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1日，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以下簡稱“新法”）正式施行。新法首次將校園欺凌納入治安管理處罰范疇。“他還是個孩子”這句話，不再能成為校園欺凌的擋箭牌。

什么是法律意義上的“校園欺凌”？欺凌者應承擔什么法律后果？學校、教師應該如何依法正確應對校園欺凌？一起來看——

校園欺凌的法律界定

新法結合《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清晰界定了校園欺凌的法律邊界，需同時滿足三大核心特征：

? 主體特定性：發生在學生之間，一方在年齡、身體或人數上具有優勢；

? 主觀故意性：蓄意或惡意實施侵害行為，非意外或過失導致；

? 后果傷害性：造成對方人身傷害、財產損失或精神損害。

具體包括五類典型行為：

? 侵犯身體：毆打、推搡、拳打腳踢等肢體傷害；

? 侮辱人格：辱罵、起侮辱性綽號、強迫做羞辱性動作；

? 侵犯財產：搶奪、勒索、故意損壞他人財物；

? 惡意排斥：孤立、排擠、禁止他人參與集體活動；

? 網絡欺凌：通過網絡散布謠言、誹謗、傳播他人隱私等。

分層懲戒校園欺凌行為

新規構建了科學的分層分類處置體系，既堅守“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原則，又強化“法不可違”的導向：

（一）行政拘留適用情形（打破“未成年人不拘留”慣例）

1.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一年內兩次以上違反治安管理的；

2.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初次違法但情節嚴重、影響惡劣的；

3.已滿16周歲不滿18周歲：初次違法且影響惡劣的。

（二）矯治教育措施（填補低齡欺凌治理空白）

未滿14周歲的施暴者，雖不執行行政拘留，但須接受針對性矯治教育，由專業力量介入開展心理輔導、行為矯正，相關記錄納入成長檔案，避免“一放了之”。

（三）通用處罰手段

對違反治安管理的校園欺凌行為，公安機關可依法作出訓誡、罰款等治安處罰，對敲詐勒索、恐嚇等情節較重的行為，將依法從重處置。

新法還建立了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明確規定對治安違法記錄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或者公開，為未成年人后續就學、就業預留空間。

3月12日，安徽省蕪湖市公安局繁昌分局孫村鎮派出所民警走進恒杰雙語學校，開展“禁毒+反欺凌+反詐”綜合普法宣講。肖本祥 攝

面對欺凌，各方責任劃分

（一）學校的法定職責

學校“報告+處置”雙重責任：明知發生嚴重校園欺凌或侵害未成年學生的犯罪行為，未按規定報告或處置的，將被責令改正，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及其他直接責任人將依法受到處分。

這一規定倒逼學校建立長效防治機制，從“事后補救”轉向“事前預防”，通過法治宣傳、隱患排查等方式早發現、早干預。

（二）多方協同要求

1.公安機關：依法履行處置職責，開展校園普法，與學校建立聯動協作機制；

2.家庭：家長需履行監護責任，加強孩子品格教育與心理疏導，教會孩子遠離欺凌、依法維權；

3.社會：形成“公安主導、學校主責、家庭配合、社會協同”的治理合力。

（三）維權路徑

1.及時報告：第一時間向學校老師、家長報告，保留證據（傷情照片、聊天記錄、證人證言等）；

2.申請保護：可要求學校采取保護措施，避免再次遭受欺凌；

3.報警求助：情節嚴重時直接撥打110，由公安機關依法處置；

4.索賠追責：通過家長向施暴方及監護人主張民事賠償，要求其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警惕“欺凌”成為被濫用的標簽

隨著多起惡性學生欺凌事件在媒體的曝光，學生欺凌問題逐漸成為公眾熱議的話題。另一方面，“學生欺凌”這一概念被過度泛化和濫用的現象也日益突出。

這種現象不僅模糊了公眾對欺凌行為的本質認知，還可能導致真正需要幫助的受害者被忽視，甚至引發教育資源的浪費和社會信任的危機。

某市重點中學的操場上，兩名初二男生因籃球搶球發生推搡，其中一人手肘擦傷。這本不過是學生之間偶然發生的意外事件，但受傷學生家長卻不依不饒，堅持要求定性為“校園欺凌”，并在網上發布視頻“求助”，引發對方家長不滿。

某校設立了欺凌舉報的專線電話，然而一年下來，超過70%被舉報的“欺凌事件”實則為溝通不暢引發的普通糾紛。教師李敏（化名）的遭遇更具典型性——她的班級年度記錄顯示，一年中處理了53起“欺凌投訴”，但其中僅2起符合欺凌的三要素定義——惡意攻擊、力量失衡、身心傷害，其余多是孩童間的普通矛盾糾紛。

其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早就提示：“如果將普通沖突標簽化為欺凌，可能破壞公眾對反欺凌行動的信任，并稀釋對真實受害者的援助資源。”這意味著要堅決抵制欺凌，要集中力量保護那些真的無法保護自己的欺凌受害者，恰恰需要全社會回歸對欺凌概念的理性認識，否則欺凌概念的濫用反而會模糊我們對善與惡的丈量。

江蘇省海安市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民警走進高新區仁橋小學，通過以案釋法、以事講法、互動問答等方式，引導學生知法守法，增強自律自護意識。周強 攝

以案釋法（作者：雷思明 北京市冠衡律師事務所律師）

案 例

某中學10余名在校生私下結成小團體，張某是該團體成員之一。因懷疑同學孫某向老師舉報其私藏手機，張某在課間將孫某約至廁所，對其進行威脅恐嚇。孫某否認舉報，張某便警告道：“這幾天放學路上小心點！”

隨后，張某糾集團體其他成員，將孫某帶至學校小樹林內實施毆打。孫某將此事告知老師后，老師僅作了口頭批評教育，認為這僅是同學間的普通沖突，未再作進一步處理。

數日后，張某等人以孫某“告狀”導致自己被批評為由，再次將孫某帶至校外進行毆打，并威脅稱：“如果再報告老師，我們就打斷你的腿。”此次毆打造成孫某多處軟組織挫傷。

孫某隨后將張某等人及學校訴至法院，請求判令各被告共同賠償醫療費、精神損害撫慰金等共計5萬元。法院經審理認為，學校在事件發生后未采取有效管理措施，應承擔相應責任，遂判決學校與其他被告各承擔50%的賠償責任。

這起事件如果是發生在新法施行后，學校的處置方式應當作出哪些調整？若處置不當需要承擔什么樣的責任？

案例中，在首次接到孫某關于被威脅和毆打的報告時，學校就應立即終止僅作口頭批評的“和稀泥”做法，第一時間向公安機關報告，并配合警方介入調查。

鑒于張某等人實施了兩次毆打且造成傷害，已符合新法中“情節嚴重”的情形，公安機關可依法對已滿14周歲的欺凌者適用行政拘留，學校應配合完成證據固定和后續的矯治教育工作。

此外，學校因前期未按規定報告和處置，相關負責人還將面臨行政問責風險。

新法對學校的防治責任提出了全新要求

1

厘清法律界定，第一步是建立準確的識別機制，把普通的打鬧嬉戲與真正的學生欺凌區分開來。

學校應成立由法治副校長、心理教師、教師代表等組成的學生欺凌治理委員會，及時對疑似事件進行調查認定，避免將欺凌簡單歸類為“玩笑”或“矛盾”而草草處理。

2

把握懲戒與教育尺度，對于情節輕微的一般欺凌事件，學校應當對欺凌者開展批評、教育，責令其向被欺凌學生當面口頭或書面道歉，取得諒解。對于反復發生的一般欺凌，可視情節給予紀律處分。對于情節惡劣造成明顯身心傷害的嚴重欺凌，學校要第一時間向公安機關報告，加強對學生的警示教育，真正起到震懾作用。

3

強化“強制報告”義務，摒棄“捂蓋子”心態。要把報告流程規范化，制定清晰的校園欺凌處置指引，把“發現—制止—通知家長—調查認定—向公安、教育部門報告”這一流程明確下來。

4

建立長效機制，將防線前移。學校平時要主動對接公安機關，邀請法治副校長走進校園，解讀新法中“年齡不再是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免責金牌’”的相關規定，切實增強學生的法律意識和敬畏之心；完善各項預防制度，定期開展學生心理健康排查和校園隱蔽矛盾排查，精準捕捉欺凌苗頭，做到早發現、早介入、早處置，把欺凌隱患消滅在萌芽狀態。

來源 | 中國教育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