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不隨術變”堅持啟蒙主義立場

葛兆光

我跟朱先生自1985年認識，至今已經有很長時間了。我覺得，對朱先生的評價，有一點是最基礎的：朱先生是周予同先生的學生，從周予同先生的思路可以看出，他那一代人是繼承了“五四”啟蒙的立場的。所以從周予同先生開始，他就把經學轉變為經學史來研究，不再把經學當作信仰的宗教、或者至高無上的意識形態，更不是一個指導一切學術的“學術之學術”。這從朱維錚先生歷年來給周予同先生整理的《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就能看出來：從周予同先生那時起，經學時代就已經結束了，當經學時代結束的時候，經學史就開始了。因此，經學讓位給史學本來就是民國初到1920、1930年代非常主要的學術趨向，這也是周予同先生的學術取向。這個主要趨向跟我們所說的啟蒙中的“祛魅”有很大關系，它排除了類似于神學、意識形態或者說至高無上的神圣信仰的東西。

朱先生是周予同先生的學生，他一直堅持的也是這樣一種帶有啟蒙主義立場的做法。所以，他一再聲明，他不是“經學家”，而是“經學史家”。這是一個很大的區別。這種想法貫穿了他整個的學術研究，包括他先后出版的《走出中世紀》和《走出中世紀二集》兩本著作。其實，“走出中世紀”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啟蒙主義的立場--走出神學的籠罩。朱先生的這個立場始終沒有變，這是很可貴的。

朱先生有一個很著名的論述：經學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是“學隨術變”的，也就是說，學問不是一種純粹的學術立場，而是根據政治形勢、統治術的變化在不斷地變化、適應。朱先生對此非常反感，所以他講經學史，一定會強調這個“學隨術變”。可是反過來，朱先生的“學”是“不隨術變”的。他始終堅持啟蒙主義立場，一直到他的晚年，比方說從他給FT中文網寫的小文章，也可以看出。正是因為他的立場清晰，不容易改變，從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很斬釘截鐵的文風。我們很多人寫文章之所以繞過來、繞過去，糾纏不清，就是因為立場不清晰，所以邏輯也不能貫穿到底。朱先生的文風很鋒利、很簡潔，跟他的立場清晰是有很大關系的。也許很多人會說，朱先生很愛批評人、很愛罵人，但他一貫的立場就是嫉惡如仇，那就是因為他立場太強。也許有些人會說，立場太強是不是不好？可是我想，在現在這個時代，難得有人立場清晰，反而是曖昧的人太多。

我想要講的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可能很多人在現在這種學術環境下，會注重一個人有多少大部頭的著作。可是朱先生的主要成就并不在著作。我覺得，朱先生的成就、他所留給后人的，并不比著作要差。現在有大部頭著作的人多得很，可是朱先生一直在做的一個工作是我們現在人很少去做的，就是他作為學術的組織者和資料的整理者的工作。我跟朱先生交往二三十年，我覺得他更大的貢獻可能在這里。

以我本人而言，我1986年出版的《禪宗與中國文化》是朱先生編的。我那時候只是碩士研究生剛畢業，朱先生就把它編到《中國文化史叢書》里，而且他要我第二年再交一本《道教與中國文化》。這兩本書在1980年代“文化熱”的時候有一定影響，那是跟朱先生有很大關系的。朱先生幫助周谷城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化史叢書》，其實在某種意義上推動了1980年代的“文化熱”。“文化熱”在當時有好幾種力量和不同的取向，我想朱維錚先生和龐樸先生擔任常務編委的《中國文化史叢書》應該是其中很重要的一股。比如，影響更大的余英時先生的《士與中國文化》也是在那套叢書里。朱先生編叢書、推動文化史研究，都與1980年代的“文化熱”有很大關系。我們現在回顧會發現，其實1980年代很可能是我們這30年學術最有生氣--不能說最精深,但是最有生氣的年代。那時候大家心往一塊兒想，勁往一塊兒使，有一個明確的取向，有一個走出中世紀、或者啟蒙主義的想法。朱先生在這里面起的作用非常大。

朱先生后來做的很多事情都和這個類似。比如，他后來主編的、由錢鍾書擔任名譽主編的那套《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也是一套與近代思想文化有很大關聯的著作。其他的，比如《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是梁啟超影響最大的著作，現在很多人還是用朱先生編的書。另外還有《利瑪竇中文著譯集》，還有對徐光啟、馬相伯等著述的整理，都是朱先生做的工作。

很多人可能著作很多，可是那些著作過兩年就過掉了，而朱先生的東西是會留下來的。他編的《中國文化史叢書》將來會在學術史上被反復提及，他整理的那些資料集會被很多學術研究者反復使用。所以，討論朱先生的學術成就，這個方面應該強調。我一直注意到，朱先生其實花了很多時間做那種人家看起來的“苦工”，盡管我們都知道朱先生是一個性格很活躍、也有很多業余愛好的人。有著這種性格的人，在學術上選擇這樣一條路，其實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現在的學術界已經沒有人肯做這種基礎的、艱苦的工作了。

我要講的第三點是，朱先生是一個非常有現實關懷的人。在很多學生的口碑里，朱先生上課要罵人。朱先生的現實關懷很強，而我始終覺得，一個學者的現實關懷是必然要有的，如果沒有的話，他在選擇題目和進行論述的時候，可能沒有那股“氣”，也沒有那種感情。我們講梁啟超“筆端常帶感情”，才會影響很多人；朱先生也是這樣。可是我們也要強調另外一點：朱先生盡管政治感和現實意識非常強，但是他的學術論著還是與他的感情、關懷適當分開的。這種分開并不減弱他學術著作現實關懷的力度，只是有些東西不會直接混成一團。他的《維新舊夢錄》、《壺里春秋》、《走出中世紀》、《音調未定的傳統》，其實都有很多現實關懷。他之所以選擇近現代史、現代史，即晚清民國這一段歷史，可能與他的現實關懷有關。朱先生最早跟隨陳守實先生，做的是北周研究。我能夠理解，討論和我們今天生活相近的東西，他對現實的關懷和感情才能夠進去。

朱先生的性格可能會給人留下很深印象，但我覺得，我們不必過度強調他做人特殊的那一面。做人特殊是很容易的，一個人要嘩眾取寵、顯示出一副與眾不同的樣子，很容易；問題是，那與眾不同的東西背后得有一個堅實的學術在支持，否則，瘋話誰都會說。朱先生難得的一點正是，他始終在學術立場上做事，通過學術關懷社會，通過學術論著表達他的見解。

朱先生的離去令人惋惜。我1985年就到復旦來上過課，從那時候開始就和章培恒、朱維錚兩位先生關系最近。他們兩位都是特立獨行的人，在我看來，兩位先生都是容易說真話、比較有憤懣不平之氣的學者。我到復旦來，已經有五六年時間，如今，這兩位師長一樣的最好朋友已經先后故去，讓我覺得很悲涼。

本文原刊于2012.3.19《文匯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