人。

04 手段的迭代：放棄建模崇拜，打最硬的仗

白皮書總結了五種新型犯罪手段：虛增交易環節、虛報勞務支出、偽造借款分紅、技術信息侵權、涉稅交織。

很多人看完覺得眼花繚亂，覺得審計對策也要跟著變。這樣查下去，永遠是被動的。手段在變，對策永遠慢半拍。

我們要做的，是歸納共性。

剝開表象，這五種手段背后，無非是三種模式的疊加：

第一，虛增無價值的中間環節。交易環節、勞務支出、分紅協議，都是殼。殼里沒有真實業務，只有利益輸送。

第二，濫用合法的系統功能。技術權限、審批權、采購權，本身是合法的。但當權力失去邊界，合法就變成了非法。

第三，將資金"漂白"成合法商業回報。虛開發票、偽造合同，目的只有一個：讓臟錢看起來干凈。

行動建議：在沒有 IT 審計團隊時，普通審計怎么辦？

IT 審計喊了十年，在很多企業仍是空中樓閣。如果公司沒有專門的 IT 審計團隊，普通審計人員該怎么辦？

答案是：掌握最基本的系統思維。

不用建什么高大上的供應商關聯圖譜。先做一件最簡單的事：把公司三年內所有采購訂單的價格，與1688等公開批發價做個自動比對。把差異超過 20% 的單子全拉出來。

這個簡單模型的反腐價值，可能遠超一切復雜的算法。

數智化的第一步，不是 AI，是連接外部公開數據，再做內部的勾稽與比對。

天眼查、企查查、裁判文書網、招投標網站，這些都是公開數據。把它們抓下來，和內部的供應商庫、員工庫、合同庫做交叉驗證。

股東交叉、高管交叉、地址交叉、電話交叉——這些關系用人工查很難，用系統一跑就出來了。

但記住，數智化不是取代人工，是放大人工的能力。

模型跑出異常，只是起點。該查的還是要查，該訪談的還是要訪談。數智化解決的是往哪查的問題，不是怎么查的問題。

如果一個系統每天給審計人員推 100 個告警，99 個都是誤報，那這個系統就是在謀殺審計的生命。

好的模型，是精準的狙擊槍，不是盲目的散彈。

05 團隊式腐?。罕仨氂梅菍ΨQ手段對抗

白皮書提到一個詞：團隊式貪腐。

一個人腐敗好查，一群人腐敗就難了。證據鏈被打斷，利益共同體內部有攻守同盟，外部調查很難突破。

更深層的真相是：團隊式腐敗往往意味著內部控制已系統性失效，甚至腐敗網絡本身就是一條非正式的權力鏈和利益分配鏈。

用常規的資金穿透去對抗，是治標不治本。在企業內部，你沒有司法調查權。資金一旦轉入個人賬戶，或者通過復雜的關聯交易洗了幾道，企業審計就寸步難行了。

應對團隊式腐敗，首先要承認常規審計的失效。

對抗一個系統，需要建立另一個系統。這要求我們把反舞弊情報體系建設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這個體系不是等舉報，而是主動滲透。滲透進行業圈子、離職員工群體、核心供應商的交際圈。

離職員工，往往是情報的富礦。

白皮書里提到一個案例：石某某離職后，利用在原公司積攢的人脈，在新老東家之間當掮客，收了600 多萬好處費。

很多人只看到離職員工是風險。但換個角度，離職員工也是最了解公司漏洞的人。建立一個離職員工回訪機制，了解他們在外面看到了什么，聽到了什么。

不要嘗試去用一條資金流正面硬剛整個攻守同盟。那是以己之短攻敵之長。

應尋找邊緣突破點。

同盟中最弱小、受益最少、或者因分贓不均而心懷不滿的那個角色。針對他設計特殊的寬大政策或施加壓力，撬開一個缺口。

反腐不是請客吃飯，是心理戰。

06 從檢察模式學什么：不是照搬做法，是案件經營

白皮書第三部分講了海淀檢察院的工作模式。很多人覺得企業內審應該學習全鏈條打擊。

但這存在定位錯誤。檢察院的全鏈條依托的是法律授予的偵查權和強制措施，企業內審的全鏈條只是管理授權下的系統自查。

照搬做法不現實，但我們可以學習一種思維：案件經營。

像檢察官一樣經營證據鏈。 不滿足于發現一個孤立的違規點，而是思考：這個證據要呈上法庭（或管理層、紀律委員會），還缺少哪個環節？這倒逼我們取證更嚴謹、更關注當事人的主觀故意證明，程序必須嚴謹無瑕。

像檢察官一樣經營案件移送。 在決定是否移送司法時，要有策略考量。移送一個關鍵的、證據確鑿的案子，其敲山震虎的震懾價值，遠大于做一堆不痛不癢的內部通報。我們要學會用司法手段為內部治理服務。

審計的最高價值，不是發現問題的數量，而是通過揭示風險，提升企業的組織健康度。

我們不僅要問這筆錢去哪了，更要問：我們給業務傳遞了一種怎樣的價值觀？是鼓勵長期價值，還是投機博弈？我們的 KPI 是否在客觀上催生了造假和短視行為？

07 寫在最后：審計負責人的最后一公里的挑戰

審計這條路，不好走。

對于審計或監察負責人來說，真正的挑戰不在于查賬技術，而在于如何在業務激進和政治復雜的大型組織中，既達成審計目標，又保全自身和團隊。

如果你也是審計或監察負責人，我的建議是：

不要把精力都放在學具體的技術細節上。你應該去學如何把你的審計發現，包裝成一個能讓CEO 和董事會聽得懂、感到痛、并愿意為之調撥資源的商業故事。

溝通力、政治智慧、游說能力，這些軟技能，才是決定審計價值能否發揮出來的最后，也是最難的一公里。

把白皮書里的 1956 個名字，換算成一份關于失控的成本的投資回報率（ROI）報告，比提交一百份風險提示都管用。

白皮書里的 1956 個名字，背后是1956 個家庭，1956 個教訓。

我們的使命，不是變成更厲害的技術專家，而是成為組織良知和商業理性的守護者。

我們能做的，就是讓下一個數字，盡可能小。

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

法釋〔2026〕6號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

若干問題的解釋（二）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921次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四屆檢察委員會第三十四次會議通過，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

為依法懲治貪污賄賂犯罪活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等法律規定，結合司法實際，現就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的若干問題解釋如下：

第一條 單位受賄數額在二十萬元以上的，或者數額在十萬元以上不滿二十萬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

（一）多次索賄的；

（二）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損失的；

（三）贓款贓物用于非法活動的；

（四）拒不交代贓款贓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繳工作，致使無法追繳的；

（五）造成惡劣影響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

單位受賄數額在二百萬元以上的，或者數額在一百萬元以上不滿二百萬元，具有前款規定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情節特別嚴重”。

第二條 對單位行賄，個人行賄數額在二十萬元以上、單位行賄數額在四十萬元以上的，或者個人行賄數額在十萬元以上不滿二十萬元、單位行賄數額在二十萬元以上不滿四十萬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一條的規定，以對單位行賄罪追究刑事責任：

（一）向三個以上單位行賄的；

（二）將違法所得用于行賄的；

（三）在生態環境、財政金融、安全生產、食品藥品、防災救災、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領域行賄，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

（四）為謀取公職、榮譽稱號行賄的；

（五）為謀取職務、職級晉升、調整行賄的；

（六）造成惡劣影響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

對單位行賄，個人行賄數額在二百萬元以上、單位行賄數額在四百萬元以上的，或者個人行賄數額在一百萬元以上不滿二百萬元、單位行賄數額在二百萬元以上不滿四百萬元，具有前款規定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九十一條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

第三條 向國家工作人員介紹賄賂，介紹個人行賄數額在十萬元以上、介紹單位行賄數額在五十萬元以上的，或者介紹個人行賄數額在五萬元以上不滿十萬元、介紹單位行賄數額在二十五萬元以上不滿五十萬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條規定的“情節嚴重”：

（一）為三個以上請托人介紹賄賂的；

（二）向三個以上國家工作人員介紹賄賂的；

（三）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介紹賄賂，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損失的；

（四）造成惡劣影響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

第四條 單位行賄數額在二十萬元以上的，或者數額在十萬元以上不滿二十萬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條規定的“情節嚴重”：

（一）向三人以上行賄的；

（二）將違法所得用于行賄的；

（三）在生態環境、財政金融、安全生產、食品藥品、防災救災、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領域行賄，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

（四）對監察、行政執法、司法工作人員行賄，影響辦案公正的；

（五）造成惡劣影響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

單位行賄數額在二百萬元以上的，或者數額在一百萬元以上不滿二百萬元，具有前款規定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條規定的“情節特別嚴重”。

第五條 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不能說明來源，差額在三百萬元以上不滿一千萬元、差額在一千萬元以上的，應當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的“差額巨大”、“差額特別巨大”。

實施前款行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從重處罰：

（一）將支出用于非法活動的；

（二）曾因瞞報財產依紀依法被處分的。

第六條 隱瞞在境外的存款，折合人民幣數額在三百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條第二款規定的“數額較大”。

實施前款行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從重處罰：

（一）將存款用于非法活動的；

（二）曾因隱瞞在境外的存款依紀依法被處分的。

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并積極配合將存款轉回境內的，可以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條第二款規定的“情節較輕”。

第七條 私分國有資產，數額在二十萬元以上不滿二百萬元的，或者私分救災、搶險、防汛、優撫、幫扶、移民、救濟、防疫、社會捐助、社會保險基金等特定款物，數額在十萬元以上不滿二十萬元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九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在二百萬元以上的，或者私分上述特定款物，數額在一百萬元以上不滿二百萬元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九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數額巨大”。

第八條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規定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第一百六十四條規定的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第二百七十一條規定的職務侵占罪、第二百七十二條規定的挪用資金罪定罪量刑標準分別參照受賄罪、行賄罪（單位行賄罪）、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標準執行。在決定是否追究刑事責任和量刑時，應綜合考慮犯罪的性質和情節，準確評估社會危害性，確保罪責刑相適應。

第九條 個人通過虛構付款事由或者將單位應收賬款不按規定入賬等逃避單位監管的方式，將公款提供給其他單位使用的，應當認定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第二項規定的“以個人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

第十條 挪用公款數額巨大，因客觀原因在提起公訴前不能退還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規定的“挪用公款數額巨大不退還”。在提起公訴前辦案機關依照職權將公款追回的，可以不認定為“挪用公款數額巨大不退還”，但是量刑時應當考慮其與被告人自己退還情形的區別。

第十一條 受賄數額一般按照收受財物時的財物價值認定。

以收受股票、股權的預期收益作為賄賂形式，構成犯罪的，受賄數額按照案發時實際獲利認定；案發時尚未實際獲利的，受賄數額一般按照案發時涉案資產的市場價格與支付價格的溢價認定。

第十二條 對于真偽不明的財物和珠寶、玉石、字畫、手表、貴重金屬等特定財物，應當進行真偽鑒定。

對于價值不明的財物，應當進行價格認定。對于珠寶、玉石、字畫、手表、貴重金屬等特定財物，一般應當進行價格認定，但是購買票據齊全，能夠有效證明收受財物當時真實價格，行受賄雙方無異議的，不作價格認定。

經過價格認定的財物，一般以認定價格認定受賄數額，但是行賄人按照受賄人授意購買特定物品后給予受賄人的，應當以行賄人實際支付的購買金額認定受賄數額。

第十三條 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收受請托人財物，向請托人承諾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的規定，以受賄論處。明知請托人有不正當的具體請托事項而收受財物的，視為承諾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國家工作人員是否向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轉達請托事項，不影響受賄罪的認定。

第十四條 國家工作人員通過職務上有隸屬、制約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應當認定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職務上的隸屬、制約關系，不限于主管關系，也不限于直接上下級關系，應當結合國家工作人員任職單位的性質、職能、所任職務以及法律規定、制度安排、政策影響、實踐慣例等具體認定。

第十五條 以單位名義收受財物，但以個人非法占有為目的或者收受的財物歸個人所有的，以受賄罪定罪處罰。

第十六條 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單位行賄罪定罪處罰：

（一）單位集體決定，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的；

（二）單位實際控制人或者主管人員決定，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的。

個人財產和單位財產高度混同，單位通過行賄獲得不正當利益實際歸個人所有的，以行賄罪定罪處罰。

第十七條 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條規定的“介紹賄賂”，是指在請托人和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溝通關系、撮合條件，使賄賂行為得以實現的行為。

實施介紹賄賂行為，又與請托人或者國家工作人員共同實施行賄或者受賄行為，同時構成介紹賄賂罪和行賄犯罪或者受賄犯罪共犯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介紹賄賂過程中，在國家工作人員不知情的情況下收受請托人的財物占為己有，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之一規定的，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定罪處罰；在國家工作人員不知情的情況下截留部分財物占為己有，同時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和其他犯罪的，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和其他犯罪數罪并罰。

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虛構與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事實，騙取請托人財物的，以詐騙罪定罪處罰。

第十八條 私分國有資產雖經集體研究，但私分范圍僅限于單位領導和管理層人員，且對單位其他人員隱瞞實情的，以貪污罪定罪處罰。

單位非法收受財物后，以單位名義集體私分給個人，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條的規定，以單位受賄罪定罪從重處罰，集體私分行為作為量刑情節考慮。

第十九條 司法機關、行政執法機關以外的單位違反國家規定，將應當上繳國家的罰沒財物，以單位名義集體私分給個人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以濫用職權罪定罪處罰，但具有本解釋第十八條第一款規定的情形的，以貪污罪定罪處罰。

第二十條 國家工作人員不以個人占有為目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用公共財物向他人行賄，同時構成行賄罪和瀆職犯罪的，數罪并罰。

第二十一條 監察機關掌握的被調查人貪污賄賂行為尚未達到數額較大，被調查人主動、如實供述監察機關尚未掌握的本人絕大部分犯罪事實的，以自首論。

第二十二條 犯罪分子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三款規定的“積極退贓”：

（一）全部退贓的；

（二）積極配合辦案機關追繳贓款贓物，且大部分贓款贓物已被查封、扣押、凍結的；

（三）共同犯罪的犯罪分子對實際分取的贓款贓物已經全部退繳，并自愿繼續退繳贓款贓物的。

應犯罪分子要求或者經犯罪分子同意，犯罪分子親友自愿代其退贓，具有前款情形之一的，視為犯罪分子積極退贓。

第二十三條 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財物及其收益，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

對犯罪分子違法所得，一般應當追繳原物。行受賄雙方形成賄賂房屋合意的，應當追繳房屋。有確實、充分證據證明原物已經轉化為其他財物的，追繳轉化后的財物。犯罪分子違法所得與其他合法財產共同轉化為其他財物的，追繳與犯罪分子違法所得對應的份額及其收益。有確實、充分證據證明依法應當追繳、沒收的涉案財物無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價值滅失減損或者與其他合法財產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依法追繳、沒收其他等值財產。

贓款贓物尚未交付給受賄人或者已經退還給行賄人的，依法向行賄人追繳；贓款贓物由第三人代為持有、保管的，依法向第三人追繳。

第二十四條 本解釋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此前發布的司法解釋與本解釋不一致的，以本解釋為準。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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