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監獄來的媽媽》輿論風波愈演愈烈，而且矛頭開始由導演、主演轉向出品人汪涵。意識到要被卷入輿論漩渦，5月20日凌晨，汪涵通過工作室發聲明道歉。

說重點。汪涵工作室在聲明中強調自己未參與影片投資，已與片方解除一切關聯，不再保留出品人署名。對于擔任電影出品人的初衷，汪涵的解釋是“扶持文藝創作”，這次是沒有對項目背景及內容進行充分盡職調查，疏忽了。

工作室還上傳了“關于不再保留汪涵先生出品人署名的確認函”，用來證明雙方解除關聯。確認函落款蓋章是電影《監獄來的媽媽》位列出品方第一位的上海至久影視傳媒有限公司。

下面一點點扒細節和雙方關系，耐人尋味的地方不少。

出品人的權利，微妙的時間差

電影圈里有一些約定俗成的規矩，出品公司對應的是投了錢的公司，相應地，出品人對應的就是投了錢的公司的老板。通常電影片頭先出出品公司和出品人，以示對“金主”的尊重。

汪涵在聲明中強調未參與影片投資，卻掛名出品人，《監獄來的媽媽》也算是打破規則、顛覆認知了。

有一說一，汪涵說沒參與投資我信。翻了下《監獄來的媽媽》四家出品公司，汪涵沒有在其中任何一家公司任職、也不是任何一家公司的股東。但問題恰恰出在這。

如果沒投資、沒參與電影出品，那是怎么掛上出品人的呢？名字放上了，終歸要有一些付出和回報吧！

這里引出出品方確認函寫的第二條：您不再享有本片出品人身份對應的任何權利，亦不再承擔本片后續制作、發行、運營及衍生品開發過程中的任何相關責任與義務。

片方用的是權利而不是權力，一部電影的出品人通常只是出錢，但不干活，電影盈利后享受票房分紅，具體干活的是下面的制片人、監制等等。我不知道，確認函里提到的“權利”除了按照約定給票房分紅外，還有什么其他權利。而沒投錢的汪涵，擔任出品人又能給電影提供什么呢？是影響力、人脈還是資源？

還有微妙的時間差。其實《監獄來的媽媽》這部電影，從去年入圍圣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開始，就已經有了爭議聲，目前豆瓣熱評中有三條都是當時電影節放映后的質疑聲。之后電影的宣發按部就班的推進，直到風波發酵，能看到牽涉到其中的各方都沒有主動出來回應、道歉。

矛頭指向姚晨了，她才通過工作室發布情況說明，甩出一句“出于對國產電影創作的關注。但對影片相關背景缺乏充分了解。”工作室發聲明時，這部電影的輿論風波已經發酵好幾天。

大家扒出汪涵了，他才通過工作室發聲明，但聲明發布時間是5月20日凌晨，可上傳的確認函時間是5月16日。

這意味著汪涵早就做了準備，他提前和片方溝通拿掉自己名字，但拿到確認函后他沒有第一時間主動站出來道歉，而是持續觀望，在等輿論發酵情況。假設這把火沒有燒到自己身上，汪涵會不會發聲明道歉、并公開這份確認函呢？這個微妙的時間差，太耐人尋味了。

汪涵和出品方之一密切合作10年

對掛名出品人，汪涵給出的解釋是“疏忽了”，真的是疏忽嗎？

我對疏忽的理解，是第一次犯錯叫疏忽，但接二連三的犯錯，就不是疏忽，而是故意。

感謝一位給我發私信的熱心網友，她指出《監獄來的媽媽》的問題不在至久也不在唐人，而是大象。

查詢可知，出品方中的上海大象伙伴影業有限公司，和發行方大象點映（上海）網絡技術有限公司（現已從貓眼顯示的列表中消失），背后實控人都是 蔡慶增和吳飛躍兩個名字。包括大象點映的大股東上海易騰影視吳飛躍和蔡慶增也是最大股東。

接著往下捋，看看這兩個公司都做了什么。

能追溯到最早的一部是2018年上映的《第一次的離別》。這部電影出品公司第一位就是大象，后面也有上面提到的易騰影視。再看制片人這一欄，眼不眼熟？制片人蔡慶增，策劃汪涵，監制秦曉宇（《監獄來的媽媽》導演），出品人吳飛躍。

我翻了一下，在此之前，汪涵基本都是以演員身份參與綜藝和演出，少量參與的電影也是以演員身份加盟，《第一次的離別》是他第一次以幕后策劃的身份參與電影，合作的就是《監獄來的媽媽》幕后主創“鐵三角”蔡慶增、吳飛躍和秦曉宇。

這部電影2018年出去參與各大電影節，2020年才在內地上映，路徑和這次《監獄來的媽媽》差不多，都是先國外電影節拿獎，再尋求內地上映，主創和發行公司也算是輕車熟路了。

但雙方的合作可不是2018年開始，而是在10年前的2016年。

不管是出品還是策劃，肯定在項目之初就要介入，《第一次的離別》2016年5月開機，在新疆沙雅取景拍攝。

電影上映時，大家沒覺得有什么問題，講述新疆發生的故事，主角是土生土長的新疆男孩，內容則是以孩童童真視角展現新疆地區“語言沖突”與“文化困境”。現在再回頭看，不覺得從那時開始，這個主創團隊的選題就很耐人尋味嗎？

對了，這里插一個汪涵沒有參與的項目，熱心網友私信提到的紀錄電影《我的詩篇》，2017年上映，通過六名礦井、流水線上的打工者，展現普通人的人情冷暖和苦難，有網友指出這部電影的角色“被當作砧板上的肉，去滿足白領階級和城市小資階級的獵奇心。”

《第一次的離別》兩年后，《棒！少年》上映，這是汪涵和秦曉宇第二次合作，汪涵擔任聯合出品人，秦曉宇是聯合制片人。雖然蔡慶增、吳飛躍沒掛名，但這部電影的發行是大象點映。

接著是2021年，《一日冬春》問世。這是聚焦“口罩”的紀錄片，我沒看過，有看過的可以分享一下內容，有沒有什么問題？導演秦曉宇，汪涵任聯合出品人，制片人則有蔡慶增和吳飛躍。這是他們第三次合作。

后面是2022年和2024年先后在美國和觀眾見面的《密語者》，女性題材，汪涵和吳飛躍聯合出品，汪涵還掛名總策劃。

到了這部《監獄來的媽媽》，已經是汪涵和這個主創班底的第五次合作。10年合作五次，每個項目啟動都要無數次的開會，討論劇情、拍攝方式、宣發和營銷方案，就“疏忽了”輕飄飄三個字就一筆帶過，真的是疏忽嗎？

以及，截至發稿，電影的出品方以及核心主創，并沒有出來低頭認錯，他們甚至沒有放棄電影上映的計劃。看到媒體報道稱，片方表示正與上海有關部門協商調整檔期，上映時間暫未確定。

我的稿子就寫到這里了，因為再往深了寫怕被封號。

感興趣的可以看一下大V“金靴RedBoy”的這篇博文，他對國外電影節選擇國產影片入圍并獲獎的傾向（其中就包括《監獄來的媽媽》獲獎的圣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有一定道理。

再結合網上曝光的那個制片人的言論（比如說什么自由是因為攝像頭多等等），以及這部電影紀錄片備案、后面有重新改成劇情片，以及對主角的選擇和對案情事實的顛倒黑白，很懷疑一切都沒那么簡單，官媒應該深入調查、認真報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