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主編的崗位上退下來已經三年了，回憶《史學月刊》的辦刊歷程，可謂感慨萬千。主編做了16年，沒有片刻的輕松，最大的體會就是，時刻感受著沉甸甸的責任。當年梁啟超曾言，夫學術者，乃天下之公器！而學術期刊，就正是這公器的載體。以天下為念者，怎敢有一絲懈怠！辦學術刊物，本人的感悟是，其責任有三：體現歷史使命感的社會責任，引領學術發展的歷史擔當，培養延續學術血脈的史學新人。這篇小文，就循此三者，談些做法和想法。

體現歷史使命感的社會責任

《史學月刊》（原名《新史學通訊》）的創辦，就是肩負了一種重大的歷史使命的。1951年1月，新中國建國伊始，億萬民眾正滿懷著對一個新時代的期待，而創辦人的初衷也正在于為這個剛剛到來的時代建樹用馬克思主義改造舊史學的偉業。新中國初期，大多數史學從業者還不知道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更不知道如何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去研究和講授歷史，《新史學通訊》的使命，就是在歷史研究和歷史教學中傳播唯物史觀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論，肩負起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改造舊史學的使命。本刊在20世紀50年代的歷史，證明它負起了這個歷史的責任。有學者評論說：“《新史學通訊》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貢獻，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主導地位的確立和發展。《新史學通訊》所取得的成就和反映的特點，從一個側面為十七年的史學研究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新史學通訊》在新中國建立初期影響和教育了一大批渴望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史學工作者。”一個刊物的歷史使命感，可以使這個刊物站在足夠高的歷史高度，去助推當代社會歷史的發展。

1996年11月，我被學校任命主持《史學月刊》的編輯工作。工作伊始，我就集中思考了刊物的歷史使命感問題，并從《史學月刊》的既往歷史中汲取經驗，結合當代學術界的情況，給刊物的定位提出了幾句話的設想：

以繁榮學術為己任的高品位價值追求

以培養青年為目標的前瞻性戰略眼光

以學術水平定取舍的無偏見選題原則

以有益社會為宗旨的大效益辦刊方針

這幾句話是我對刊物的使命和功能、刊物的辦刊宗旨的集中概括，也是對刊物發展方向的基本定位，得到了編輯部同仁的高度認同，并將其印在編輯部工作筆記本的扉頁上。

當時學術界的學風已經非常浮躁，一些學術刊物也在想盡辦法追求經濟效益，甚至采用不正當手段斂取錢物，而我們正是針對這一點提出“以有益社會為宗旨的大效益辦刊方針”。有益社會的大效益方針，落實在辦刊思路上，就是強調刊物選題的現實性、思想性，強調選題的現實關懷。

我們以為，史學和任何學科一樣，都有一個如何體現社會功能和發揮社會作用的問題。歷史科學的社會功能，主要是以其科學的可靠的研究成果，充當現實人類社會活動的向導。胡喬木曾經很清晰地談過這個問題：“歷史科學滿足政治需要的正確理解應當是，歷史向社會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學研究的成果，而社會和政治則利用這種成果作為自己活動的向導。”我們的歷史研究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為現實人類提供歷史活動的資鑒。所以，我們的稿件選題，應該貼近現實，服務現實。本著這樣的理念，我們在刊物的欄目設計上，稿件的采集上，很好地突出了歷史科學的現實感。我們所設立的“筆談”欄目，選定的筆談題目都是與現實社會和當代學術熱點緊密相關的問題。比如，我們從2003年以來所設置的“20世紀中國社會轉型筆談”欄目，連續開設了四期；2006年第6、7期連發的兩組“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筆談；2008年第3期發表的“封建譯名與中國封建社會”筆談，等等。這些文章以及這些討論話題，既有很強的現實感，也有很強的學術性和思想性。

2008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為了總結30年史學的成就和發展，我們策劃實施了對30年史學進行系統總結的重大選題，在固有的史學評論欄目里，發表關于30年史學的系列評論文章，約請國內各史學研究領域的一線學者，對30年史學進行總結和反思。這個評論持續了兩三年，發表了三十多篇論文，以百余萬字的篇幅、規模，系統而全面地總結了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史學的深刻發展、巨大變化和空前繁榮，從史學發展這個側面去謳歌改革開放的偉大社會進程，同時也為今后的史學發展提供了理論、方法和研究思路方面的有益借鑒。服務社會，貼近社會，既使史學研究發揮了強大的社會功能，也使我們的刊物顯得富有生機和活力。

引領學術發展的歷史擔當

我們認為，學術期刊不僅僅是發表學術成果的陣地，不應是被動地發表文章，而應該有一種主動的歷史擔當，那就是要承擔起繁榮學術并引領學術發展的歷史責任。這一點，是《史學月刊》一以貫之的辦刊思想。

正是明白應有引領學術發展的歷史擔當，在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刊物就辦得很活躍，組織了不少重大問題的討論。譬如60年代中國史學界關于歷史主義的論戰，一般人認為是發端于翦伯贊1962年的《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其實，《史學月刊》早在I960年就組織了關于歷史主義問題的專題討論。本刊I960年第7期發表了4篇專欄文章，討論歷史主義問題，并配發“編者按”說：“歷史主義問題，我們認為是歷史科學工作中一個重要問題。而討論現在剛剛開始，因此本刊決定把開封師院討論中不同的論點選擇幾個發表出來，目的在于拋磚引玉，把這個討論廣泛的展開。通過討論，清除在這個問題上的糊涂看法、錯誤觀點，把歷史科學工作質量推進一步。”同年第9期，又發表了中國人民大學、哈爾濱師范學院、武漢師范學院三位作者的關于歷史主義問題的專欄文章，把討論引向深入。蔣大椿先生在《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研究》一書中評論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河南歷史學界最先提出了馬克思主義歷史主義和階級觀點相結合，并組織了關于歷史主義問題的專欄討論，對馬克思主義歷史主義和階級觀點的研究作出了貢獻。”

80年代初，《史學月刊》在因為“文化大革命”被迫停刊10多年之后復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歷史發展動力問題討論述評》，抓住了當時學術界的一個熱門話題，有重大爭議的話題。1981年第2期刊發的田居儉的《應當對中國封建主義加強研究》，肖黎的《試論我國封建社會的改良》，董楚平的《封建社會中農民的平均主義究竟包含哪些內容》，鄭炎、湯可可的《太平天國本不是一次婦女解放運動》等論文，在當時都是頗有思想棱角、容易引起爭議、帶有思想解放傾向的論文，站在了當時學術的前沿陣地，起到了引領學術方向的作用。

我主編《史學月刊》之后，更是明確了引領學術發展的辦刊理念，并努力貫徹到辦刊實踐中。2002年，《史學月刊》發起并主辦了“史學期刊發展研討會”，集中討論史學期刊在社會轉型時期的歷史使命及其在歷史科學發展中的作用問題。在這個會議上，我提出在當今社會轉型的大變革時期，中國史學期刊除了正常刊出歷史科學研究的新成果之外，應義不容辭地承擔起三大任務，發揮引導、規范和推動歷史科學發展的積極作用。在當時條件下，我們提出的三大任務是：促成并加快史學范式的轉變，建設與新的歷史時代相適應的新史學；培育并確立歷史科學研究的學術規范；在歷史科學學界倡導并樹立健康的學術風氣。完成這三大任務，是我們史學專業期刊應該承擔的歷史責任。這些觀點，得到了與會學者和期刊老總們的廣泛認同。

我們深知，編輯不可能比學者更高明，刊物主辦者不能對學術指手畫腳。但是，就學術發展的狀態說，單個人的研究，總是處于散在的狀態中，而眾多研究成果的集散地，則毫無疑問會呈現一種風氣；而這種風氣則在學術傳播的同時，影響著整個學術群體。所以，刊物的主辦者，在引導學術風氣、規范學術秩序、形成學術趨向等方面，具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其實，也就是當你承擔起這份歷史責任的時候，你才能實現期刊的社會價值，也才能贏得學界的認可和尊重。當你的期刊能夠反映或代表了學術潮流、引領學術發展趨勢的時候，那些真正站在學術前沿的學術大家，才可能把他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托付給你。

期刊的社會責任和學術擔當，在很多時候都是一致的、統一的。當你關注社會重大問題，體現強烈的現實關懷的時候，你的選題也就同時具有了創新性、思想性和學術性，會產生明顯的學術影響，從而起到引領學術發展的作用。我們前邊提到的對改革開放30年歷史學發展狀況的系列評論，就是一個兼具社會影響和引領學術雙重作用的重大選題。它既是對改革開放以來學術成就的總結，又引導了學界對當代學術的理性反思，可以產生強大的學術影響力。2010年《光明日報》的一篇文章中談到這一問題：

僅史部的專門刊物，如《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史學月刊》等，就刊發了相關綜述十數篇。其中就史學理論、史學史，以及國學史部研究的整體方面，有盧鐘鋒《新時期中國歷史學的回顧與思考——以中國歷史的發展道路研究為線索》（《歷史研究》第4期）、瞿林東《歷史學的理論成就與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發展》（《歷史研究》第5期）、喬治忠《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史學史研究》（《史學月刊》第7期）、周祥森《新時期歷史認識客觀性研究及其思考》（《史學月刊》第9期）等。就古代史方面，有張國剛《改革開放以來唐史研究若干熱點問題述評》（《史學月刊》第1期）等。就近代史研究方面，有張海鵬《六十年來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確立與發展》（《歷史研究》第5期）、李喜所《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近代史發展主線研究》（《史學月刊》第3期）等。專門史方面，第3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約請了厲聲、賈建飛等專家，分別圍繞邊疆研究、多民族國家歷史疆域研究、中國邊疆與周邊地區研究等基本狀況進行總結和展望。中國文化史，有何曉明發表的《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文化史研究》（《史學月刊》第5期）……（向燕南、張國文：《〈年度國學2009〉之史學報告：面對歷史的學術自覺》，《光明日報》，2010年2月1日）

在《光明日報》的這段文字中，《史學月刊》的相關論文，被反復提及。事實證明，學術期刊只有承擔起引領學術發展的歷史責任的時候，堅定地站在學術發展的前沿陣地的時候，才可能為學界所注目，引起強烈的反響和關注，也才可能奠定期刊在學界的穩固地位，真正成為學界的一方重鎮。

在當前學風比較浮躁的情況下，學術期刊在強化學術規范、凈化學術空氣、加強學風建設方面的引領作用，更是不可低估。真正能肩負這樣的歷史責任并做出示范和貢獻的期刊，是可以贏得學界的尊重的。作為一個學術期刊的辦刊人，需要在這些方面多用些心思和力氣。這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的職業道德和社會良心。

培養延續學術血脈的史學新人

培養史學青年是《史學月刊》自創刊以來一以貫之的辦刊理念。在《新史學通訊》階段，創辦者嵇文甫先生稱它是“四小刊物”。所謂“四小”，就是小刊物、小文章、小問題和小人物。1957年改名《史學月刊》之后，雖然刊物宗旨有所變化，已經改辦成純粹的專業學術刊物，文章也不再是小文章，不再是小問題，但從某種程度上說也還是小刊物，因為按照社會上流行的“官本位”的刊物分層法，我們是屬于地方性刊物或省級刊物；作者隊伍中還有相當一部分是小人物。可以說，從我們這個刊物中走出來的史學新人是比較多的，培養史學新人是我們多少年來的基本理念。和國內的幾個史學大刊比起來，青年作者多，富有銳氣或朝氣，對于普通讀者具有親和力，可能是我們這個刊物的特色之一。

青年人發文章難是一個時代的難題。每年的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招生那么多，并且規定他們在畢業前必須發表相當級別的學術論文，于是，這就構成了一個難解的問題。但是，從學術發展的角度說，大量博士研究生的成長，畢竟是可喜可賀之事，他們之中不乏可堪造就之士，歷史學的前途和命運，就系于他們身上，因此，我們提出“以培養青年為目標的前瞻性戰略眼光”來要求自己，并踐行在辦刊實踐中。

我到《史學月刊》工作的第一次編輯部會議上，就提出了學術期刊的“兩個上帝”說。我們辦學術期刊有兩個上帝，一個是讀者，一個是作者；而相比較而言，作者則是第一上帝。因為，沒有作者提供優質稿源，就不可能去贏得讀者。在這個意義上，作者是我們真正的衣食父母，我們必須把作者放在心上，聯系作者，尊重作者，慎重對待作者的每一篇來稿。這其中，就包含了如何對待青年作者的問題。不管他們的文章是否成熟，最后是否能夠采用，都必須很認真地對待他們的投稿，特別是不歧視年輕人的稿子；并在同等情況下，更傾向于采用年輕人的稿子。年輕人稿件中，只要有可取之處，就盡可能幫助玉成，幫助他們修改，爭取更多年輕人的處女作能在我們的刊物上發表。

記得有一次我一起處理了兩個青年作者（有可能是兩個在讀博士研究生）的文章。這兩篇文章的匿名評審，遲遲沒有反饋回來，我不能讓作者無限期等待，就以主編的權限決定采用，并給他們提出了盡可能詳盡的修改意見。現在把其中的一篇修改建議郵件轉述如下：

陳永霞先生：

你好。大作《民族主義與20世紀初年的“新史學”》在我刊擱置已久，主要是匿名評審專家的意見遲遲沒有反饋回來，請你諒解。因為擱置太久，我們也不想再等，我以主編的身份審讀你的論文，決定采用，但提出以下修改建議：

關于文章前邊的小序，應該是一個完整的學術史評論并提出問題，建議將之改為文章的一個獨立部分“問題的提出”，認真檢討前人的相關研究，提出自己選題的問題指向。學術史評論，重在評論，要指出前人的問題所在，同時也明確自己的研究方向。文字上當然不能太長，根據你的選題，可以寫一千多字吧。

關于論文的第一部分，“民族主義與20世紀初年的中國社會及中國史學”，命題太大太空，根據你寫的具體內容，似乎命為“20世紀初年的民族主義思潮”更合適一些。這一部分中，你忽略了一些問題，即何謂“民族主義”及民族主義思潮從何而來的問題。這一部分一開始就應該界定“民族主義”這個概念。民族主義是傳入的概念，它的本源意義，你的文章中的特定意義，都要交代清楚，然后才能寫到這個思潮本身。

關于論文的第二部分，我以為現在的內容比較雜亂，你寫民族主義與“新史學”的建構，連歷史觀、歷史評論等等都拉了進來，如果這些是建構的話，你后邊寫的歷史編纂體例問題，為什么不是建構呢？建構新的史學體系，不應該包括史學的表達形式嗎？問題還是要有明確的問題意識，這一部分，你實際上最應該抓住的就是民族主義史學的兩個重要指向，即你文中指出的寫民族國家發展進化的歷史，寫國民進化的歷史。而這兩個問題，可以獨立為兩個問題，單獨展開。關于民族主義思潮對歷史評論和史學評論的影響，可以單獨寫一部分。

關于論文的第四部分民族主義與“新史學”的編纂形式，前人有不少這方面的研究，你如果沒有新意可以略去不寫；如果有新意，寫作中要把前人的研究引入進來，和前人討論，在討論中展開你的思想。要學會和別人討論問題。其實，整篇文章都要注意這一點，要征引相關的研究成果，和學術界對話。如果全文都能在和他人的對話中來展開，那就是一種很好的文風和寫法。

最后的小結也太簡單和輕飄，似乎你寫得筋疲力盡，再也無力駕馭你的選題了。這個小結可以取消，增加一個部分“20世紀初年民族主義史學的歷史評價”，對它在20世紀中國史學中的地位給予評斷。要有這個氣度和魄力，要站得高一些。

如果你能認同以上建議，我以為你的論文的結構應安排如下：

一問題的提出

二20世紀初年的民族主義思潮

三“新史學”的民族主義指向一：寫民族國家發展進化的歷史

四“新史學”的民族主義指向二：寫國民進化的歷史

五“新史學”歷史評論和史學批評的民族主義特色

六民族主義思潮對“新史學”歷史編纂思想的影響

七20世紀初民族主義史學的歷史評價

這樣重新構思安排，可能要費些功夫，但也可能會更加明確你的問題意識，成就一篇好文章，您以為如何呢？

寫作不必局限于多少字數，長一些沒問題，三四萬字的文章我們都可以發表。

謝謝你對本刊的信任和支持！

史學月刊李振宏2011年12月20日凌晨

作者回信接受我的修改意見，并循此做了修改，后來這篇文章發表在《史學月刊》2012年第5期上。另一篇是華東師范大學的博士研究生王傳，我不僅給他寫了修改建議，還建議他根據選題的需要，把文章篇幅擴大到3萬字。由于篇幅的原因，給王傳的修改建議，就不再引述了。就陳永霞的例證說，根據我在修改建議中提的問題，讀者可以判斷，我們做退稿處理也并不過分。但是我想，她畢竟是青年人，能有一個好的選題不容易，文章也具備修改的基礎，我們為什么不給她發表的機會呢？可能由于你所給予的一個小小的助力，就能夠鼓勵他成長起來。這個案例是可以反映我們刊物是如何對青年作者負責的。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我們的確是把青年學者的培養，看作是一個重要的使命或任務的。

我們曾經對本刊2001~2005年發稿情況有過一個統計，45歲以下作者的發文量，占61.6%；博士研究生的論文占發文總數的18.9%，將近五分之一；甚至碩士研究生的文章，也占到3.3%。這些數據說明，我刊在選稿中不僅不存在對青年學者的歧視或無視，而且特別重視青年人的稿件，有意給予扶持。也正是我們堅持扶持年輕人的方針，《史學月刊》特別受青年史學工作者的歡迎。多年來，《史學月刊》的下載量和下載率總是在史學期刊中占據領先的位置，而其中的閱讀、下載主體，就是那些碩士、博士研究生。

時間真快，到《史學月刊》工作將近20年了，特別是主編刊物那16年，過得很不輕松，有時候甚至身心交瘁。除了要經常意識到一個辦刊人的責任，經常思考如何去履行這些責任，還時常考慮主編這個角色，思考如何發揮主編對刊物發展的設計和塑造的問題。在一篇談如何做主編的文章中，我寫下這樣一段話：

一個學術性刊物的主編，其責任不是單純地對稿件質量的把關和負責問題，不能只是被動地工作，而是應該以強烈的主動性去對刊物的發展做出建設性的思考和規劃，應該是一種高度的創造性工作。我以為，主編對于一份期刊來說，肩負使之生、使之死的重大責任。他應該是辦刊方針的制定者，選題思路的提供者，刊物特色的設計者，欄目設置的策劃者。他應該是刊物的靈魂，刊物因他而活躍、飛動。

這是我對刊物主編責任和作用的理解，但并不意味著我做到了這一點。相反，我的工作還有許多不足，還應該做得更好一些，但由于種種原因，特別是自己還承擔不少的科研和教學任務，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期刊工作，使得一些設計和規劃未能貫徹和執行。這些年刊物所取得的一些成就，全賴我們有一支具有很高的學術能力和精干的工作能力的編輯隊伍，他們都是學者型編輯，有很強的學術敏感性，這些決定了稿件選取的質量和水平。是他們彌補了我的缺陷和不足，憑著一個團隊的力量，不斷提升著《史學月刊》的辦刊水平。借此機會，對他們在16年間給予我工作的支持和配合，表達深深的謝意，并堅信有這樣一個團隊，《史學月刊》的未來一定會更加輝煌。（完）

作者為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所教授；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6年第3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