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顧少華（1988—），男，江蘇省蘇州市人，歷史學博士，畢業于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中國近代史學史。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多元一體觀念的歷史演進與當代價值研究”（25&ZD019）階段性成果。

文章來源

《廊坊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網絡首發（2026年5月21日）。

摘要

時間是影響史學實踐的基礎性框架，從時間之于史學的方法論角度，能重思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時間邏輯。中國史學史學科從產生時便深具關懷“現在”的旨趣，但后續實踐偏重揭示“過去”，導致其意義自限于歷史學學科“過去”的知識范疇，難以真正有效參與當下史學的創新。今天我們應重提中國史學史研究聚焦“現在”的學科特征，即以反思史學的“現在”為問題起點，以建設史學的“現在”為研究終點。為適應不斷前進的時代，史學知識應時時更新，不能也不應“凝固”。因此中國史學史研究通過敘述史學的過往，不應充當扮演“固化”原有史學知識的角色，而應層層解構將原有史學知識本質化的歷史敘事，解放人們的思想，并通過打撈原先被忽視、壓抑的史學現象，發現史學存在其他形態的可能性，為建設符合新時代的史學知識體系提供突破口。在歷史學體系中，這樣的中國史學史不是沉迷于講述往事，而是史學發展過程中思想解放的先鋒。這在本質上是認識論層面基于反思意識的知識再生產活動，能讓中國史學史研究“活”起來——因聚焦“現在”而打開與其他學科對話的廣闊空間，并隨著“現在”持續邁向“未來”而激發出源源不斷的新議題。

關鍵詞

中國史學史；歷史時間；學科建設；思想解放；“過去”；“現在”

1926年10月到次年5月，梁啟超在清華大學講學，正式從研究一門專史的角度提出“史學史的做法”。即使由此算起，中國史學史學科也已經歷百年發展，取得了很大成績。中國史學史學科在發展到百年之際，求變的學科焦慮不斷蔓延，已是中國史學史研究者不得不正視的現象。這種學科焦慮來自一個核心問題：面對隨著社會與史學演進而產生的機遇和挑戰，中國史學史學科如何守正創新？

事實上，中國史學史學科自產生后，便在繼承和反思中不斷開拓創新，顯示出學科自身的“繼進性”和“開放性”。近年來學界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持續努力，已做出很有益的探索，出現很多可喜的新氣象。總的思路或趨勢，是隨著史學理念本身的更新而不斷拓展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內涵，尤其最近接連出現的概念，如“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開放的史學史”“作為方法的史學史”“一切歷史都是史學史”等，更顯示出以外擴內涵的方式為中國史學史研究注入活力的努力。在向外探索的同時，我們還可以向內反觀，重新發現中國史學史學科原先就存在，但逐漸被忽視的重要學科特質及相應研究理念。其中，中國史學史學科從創設開始即高度關懷“現在”的旨趣，就值得我們再認識。

作為一種歷史研究，探討中國史學的“過去”，是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題中之義，但對于作為具有鮮明反思性的學科史而言，回望學科的“過去”，目的是推進學科的“現在”。如果以人兩條腿走路設喻，中國史學史研究按照前輩學者的設計，探求“過去”和關懷“現在”是驅動學科穩定前進的雙腿。不過，具體研究的實踐卻越來越偏執于探求“過去”——為“過去”而揭示“過去”，不少研究成果很難與史學的“現在”產生關聯，相當于跛足而前，難以遠行。

進一步看，“過去”或“現在”是時間表征。時間對歷史研究而言，不是“哲學或倫理問題”，而是“方法論問題”，“歷史學家探詢”“所回顧的時代與他所處的當代之間的關聯與差距，不是用形而上的眼光來看待，而是為了更好地確定和理解他的研究對象”。由“過去”“現在”“未來”不同關系組成的不同時間觀念，是決定史學實踐形態為何的基礎性框架。所以，本文將從時間之于史學的方法論角度，重新認識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時間邏輯，探討直面“現在”的必要、內涵和意義。

一、重訪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現在”旨趣

如所周知，歷史研究一項顯著特質，便是研究“過去”。即使是在進化論等尤其關注“現在”和“未來”的理念下，史學仍無法脫離自身是研究“過去”的這一身份。譬如，20世紀初梁啟超借進化論改造史學時，依然強調“史也者，記述人間過去之事實者也”。因此，既然史學要研究“過去”，那么關注中國史學的“過去”，自然是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核心內容。

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提倡“史學史的做法”時談道：“中國史書既然這么多，幾千年的成績，應該有專史去敘述他。可是到現在還沒有，也沒有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一種現象。”其中，“幾千年的成績”尤能反映著眼于“過去”的視角。雖然在“史學史的做法”上，蒙文通與梁啟超的想法不同，但都認為應揭示中國史學曾經的面貌。蒙文通在闡明主旨的《中國史學史·緒言》中首先便肯定道，“中國史籍之富，并世諸國，莫之與京”，“稱中國為歷史之國家可也”，隨即話鋒一轉，“篇籍既博，則事宜鉤要，茍徒取糟粕，塵穢簡牘，而欲以窮其蘊奧難矣”。此外，早期中國史學史著作，有些常帶有目錄學的解題色彩，而這樣的體例主要服務于闡明“過去”的情況。

中國史學史學科創設之初，便要求研究者面向“過去”，揭示、闡發中國史學的源遠流長和豐富內涵。這在此后的中國史學史學科發展中，成為一項核心旨趣。進一步講，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內容，由最初的史書、史官，拓展到史學思想、史學思潮、歷史觀、歷史理論、史學批評、歷史編纂學、中外史學交流、史學傳播等，且研究視角、方法也日益多元，但是凡此種種的最后指向，偏向聚焦在“過去”——揭示史學這門學科的“過去”。

這樣的學術旨趣自然無可置疑，不僅因為歷史研究的顯著特征就是探求“過去”，也是因為中國史學遺產豐富，值得持續深入探索，“我國是史學遺產最為豐富的國家，多種體裁、多類內容的史籍浩如煙海，古代散見于經部、子部、集部諸書中的歷史評論、史學批評、史學議論多不勝收，近現代發表于報刊的史學撰著絢麗多彩，這是卓有中國特色、富于理性精神的文化財富”。在揭示史學的“過去”這一方面，學界成果豐富，有從古至今的貫通性研究，也有聚焦特定時期史學或特定史學內容的著作，已能較為清晰地揭示中國史學的“過去”。當然，若要使這一面貌更加血肉豐滿，還需研究者繼續努力，所以這仍是當前及今后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重要方向。

不過，中國史學史學科誕生于中國史學的近代轉型過程，具有后者的鮮明特征。史學固然是研究“過去”的學問，但自清末梁啟超舉起“新史學”大旗，中國史學轉型的一項重要內容，便是要將史學與“現在”緊密關聯。他的《新史學》批評中國古代史學“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認為史學不單為“過去”而寫，更應為“現在”而作，“作史者，將為若干之陳死人作紀念碑耶？為若干之過去事作歌舞劇耶？殆非也。將使今世之人，鑒之裁之，以為經世致用也”。

大概20年后梁啟超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時，他的史學理念已有很多變化，但重視史學與“現在”的關系，仍是他不變的核心想法。《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一章《史之意義及其范圍》開篇就講：“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系，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者也。其專述中國先民之活動，供現代中國國民之資鑒者，則曰中國史。”這樣的歷史書寫，不是為“過去”而揭示“過去”，是為“現在”而闡釋“過去”，“將歷史納入現在生活界，使生密切之聯鎖”。

清末以來中國社會受進化論影響，人們對“過去”“現在”“未來”之間關系的理解，產生了很大變化。這反映在史學的重新定義上，便要求歷史研究不能僅關注“過去”，更要重視“現在”和“未來”。除梁啟超外，20世紀20年代初李大釗反復闡述“今”與“古”的問題，批評“懷古”心理，宣揚“重今”理念。他對史學的界定，同樣延續了這樣的看法，強調“歷史的范圍不但包括過去，并且包有現在和將來”。再如朱謙之甚至創造“現代史學”這一概念，來強調史學與“現在”的緊密聯系，“從前許多學者以為歷史就是一種研究過去的學問，不知歷史如不以時間為標準罷了，要是我們承認歷史就是時間的學問，那末歷史更應該將現代同過去同未來一樣看待，不應只是回憶過去的事跡。歷史應該闡明從過去而現在而未來而不斷的生命之流”。

總體來看，近代推動史學轉型的重要史家在界定史學內涵時，多會闡述類似的觀點，這里不再贅述。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文字基本是辨析式的——批評史學就是研究“過去”這種觀念。這反映的是知識重構過程中由此到彼的變化現象，所以或可稱之為史學的“現在轉向”亦不為過。

因此，我們應將中國史學史學科的誕生，置于此種史學轉向的語境中理解。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雖然梁啟超表示“此次所講‘歷史研究法’，與幾年前所講的‘歷史研究法’迥然不同”，但關于“史的目的”，他仍延續原來想法，表示“歷史的目的在將過去的真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鑒”，“吾人將許多死的事實組織好，予以意義及價值，使之活動，活動的結果，就是供給現代人應用”。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史學史的做法”是梁啟超構想的若干“專史”做法的一種。這種“專史”做法的邏輯，自然不是外在于《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的，同樣符合他闡述的“史的目的”——“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鑒”。

由此，當我們看“史學史的做法”所聚焦的“史官”“史家”“史學的成立及發展”“最近史學的趨勢”時，就不應只將之理解為是從這四個方面去說明史學的“過去”，而應該注意到其落腳點在于史學的“現在”。其中，“最近史學的趨勢”表露這層意思尤為明顯。這部分內容基本是在批評“最近史學”出現的問題，認為過于注重“別擇資料”“補殘鉤沉”等，將史學研究越做越窄，強調“用心做出大部的、整個的歷史來，才可使中國史學有光明發展的希望”。用梁啟超自己的話講，“最近史學的趨勢”主要是“挽救已弊的風氣”。即使“史官”部分看似屬于古代范疇，是寫曾經的“國史館的設立”“史官獨立的精神”“史官地位的尊嚴”等，其實也在講史學健康發展需要的良好社會機制，是在為當下史學發展提供建議。稍早的《中國歷史研究法》的篇章設置，也反映了這種現象。第二章名為《過去之中國史學界》，是“近現代最早系統論述中國史學史的專文”，緊隨其后的第三章名為《史之改造》。這樣的篇章設置，反映出梁啟超論述史學“過去”，是為改造史學“現在”的這種想法。

朱希祖是較早在高校開設中國史學史課程的學者，也是積極推進史學近代轉型的先行者。他在給何炳松翻譯的《新史學》作的序中，用強烈的情感詞匯表達道：“我國現在的史學界，實在是陳腐極了，沒有一番破壞，斷然不能建設。”他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做課程改革，同樣持此目的，“以歐美新史學，改革中國舊史學，曾聘西洋史教授翻譯新史學及唯物史觀等書，從事鼓吹”，“以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為史學基本知識，列于必修科”。1930年朱希祖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開設的中國史學課程主要內容分別是，“中國史學之源流變遷及編纂方法。擷《史通》《文史通義》之精華而組織，稍有系統，并與西洋史學相比較，使研究史學者有所取資”，“中國史學之起源及歷代各派史學發展之概況，注意各時代文化思想之背景，而以近代史學觀點評論重要著作之價值”。可見，他的中國史學史課程，目的是致力于當時史學的改造。

相對而言，梁啟超、朱希祖對史學新方法更為強調，所以他們要講的中國史學史能明顯體現出對史學改造的追求。而金毓黻完稿于1939年并在1944年出版的《中國史學史》，則反映出另一種改造史學的旨趣。該書主要考辨歷代史家、史書及修史制度等，表面看似乎只是厘清基本史實，沒有改造史學的意圖。1947年齊思和揭示此書特點時含蓄地批評說：“作者過重故實，而忽略史學，僅言纂修經過，鮮及體例得失，史學之義，似猶未盡也。”而這樣的史學史寫法，容易被人誤解重視史學的“過去”，忽視史學的“現在”。1946年周光岐就直言：“寫一部史學史的用意，雖然是在明了整個史學的發展，但是重要的還是在解釋現代史學之所以會‘轉變’，之所以會‘革新’。在轉變與革新期中的史學，他又怎樣發展著？向著那個方向發展？”事實上，金毓黻在整理國故的學術理念下，以考據學方法厘清史學的“過去”，是為“編纂新史”做準備，而“改造舊史與編纂新史”正是他編寫《中國史學史》的要旨。所以，金毓黻抑或其批評者，都深懷革新史學的關懷，只是二者認識的角度不同，導致有所分歧。從中我們尤其能感受到時人研究中國史學史的核心目標——打造史學的新貌。

20世紀50年代，中國大陸的史學史研究陷入低谷，只有極少數學者仍堅韌并低調地從事研究和教學。直到1961年備受冷落的中國史學史學科受到重視。1960年代初學界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內容、對象、任務、目的等方面展開了較為廣泛的探討。學界仍將推進當代史學發展作為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核心目標，尤其是配合建設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如1964年白壽彝指出：“闡明唯物主義觀點和歷史唯物主義如何在斗爭中壯大了自己并從而壯大了我國史學這一基本規律，這是中國史學史研究工作重要的任務。”只是，中國史學史研究的良好發展局面很快因“文化大革命”遭到中斷，等到改革開放后才再次進入正軌。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理論建設更為完備，其中推進當代史學建設還是其重要旨趣。即使近年出版的指引中國史學史研究門徑的著作，仍從建設當代史學的高度，強調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內涵和意義。不過，同樣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尤其近些年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具體實踐，漸趨偏向揭示史學的“過去”，淡化了參與當代史學革新的關懷；抑或說，建設當代史學作為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目標，也逐漸成了學科理論文本中的“一紙空文”。

二、囿于“過去”的傾向及局限

抗日戰爭勝利后，楊翼驤曾在北京向“一位文學家、也是哲學家、對史學也頗有見解的先生”請教“史學史算不算學問”的問題，后者回答：“史學史應當是一門學問，要以歷史哲學為主要線索，把歷代有關史學的著作和言論貫穿起來，說明其對于社會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但現在號稱史學史的著作，大都是著重于敘述史書編纂的經過和方法，介紹史書的內容與價值，就算不上學問。”這位先生認為理想的中國史學史是要關懷當下的——甚至已溢出史學范圍而去追問對社會和人生的意義。同時這反映出確有一些學者只顧做類似目錄學的書籍解題工作。不過，當時將中國史學史研究做得像史書介紹，可能是由人們對學科基本內涵尚未完全理解及外在條件有限所致。

但是，大致到20世紀80年代，一方面中國史學史學科內涵漸趨明確，另一方面實踐卻逐漸背離重視當代史學建設的旨趣。在1985年第一次全國史學史座談會上，白壽彝就提到這個問題，“中國還有一個情況是，停留在斷代史的研究。講古代不講近代，講近代不講古代。大概比較普遍的是不講當代。中國史學的傳統是要講當代史，史學史的任務恐怕也是要以講當代史為更重要。這方面的溝通我看要慢慢地來”。這段話雖然是從斷代史角度講中國史學史研究不太平衡，但已反映出中國史學史研究不太關注當代史學問題。

這里可以通過比較如今的近代史學史，與中國史學史學科發軔之初的“最近史學的趨勢”，來進一步理解這個問題。“最近史學的趨勢”這一概念類似于當下的近代史學史，只是前者指涉包含“現在”的最近“過去”，而后者更多是不包含“現在”的最近“過去”。2018年經李孝遷編校出版的《中國現代史學評論》，收錄了近代頗多“最近史學的趨勢”性質的文章，反映了時人比較愿意撰寫這類著述，“或受梁氏的影響，中國現代史學每每走一小段路，就要‘回頭看’，所以時人經常發表‘最近史學的趨勢’性質的文章，不僅有總論，亦有專論，不僅有論中國史，亦有論西洋史，不僅正統派好回顧，左派史家亦喜總結”。

這些關于“最近史學的趨勢”的研究，多著眼于今后史學的發展，抑或說高度參與當時的史學建設。譬如，齊思和《近百年來中國史學史的發展》首節名為《中國史學何以落了伍？》，清楚表明作者想要改變中國史學“落伍”的局面。所以他講：“拿現代中國人的眼光來看，中國傳統的史學已經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而應加以徹底的改造。但是百年來中國史家究竟作了些什么事？最近改造舊史學的成績如何？將來應采取什么途徑？”金燦然在一篇有明確中國史學史學科意識的文章中表示：“今后研究中國歷史的方向何在呢？那便在于歷史唯物論的中國化，也就是說，運用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原則來分析、研究中國固有的歷史材料，把歷史學帶到真正的科學道路上。”此外，當時這類文章標題具有作者參與當代史學革新的濃烈情感色彩，如《評現在之中國史學界》《新史學批判》《中國現代史學界的檢討》《對現在史學界幾句諍言》等，莫不顯示這些作者意在聚焦當代史學之意。

在中國史學史學科發展初期，人們固然會在研究時段上分出“過去”與“現在”之別，但基本不會劃出一個狹隘的“現在”，并將之置于一旁，而去討論靠近“現在”，但又不屬于“現在”的史學情況。反觀當下中國近代史學史的時間范疇，可謂處于不“今”不“古”的時間夾層——不太“古”又不是“今”。進一步看，這與將“近代”窄化成指涉“過去”的概念是同步的。“近代”這一時間概念最初包含“現在”，但在中國史學體制建設中，逐漸將“近代”窄化成指涉為離“現在”不太遠的“過去”的時間概念。不“今”不“古”的時間概念雖然有轉型之意，但畢竟是屬于“過去”的時間范疇，焦點已不在“現在”。這就產生了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當下中國近代史學史研究的頗多內容，繼承了當初“最近史學的趨勢”的框架或思路，但二者內核已悄然發生變化，由高度關注“現在”的學問，變成了專注“過去”的研究。

從學理上看，揭示“過去”作為史學的立身之本，很容易讓人陷入為“過去”而講述“過去”的陷阱。雖然學界已有基本共識：“過去”的絕對真相，可能只是遠不可及的高貴之夢。但是這個夢不是白日做夢的夢，是高貴且備受珍視的夢。“過去”能得以存在，不單是它曾經客觀發生過，同時在于人們認為隨著方法、工具的更新和豐富，能夠逐漸乃至無限接近“過去”。換言之，若“過去”不再是一個能成立的概念，只是一個虛幻之夢，那么宣稱研究“過去”的史學恐怕會失去根基。可以說，“過去”和史學相互依存，“過去”需要史學求“過去”之真，以維持其正當性，而史學也需要“過去”的成立，以保持其學科存在的前提。所以，史學只關心“過去”，探求“過去”的真相，能得以自足。只是，這對于歷史學不同學科分支而言，其自足或意義的限度是不同的。

中國史學史研究若只關注“過去”的史學情況，而不心系史學的“現在”，固然仍能維持其成立的基本條件，但其學科意義會明顯衰減。楊翼驤闡述中國史學史研究意義時，都由后續史學的發展著眼。他說：“研究中國史學有什么意義呢？簡單說來，一是了解史學發展的情況，總結其優點，批判地繼承史學的優良傳統，從豐富的史學遺產中吸取寶貴的經驗，以發揚光大今后史學的研究和發展；二是了解過去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彌補其缺陷與不足，以充實今后史學研究的內容，推進史學的發展；三是了解過去史學研究中各種不同的思想、觀點和方法，開闊眼界，增長見識，培養和鍛練對史學的鑒別、分析、批判的能力，以提高今后史學研究的水平。”反過來講，若中國史學史研究偏執于“過去”，而與“現在”漸趨分離，那么其意義不僅多限于學科“過去”的知識范疇，且呈現出內向構造的特征，很難擴散開來后產生更為寬廣而持久的影響。

具體來看，目前中國史學史研究出現的不少問題，或多或少均與此有關。關于史學文本的闡釋，應兼顧“過去”和“現在”的雙重維度，若拘泥于前者，容易將研究路徑窄化，引發后續解釋力的不足。在中國史學史研究中，將史學文本置于中國史學發展脈絡中闡釋其價值，是一種常見的重要方法。不過，這實際是基于“過去”視角的解釋，有一定限度。當史學文本是一流作品時，因這些文本深刻影響過史學進程，由此方法自然能揭示重要意義。這就是上文所講，只探求無關“現在”的“過去”，也能使史學研究得以自足。但是一流作品會被先行研究者首先關注和研究，而在后續學科發展中，后繼學者一方面通過學習將這種方法延續下來；另一方面因一流作品數量有限，只能將此方法用于分析二流、三流乃至不入流的作品。而后續這些史學著述對史學進程影響是遞減的，為使研究顯得有價值，研究者既不斷絞盡腦汁去挖掘其意義，又套用形容一流史學文本的語詞，以生成所謂的意義。所以，當站在“過去”視角分析史學文本的意義時，隨著史學文本在其所處時空中重要性的下降，揭示的所謂重要意義多是研究者的自我包裝，容易呈現出研究的低水平徘徊現象。

近年來學界對于史學文本的這類研究路徑也有反思，認為應該加強考察史學創作背后人的活動及更廣闊的社會情境，強調走出“從文本到文本”或“就文本論文本”這種只聚焦史學知識形態的分析路徑。這是研究思路的重要拓展，但是或可再推進一步。若只停留在揭示史家活動或其所處社會的情況，還是一種以“過去”為焦點的研究。這尤其體現在此類研究又衍生出的另一個問題——專注人事之間的隱秘。換言之，在“從文本到文本”或“就文本論文本”的研究中增加社會的維度，是為更好理解史學文本的構造及史學演進的脈絡。但不宜“喧賓奪主”，誤將揭示史學文本所處的社會或其背后的人事關系，當作研究的目的，畢竟史學史研究最終關涉的是知識再生產的活動，研究者的最終目光仍應回到文本，思考知識何以生成、何以如此。

中國史學史與歷史學的分支學科日漸疏離，是其偏執于“過去”產生的另一典型問題。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理應是最具“親緣”的學科，但二者間對話也在遞減。史學理論研究是推進史學創新的重要途徑，它的名稱雖然有理論二字，但本身不是向壁虛造或無所依憑的發明，而是通過回顧、反思史學過往后的推陳出新。譬如，李大釗的《史學要論》主要是用史學史方法來闡釋理論問題。再如，海登·懷特的《元史學：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闡述理論的方式，不是哲學式的，是史學史式的。他自己說：“我在對19世紀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的研究中，將設法說明這種觀點。我研究的歷史學家有米什萊、蘭克、托克維爾、布克哈特，歷史哲學家有黑格爾、馬克思、尼采和克羅齊。”

前輩學者較早已認識到史學史和史學理論之間的緊密關系，并賦予二者能相互成就的期望。所以，我們能看到科研院所和高校設置的研究中心、教研室，創辦的學術期刊、專欄，舉辦的學術會議，一般將史學史和史學理論兩個名詞并置，以表達整體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學科交融旨趣。但是，當下實際情況卻是你我兩分日益明顯。以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為名的學術會議，多數呈現出治史學理論者談史學理論，治史學史者談史學史，鮮有出現二者有效交流的場景。這固然與學科日益專深化后形成的學科門檻有關，但二者聯系日趨松散，更應是史學史這一方要自覺反思的問題。因為一種新的史學理論的提出，需要借助史學史式的研究方法，若史學史研究一味專注揭示史學的“過去”，會使研究成果無法與史學的“現在”產生深刻關聯，也就很難與當下史學理論的更新發生共鳴。

史學史與史學理論尚且漸趨疏遠，與其他專門史或斷代史的疏離就更為嚴重。自中國史學史學科出現至今，這段時間已不算太短，隨著持續的研究及隊伍的擴大，為滿足增長的選題需求，研究內容不斷擴充。這就導致中國史學史研究漸趨細化，從研究史學的整體狀況，到日益深入各專門史或斷代史領域，由此產生諸多專門史或斷代史的研究史，抑或某一史家在某一領域的研究史等。值得注意的是，專門史或斷代史研究者也會探討其領域的研究史，多由反思該領域當前的問題意識、理論方法、材料運用等入手，并通過揭示尚不為人知且具有啟示性的研究史，助力該領域基本范式的更新。因此，若涉及專門史或斷代史的研究史領域，實際存在兩類研究群體，一是史學史研究者，一是專門史或斷代史研究者。前者視野在“過去”，多揭示在史學演進脈絡中相關專門史或斷代史的狀況；后者聚焦“現在”，多以推進本領域現有研究為目的。二者側重不同，各有意義，理應互為補充，但事實上二者很少有交集。

所以，當前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意義，頗有愈加內向構造的趨勢：一方面，隨著研究對象從一流史家和作品變為二流、三流乃至平平無奇者后，繼續沿用原先一套解釋模式，強行賦予研究所謂的意義；另一方面，研究囿于學科“過去”的知識范疇，難以有效觸及“現在”史學知識的更新，所謂的研究意義也更加固定在學科內部，無法真正進一步向外輻射。如此日積月累，就助長了“史學史無用”這種偏頗觀念滋長蔓延，如頗為常見的“史學史研究就是綜述”的輕蔑之語。綜述本身是很重要的學術表達形式，只是用來形容史學史研究時專取“述而不作”的片面意思，以說明史學史研究缺乏創新，不值一提。我們雖然知道這是不客觀、不公正的偏見，但值得思考其成因，并進一步從學理上追問中國史學史研究為何讓人覺得“無用”。

三、以反思直面“現在”

史學是研究時間之流上人、事、物的的學問。但歷史研究的開展也受制于特定時期人們的時間觀念——由“過去”“現在”“未來”之間不同關系構造的時間框架。法國年鑒學派代表學者弗朗索瓦·阿赫托戈強調，研究者應“關注過去、當下和未來這些范疇或普遍形態之間的扭合形式和模式”。概言之，在客觀時間層面，“過去”“現在”“未來”前后相繼，但在人們的觀念層面，“過去”“現在”“未來”會有不同的組合方式，并成為主導人們理解現實或過往社會的基礎性框架，弗朗索瓦·阿赫托戈將之稱為“歷史性體制”。中國史學史研究作為史學的分支，同樣深受不同時間觀念的影響。這里我們將“未來”看作“現在”的延申，由此集中討論“過去”和“現在”的不同關系及其指涉的不同史學研究路徑。

先來看在歷史研究中由“過去”到“現在”的順向時間邏輯。這是指研究者要回到“過去”的歷史情境，并按照時間先后順序，從前往后觀察和分析社會現象，形成從“過去”到“現在”的歷史敘事。在這樣的時間關系中，“過去”是主角，且作為不受“現在”影響的自足單位，能自我呈現，以此符合史學追求客觀“過去”的目標。史學界常說的俗語“讓史料自己說話”，以及由此安排行文的做法，就是這種時間觀念下研究方法的體現。由此書寫的“過去”，通常會尋求一個時間上較早的源頭及此后環環不可缺的后續時間節點，以塑造出“過去”的完整性。同時，作為自足單位，“過去”的揭示已足具正當性，不用以是否影響“現在”來判定研究“過去”的價值。

所以，持這樣的時間觀念研究歷史，能盡量減少“現在”的干擾，可以較好揭示“過去”的客觀面貌。陸懋德談“史學史之范圍”時說：“所謂史學史者，在西語謂之‘歷史之歷史’，此即敘述自古來之歷史的成績，凡歷史家之作史的方法藝術，及其演進發展的程序，皆在討論之內。”金毓黻定義史學史也說：“就歷代史家史籍所示之法式義例及其原理，而為系統之記述，以明其變遷進化之因果者，是謂之史學史。”像“自古”以來和“歷代”這類說法，反映出由“過去”到“現在”的順向邏輯。這種時間觀念下的研究，為厘清中國豐富的史學遺產，及揭示史學發展的脈絡，提供了重要助力。

只是，當從“過去”到“現在”的順向時間邏輯展開的研究取得豐富成果，并為人們認識中國史學的客觀過往奠定堅實基礎后，還應調整研究背后的時間邏輯，繼續拓展和深化相關研究。這就是我們接著要討論的由“現在”到“過去”的逆向時間邏輯。這是指研究者出于對當下史學的反思，不再視“現在”為“過去”的延續，而是注重“過去”與“現在”之間的斷裂，將“過去”作為反思“現在”的鏡面，選擇能照出“現在”不足的“過去”片段，將之連貫成歷史敘述，并最終指向對“現在”的推陳出新。這樣形成的歷史敘事，表面也是依時間順序的從前往后，但不是按自然時間順序的先后排列，是逆推后的順敘，旨在打破原先由合理化、單一化“現在”所搭建的歷史記憶，由此尋找史學發展的別樣可能性。

在從“現在”到“過去”的逆向時間邏輯中，“現在”是主角。但這里的“現在”，不是從斷代史層面指狹義的當代中國史學史，而是作為問題意識的起點——由反思“現在”而生發出問題意識。不過，這樣的反思要能真正有效，其對象不是隨意或浮于表面的，而應是平常不被人懷疑的深層預設。這就要求研究者透過當代史學繁復的知識論述，抓住被今人視作“理所當然”的基本框架、基本命題、基本概念、基本邏輯，嘗試將其去本質化，抑或脈絡化，由此通過消解預設的唯一性，揭開另一或多重的可能性。

同時，在這樣的時間邏輯中，“過去”和“現在”的關系，不再拘泥于連續性。客觀上，時間和歷史進程是連續向前的，連續性也是史學解釋的基本視角。梁啟超表示，“時代與時代相續”，“歷史者，無間斷者也”，“人間社會之事變，必有終始因果之關系”。呂思勉也講，“史事前后相因，又彼此皆有關系，欲強分之，正如抽刀斷流，不可得斷一事也”。連續性背后常隱藏著因果關系，即所謂“過去”是“現在”的前情，“現在”是“過去”的結果。但是，由因果線性搭建的連續性敘事，除“果”為“壞果”這種情況下強調以史為鑒外，多以“過去”論證“現在”，營造出后者是唯一的合理存在。但對于以促進史學進步為主要任務的史學史而言，質疑、反思“現在”的唯一性，可能更為重要。換言之，若偏執于時間的連續性，史學史研究缺乏反思的問題會被放大。所以，要走出連續性視角看待“過去”和“現在”的關系。

進一步看，人們頭腦中“過去”和“現在”之間根深蒂固的連續性，與解讀史料時的常見認識有關。英國學者彼得·伯克指出：“當不同的文化相遇時，每種文化對其他文化形成的形象有可能成為套式。”換句話講，當人們在遭遇異文化陌生事物的最初階段，常會借助自己所知的事物，以類比的方式理解對方。這就提醒我們，進入史料呈現的世界，人們常會以“熟人”自居，以自我的當下認知去理解，將“過去”熟悉化。這就容易構建起由“過去”駛向“現在”的連續、線性敘事。反過來講，應以“陌生人”的心態，將史料呈現的世界視為能有別于自身所處社會的“異鄉”，強調“過去”和“現在”之間的斷裂性，視“過去”和“現在”為兩個獨立并行而非前后相繼的存在。用打比方來說，看待“過去”的史學應像以歷史學看待人類學等其他學科那樣，或者說將“過去”的史學看作另一種學科，借“他者”之眼，撬動裝裹當下史學的層層預設，以解放思想。

由此歷史敘事的形態，也會有相應變化。雖然在研究的時間邏輯中“現在”是中心，但這仍是研究“過去”的史學實踐，所以描述的主要對象，依然是“過去”，還是典型的歷史研究。只是，這個“過去”不用再充當自足單位，對此的敘述也就不用追求自古以來的完整性，即不再定位一個盡可能早的開端并層層往后展開，使敘事表現得涵蓋整個“過去”。譬如，海登·懷特所要闡發的文本結構現象，不只存在于歐洲的19世紀，但他只挑選19世紀歐洲特定的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進行討論。換言之，他不是要按自然時間順序去構建相對完整的歷時性系譜，而是選擇能用以說明文本結構理論的代表性學者和作品并揭示過往不被注意的歷史面向。

概言之，由“現在”到“過去”逆向時間邏輯展開的研究，本質上是認識論層面的實踐——基于反思意識的知識再生產活動。這或更能體現中國史學史研究作為更深層次反思性實踐的學科特質。一些優秀的史學史研究者已在此角度做出可供效法的案例。若我們將視野放寬，“一些非史學史專業的歷史研究者”所做出的成果，“也彰顯史學史研究在歷史研究中的獨有價值”。或因學科日益細化，學科界限明顯，史學史研究者有時不太注意非史學史研究者的這類成果，因此這里以后者為例，說明在由“現在”到“過去”逆向時間邏輯下的具體研究。譬如，劉志偉和侯旭東分別反思“經濟史”和“中國古代專制說”這兩個基本概念的適用性，揭示二者的建構或形成過程，解構了被人們默認用來解釋經濟史或政治史的預設，由此找到了解讀歷史的新維度。

由“過去”到“現在”和從“現在”到“過去”這兩種時間邏輯，不可偏廢。這里強調后者，并非說前者不重要，恰恰承認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只有依前者路徑積累相當豐富的成果，人們對“過去”有較為充分認識以后，由后者開展的研究實踐才能更加有效。中國史學史研究已有百年歷程，已有充足條件支持由“現在”到“過去”的逆向時間邏輯開展的研究。

當“現在”成為研究背后時間框架的中心后，我們還應辨析史學界常有的“談今色變”的想法，即擔心與現實社會過于密切，會影響歷史客觀面貌的呈現。“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影射史學，粗暴踐踏史學的科學價值和學術尊嚴，是史學受現實社會影響的極端表現，對學界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創傷。自古至今，學術研究都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抽離社會而躲入與世隔絕的場域，必須面對或好或壞的社會環境。現實社會總會帶來或正向或負面的影響，其中壞的一面是讓史學研究屈服于現實利益而脫離學術準則。就當下而言，研究者完全有也應該有能力抵住利益誘惑，堅守學術公心。所以，與其擔心和“現在”過從甚密后帶來的不良影響，研究者不如捫心自問是否初心如磐。

若“談今色變”是從外部環境擔心史學研究因現實利益而發生扭曲。那么，學界近年常提的“倒放電影”，是人們不自覺受“現在”影響而產生的研究偏差。羅志田曾指出民國史研究中的“倒放電影”現象。“倒放電影”的名稱，已顯示這是從“現在”出發的逆向分析辦法。羅志田認為這有兩個明顯的副作用，一是“容易以今情測古意，特別是有意無意中容易以后起的觀念和價值尺度去評說和判斷昔人，結果常常是得出超越于時代的判斷”。二是“無意中會‘剪輯’掉一些看上去與結局關系不大的‘枝節’。其結果，我們重建出的歷史多呈不斷進步的線性發展，而不是也許更接近實際歷史演變那種多元紛呈的動態情景”。進一步看，這兩個弊端的產生，有共同的原因，即將“現在”當作不證自明的前提，以“現在”標準分析“過去”，以“現在”結局刪減過去。因此，關鍵在于當“現在”作為問題意識的起點時，我們到底是順著“現在”做解釋，還是去反思“現在”。因此，就當下來說，“談今色變”或“倒放電影”背后的問題，不是“現在”本身，而是研究者如何自處、如何自為。或許研究者應直面自己的問題，不應將問題歸于“現在”名下，并做出遠離“現在”后事不關己的姿態。

所以，“現在”不是也不應是中國史學史研究中的“洪水猛獸”，恰恰應強調中國史學史研究關懷“現在”的學科特征。在此基礎上，我們還應提示在中國古代和近代史學史研究層面所要注意的關鍵問題：與當下史學理應最有差異的古代史學常被用來合理化“現在”；與當下史學理應最密切的近代史學卻常被反過來視為與“現在”無關的“古物”。就前者而言，學界常說要繼承中國古代史學的優秀傳統，以推進史學建設，這無疑是正確的。但要注意“繼承”背后，有時會用“現在”比對“過去”，對照“現在”的模樣去挖掘所謂需要“繼承”的內容。這就會導致史學建設“原地打轉”，因為這是“現在”框架里的重復，沒有拓展出新的內容，是事實上的“老生常談”。就后者而言，當下史學仍處于近代史學的延長線，不應在研究中將之截斷，純視近代史學為“過去”之物，應將近代史學置于“現在”范疇。

在強調中國史學史研究應以反思直面“現在”后，我們要明確這樣的中國史學史在歷史學學科體系中的重要角色。俗語講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研究，這是因為當人們經學習某一時代的知識體系后，容易產生“習以為常”的行為——固守于某一知識體系，由此會呈現出某一時代的整體學術特征。反過來看，學術研究的創新，首先要打破對固有知識體系的依賴性。進一步講，知識為適應不斷前進的時代，總是需要時時更新，因此知識不能也不應“凝固”。那么，史學史研究通過敘述史學的過往，就不是去扮演“固化”原有史學知識體系的角色，而是要讓人們警覺到對原有知識體系不自覺的“迷思”，并由此醒悟過來，同時通過打撈原先被忽視或壓抑的史學現象，尋找史學發展新的可能性。史學理論等學科則能借此新的可能性，構造新的完整的知識體系。概言之，在歷史學學科體系中，史學史不應單純作為史學成績的總結者，更應是思想解放者。當下“時間”急劇加速，愈加要求人們不能陷于“習以為常”，對史學史作為思想解放者角色的要求也愈加強烈。

最后，筆者想說的是，這樣的史學史研究能激發出新的學術議題，讓自身“活”起來。李大釗曾巧用“知新溫故”闡釋“倒著看時間”蘊含的道理，他原意是想說認識歷史的觀念在不斷更新，由此歷史也能不斷被重寫。進一步看，“知新溫故”中的“故”和“新”分別指涉“過去”和“現在”，蘊含著我們強調的從“現在”到“過去”的時間觀念。由這一未完成且持續向前的“現在”出發，也能隨之生發出并參與“現在”的源源不斷的史學史議題。這不是要等“現在”成為“過去”后，隨著“過去”的擴容，使研究“過去”的議題變得豐富，而是因“現在”持續邁向未來，聚集“現在”的問題意識能得以深具活力且持續更新。

結語

史學是研究時間之流上人、事、物的學問，而時間也是深刻影響史學實踐開展的基礎性框架。從時間之于史學的方法論角度，能重思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時間邏輯。史學研究的焦點從“陳跡”到“今務”是中國史學近代轉型的一項核心內容，中國史學史學科于此背景中產生而深具關懷“現在”的旨趣，但后續研究漸趨偏向揭示“過去”，導致其意義呈內向構造的特征，自限于歷史學學科“過去”的知識范疇，難以有效參與當下學科理論知識的更新，甚至在不知不覺中助長了“史學史無用論”這種不當觀念的蔓延。這從形成鮮明對比的兩種學術現象中，可以進一步得到理解。一方面，中國史學史研究要立足“現在”，似已成為“口頭禪”。另一方面，學界仍在不斷呼吁諸如中國史學史研究“更需要強化史學理論研究意識”“與其他史學學科的交流對話中共同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后者不單是前者的具體表現，而是指實際研究的不足，二者共同反映出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具體實踐與這種意識的脫離現狀。

今天我們應重提中國史學史研究聚焦“現在”的學科特征。這不是指斷代史層面的“現在”，而是指以反思史學的“現在”為問題起點，以建設史學的“現在”為研究終點，即首先層層解構將舊有史學知識本質化的歷史敘事，解放人們的思想，并打撈原先被忽視、壓抑的史學現象后，通過建構關于史學過往的其他敘事，揭示史學有其他形態的可能性，為建設符合新時代的史學知識體系提供突破口。在歷史學體系中，這樣的中國史學史不是沉迷于講述往事，而是扮演著史學發展過程中思想解放的先鋒。這在本質上是認識論層面基于反思意識的知識再生產活動，能讓中國史學史研究“活”起來——因聚焦“現在”而打開與其他學科對話的廣闊空間，并隨著“現在”持續邁向“未來”而激發出源源不斷的新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