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行主義一詞的詞源帶著一種近乎殘酷的意味。它來自希臘語“austeros”，最初并不是用來形容預算或國家紀律，而是指舌尖上一種強烈、干澀、收斂的感覺，像未熟果實或粗劣葡萄酒留下的苦澀。

用今天的話說，最接近的意思大概就是“令人反感”。這個詞后來經由拉丁語和古法語，最終成為現代危機治理中的高頻詞，也折射出政府如何找到一個能為自己遮蔽、卻把苦藥留給民眾的說法。

苦行主義最深的根源并不在財政，而在精神世界。它長期與宗教語境中的懺悔觀念并行存在。苦行主義的力量，來自宗教信念本身——伊斯蘭傳統推崇“祖赫德”，并鼓勵“瓦薩夫”；猶太人熟悉“采納”時期；基督教修道傳統贊美禁欲；而在印度教中，“塔帕斯”則通過自律與克制的內在之火，焚燒不潔。

本月早些時候，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帶著他自己版本的“被動式苦行主義”進入了這個信仰與財政焦慮交織的模糊地帶。他呼吁民眾不要購買黃金，避免出境旅行，并采用居家辦公和線上學習。

當然，背后的關鍵驅動因素是盧比的處境。如今盧比兌美元已跌破96盧比，推動印度從全球第四大經濟體滑落至第六位，并繼續逼近下一個臺階。布倫特原油價格仍在每桶110美元附近反復波動。更高成本預計將額外增加超過900億美元負擔，令經濟陷入困局。

戰爭成本和貨幣貶值的影響已經顯現。比如，4月商品和服務稅征收額創下243000億盧比的新高。但這是一項政府無法慶祝的紀錄，因為其構成講述了一個令人不安的故事。

國內銷售商品和服務稅，也就是本地銷售征收的稅款，僅增長4.3%；而與進口相關的商品和服務稅則增長了25.8%。盧比既是當前局面的原因，也是結果——每一次貶值都會引發資金外流，而資金外流又會進一步加劇其跌勢。數據也在反駁那些認為弱勢盧比有助于出口并吸引投資的說法。

成本和痛感并不只體現在表格里，而是形成了雙重甚至三重打擊。分子層面的傳染效應，已經讓成千上萬家企業失去了維持生產所需的天然氣供應——從莫爾比的陶瓷窯爐，到帕尼帕特——索尼帕特的紡織中心，再到制鞋企業，許多單位都面臨生存性挑戰。

今天的印度經濟，遠比上世紀90年代時更龐大，也復雜得多。它與全球商品和服務經濟的聯系，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深。據估計，印度近30%的出口依賴進口中間品。印度前五大出口品類——精煉石油、電氣和電子設備、機械、珠寶以及藥品——都需要進口原料。

呼吁不是政策。莫迪的這番呼吁，更像是一場關于苦行主義的布道；而布道不是政策——至少現在還不是。

你可以說，這種苦行呼吁源于對西亞局勢可能進一步惡化的擔憂；也可以說，總理是在推動他的“自力更生印度”運動。可能是這個原因，也可能是那個原因，或者兩者兼而有之，甚至還有更多考量。事實是，莫迪一向以善于與大眾溝通自豪。他現在不僅是在要求民眾減少消費，也是在尋求他們參與保衛本國貨幣。這其實是一種“美元苦行主義”的號召。

但這樣的呼吁會遭遇社會和經濟現實。以“不買黃金”的呼吁為例，黃金并不像一些高談闊論的分析人士所理解的那樣簡單。黃金既是投資品，也是對沖工具，是流動性儲備，也是危機管理工具。在一個企業獲取信貸仍需層層闖關的經濟體里，黃金承擔著現實功能。

因此，黃金抵押貸款公司已發放超過150000億盧比貸款，也就不足為奇。黃金經濟還支撐著成千上萬名工匠和小微企業。

印度每年婚禮數量估計在800萬到1000萬場之間。對許多家庭來說，黃金既是財富傳承工具，也是新家庭或新生意的啟動資本，還可作為應對未來需求的一筆儲備，等等。

印度與苦行主義打交道的歷史，也讓這一問題顯得更為尖銳。最具啟發性的一章，仍然是1991年。當時印度不得不抵押黃金，并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尋求紓困。削減補貼、提高稅收、貨幣貶值，壓縮了需求；但拆除許可證制度的變革性舉措，也為增長騰出了空間。

2016年的廢鈔，則是一種被迫的苦行主義。它削弱了經濟活動，導致就業流失、國內生產總值增速放緩。“塔帕斯”的熱度在政治上發揮了作用，卻灼傷了經濟中的消費和增長。

根本問題在于，這種呼吁會如何影響經濟。經濟就像一塊手表：許多大小齒輪彼此咬合，由主發條驅動，由輪系和擒縱機構調節，再由擺輪控制節奏。時針、分針和秒針之所以能夠轉動，是因為每一個部件都在按節奏運轉。

真正的問題是，如果其中一兩個部件停下或放慢，這塊表還能否繼續準確走時。事實是，正如私人投資會帶來直接和間接收益，消費收縮也會帶來直接和間接后果。

一談到增長，苦行主義的內在矛盾就會顯得格外尖銳。它在理論上的承諾很簡單：財政紀律會恢復市場信心，主權借貸成本下降，私人投資會填補政府支出收縮留下的空缺，增長隨后恢復。但現實往往并不配合。而希臘人對“austeros”和苦澀滋味，確實有切身體會。

2010年，雅典成了苦行主義實驗室。那套整潔的邏輯是：希臘長期入不敷出，因此需要通過紀律來實現復蘇。接下來發生的，卻是長達十年的破壞——國內生產總值萎縮，醫院藥品短缺。

馬克·布萊思在《苦行主義：一種危險觀念的歷史》中回顧其歷史后得出結論：“苦行主義不起作用。就是如此。”正如凱恩斯通過財政乘數概念所解釋的，在經濟下行期削減支出，不只是減少赤字，也會壓縮未來用來償還赤字的那個經濟體量。分子縮小的同時，分母也在縮小。

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也一再強調：“苦行主義從來沒有奏效過。它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失敗了。”有人認為，莫迪的這番“美元苦行主義”呼吁，針對的是一個相對狹窄的群體，即那些消費模式會構成經常賬戶壓力或美元流失來源的富裕城市家庭。

考慮到他在富裕群體中的影響力，確實有可能出現某種行為變化。這種變化可能會體現在一些大型品牌企業，比如泰坦，或像靛藍航空這樣的承運商，以及與旅游相關的酒店業者的季度數據中。

私人消費約占印度國內生產總值的近60%。真正令人擔心的，并不是“美元苦行主義”的直接影響，而是它對市場情緒的次級沖擊。這種情緒變化可能拖累整體國內生產總值、企業收入，最終還會影響維持基本面平衡所必需的稅收。

在過去100年的經濟財政政治中，苦行主義曾在不同時間、不同條件下扎根。經濟學家克拉拉·馬泰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強加給德國的苦行政策，為歐洲法西斯主義鋪平了道路。1932年至1936年間，法國的苦行主義實驗重創了經濟，并在1936年1月公眾動蕩后被迫停止。

1947年英國的“克里普斯苦行主義”由財政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推行，幾乎把“苦行主義”這個詞變成了貶義詞。2010年英國版本的苦行主義，表現也同樣不佳。加拿大1994年的那次實踐之所以成功，是因為美國經濟繁榮吸納了加拿大產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恰恰是“例外證明規則”。

事實上，印度的美元缺口在西亞沖突爆發之前就已經十分明顯。它源于凈外國直接投資下降、印度企業相對表現不佳，以及其他回報渠道的吸引力。

外國機構投資者在2025年賣出超過160000億盧比，今年截至目前又賣出超過210000億盧比，這些都說明印度經濟競爭力存在結構性裂縫。

問題不在于印度是否需要保衛本幣，而在于應該如何去做。印度的人口結構和各類赤字，要求這個國家尋找一些非常規路徑——比如將公共資產美元化——以應對投資和資源缺口，并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時期提振增長。

至于苦行主義，正如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所說：“財政部實行苦行主義的合適時機，是繁榮時期，而不是蕭條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