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青島，男子通過網絡招嫖信息，與失足女約定400元交易，王某支付400元后，因對鄭娟不滿意要求退款，在鄭娟脫去上衣、雙方尚未發生關系時，被接到舉報的民警當場查獲，警方認定王某構成嫖娼，但屬“情節較輕”，處以行政拘留5日，王某不服處罰，歷經行政復議、行政訴訟，辯稱自己“被釣魚執法”且遭警方毆打，法院審理后這么判！

（案例來源：裁判文書網）

事發當年8月，山東德州的王某因公務來到青島，出差閑暇之余，一個隱秘的念頭在他心中萌生——他想“找個小姐玩一下”。這個念頭，最終引發了一場持續一年多的法律訟爭。

王某的違法行為，始于虛擬世界的暗流涌動。他加入了一個充斥著招嫖信息的QQ群，在那里，一個微信昵稱為“看茶品茶”的賬號引起了他的注意。

添加好友后，雙方心照不宣地進入了“主題”，“看茶品茶”的朋友圈像一份“商品圖冊”，展示著多名女性的照片。王某從中挑選了一位昵稱為“喵喵”（即本案失足女鄭娟）的女子，并通過微信與“看茶品茶”談妥了價格：一次400元。

交易流程迅速推進，王某通過微信掃描鄭娟提供的收款碼，支付了400元，證據顯示，支付時間為下午1時51分，早于雙方實際見面時間。

交易很快進入實施階段，“看茶品茶”向王某發送了一個定位——青島市城陽區某小區1號樓，下午3時許，王某如約而至，敲開了439號房門。

開門者正是鄭娟，根據雙方在公安機關的供述，確認彼此身份后，鄭娟開始履行“約定”，脫去了上衣，然而，就在此時，王某卻突然表示不滿意，要求中止交易并退款。

鄭娟拒絕退款，雙方在房間內發生爭執，王某意圖開門離開，而鄭娟則躲進衛生間，戲劇性的是，這場爭執因一通報警電話而中斷。

當日下午3時01分，城陽公安分局接到匿名舉報，稱該房間內有人賣淫嫖娼，民警迅速出警，在房間內將王某和僅著內衣的鄭娟當場控制。

在派出所，雙方分別接受了詢問，鄭娟供述，她來自煙臺，是被一名陌生男子以“按摩工作”為名安排至此，并被告知“客人來了先收錢”，王某的供述則詳細還原了其通過網絡尋找招嫖信息、挑選對象、談價付款的全過程。

兩人對核心事實的陳述高度一致：約定以400元進行交易，王某已付款，鄭娟已著手實施（脫衣），但因王某主觀不滿意而中止。

警方經調查認為，王某與鄭娟的行為已構成賣淫嫖娼，鑒于王某主動中止，屬于《治安管理處罰法》第66條規定的“情節較輕”情形，遂對其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處罰，同日，鄭娟也因賣淫被處以相應處罰。

王某不服處罰，在行政復議維持后，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其訴訟理由聚焦于兩點：

1.程序違法與釣魚執法：王某聲稱，民警在詢問時有毆打、恐嚇行為，并懷疑報案人看茶品品實為警方人員，整個事件系釣魚執法。

2.事實認定錯誤：王某認為，自己與鄭娟并未實際發生關系，不符合嫖娼的構成要件。

那么，法院會如何判決？

首先，賣淫嫖娼的認定，核心是“行為”而非“結果”

王某認為，雙方未發生關系，故不構成嫖娼。這混淆了“民事合同”的“履行完畢”與違法行為的“成立要件”。

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及相關公安部的批復，賣淫嫖娼的構成主要包含三個要素：1.主體不特定，雙方為非特定異性或同性；2.以金錢為媒介，存在錢財交易約定或事實；3.以發生性關系為目的，這是行為的核心目的。

本案中，王某與鄭娟素不相識（主體不特定），明確約定400元價格并已支付（金錢媒介），且鄭娟已開始脫衣（著手實施以發生關系為目的的行為）。

三個要件全部滿足，違法行為在王某掃碼付款、鄭娟開始脫衣時已然成立，是否最終發生關系，只是違法行為的完成狀態，影響的是情節輕重的認定（既遂或中止），而非行為是否違法的認定。

其次，“著手實施”是區分違法與犯意表示的關鍵。

法律懲罰的是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而非單純的思想。

如果王某僅在網上與對方聊天、詢價，但并未實際前往約定地點、支付錢款，那么這可能僅是一種“犯意表示”，查處和取證難度極大。

然而，一旦他支付了嫖資，對方也開始了直接為性行為做準備的動作（如脫衣），這就已經從“想違法”進入了“在違法”的階段，構成了“著手實施”，具有了可罰性。

最后，“情節較輕”的認定體現了過罰相當

公安機關對王某處以5日拘留，已是《治安管理處罰法》第66條對賣淫嫖娼處罰的下限（該條規定一般處10-15日拘留，情節較輕處5日以下拘留）。

這一定性，正是考慮了其“著手實施后主動中止”的情節，體現了行政處罰的“過罰相當”原則。如果王某的行為不被處罰，無異于變相鼓勵此類違法行為人可以“隨時反悔、無需負責”，將嚴重削弱法律對賣淫嫖娼行為的震懾力。

此案給所有心存僥幸者敲響了警鐘！賣淫嫖娼是我國法律明令禁止并嚴厲打擊的行為。只要以金錢財物為媒介，就交易達成合意并已著手實施，無論是否“既遂”，均構成違法，必將受到法律懲處。潔身自好，遠離不法行為，才是避免法律風險的根本之道。

對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