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毛主席稱為好干部，他1979年被判刑十三年，2004年逝世十萬人沿街跪拜送別！

1963年正月，黃沙卷過黃河故道，蘭考縣城被罩在灰土里，行人用袖口蒙鼻，孩子們在沙丘間追逐。

那一年，風沙、鹽堿和內澇輪番上陣，莊稼伏在地里發黃，許多人家把樹皮磨粉摻在紅薯秧里充饑。縣里為找出路，派出幾個年輕干部到外地取經，他們回來帶著一堆土樣和幾把不起眼的樹苗。

當時的河南省里開會，誰能在這種地方硬啃下“老沙窩”？會場上有人低聲嘀咕：“到處都缺糧，誰還管那片荒沙？”有人反問：“不治，明年還是餓。”一句話讓人啞口。于是，曾在抗戰中掉過一只左臂的張欽禮被點名：“你是本地人，挑頭吧。”

這位1927年出生的老兵，15歲跟著八路軍走上太行山，1945年在延津血戰后入黨。戰后復員，他背著軍裝回到南彰鎮張莊村，面朝風沙立誓：要讓鄉親們吃上飽飯。1954年，他成了新生蘭考的首任縣長，土話不停，主意不少，鄉親們喊他“張當家”。

兩行人影在黃塵里跑鄉串戶——一個是新調來的縣委書記焦裕祿，另一個便是張欽禮。兩個人合計著辦法，夜里對著煤油燈攤開地圖描紅線。焦裕祿問：“老張，這里能不能種樹？”張欽禮捂著受傷的臂膀笑：“沙子蓋不住根，泡桐能吃苦，咱就跟它賭一把。”

接下來三年，他們帶著社員拎著鐵鍬上沙丘，挖溝、點種、插柳、筑堤。雨季到了，澇洼處又得開溝排水，拖著半身淤泥依舊咬牙堅持。泡桐成活率并不高，但新枝一茬茬冒出來，風一到就發出“嘩啦啦”響聲，成了一種讓人心安的樂曲。

那是全國大辦水利、退耕還林方針落到基層的一個剪影。中央撥過款，省里拉來技術員，可要在寸草不生的鹽堿灘上見效，還是得靠天天與群眾掄鍬的縣鄉干部。蘭考的土渠體系到60年代末已初見雛形，糧食產量抬頭，小麥畝產第一次破百斤。

1964年5月，焦裕祿病逝。熱風撲面，張欽禮站在縣人民醫院門口，胡茬里滿是眼淚。有人勸他休息，他搖頭：“樹還沒長成，渠還沒通透，咋歇？”之后幾年，他幾乎睡在工地上，白沙崗、堌陽洼，一處處留下腳印。

風云卻在悄悄翻卷。1977年，全國開始清理“問題干部”，張欽禮被扣上“經濟問題”與“路線錯誤”兩頂帽子。深秋某日，他被帶上押解車。獄友納悶：“你罪在哪？”他咧嘴：“種樹也算錯，就錯吧。”1979年冬，河南省高院判處有期徒刑13年。

在鄭州監獄，他自請到煤渣場裝卸，汗水把襯衫浸成重布。他常囑咐年輕犯人：“人得做事，別做事就不怕錯，怕的是不敢認。”1984年底，形勢有變，原判被改，提前五年獲釋。

回蘭考那天，縣城街口擠滿了人。有人塞來半拉燒餅，有人遞上熱棗，有人拉著他的袖子哭?！袄峡h長，你回來就好！”“好了，先回家看看地?！彼呐膶Ψ郊绨?，又鉆進了破舊吉普車。

20年匆匆而過。泡桐成林，治堿渠蜿蜒入田，人們在涼蔭下閑話家常。張欽禮年邁后常拄拐杖到田頭查看，見著小伙子打藥水，也忍不住囑咐：“水別淤著，苗子透不了氣。”

2004年5月7日，78歲的他病逝。訃告未出，巷子已站滿黑衣鄉親。出殯那天，據縣民政部門統計，城區及周邊約有十余萬人自發送行。路邊土坯房里，一位老人顫聲對孫子說：“磕個頭，這是救命恩人的道理。”

這場樸素的敬意并非偶然。在中國廣闊鄉村，干部是否把腳踩在泥里，百姓最清楚。張欽禮三十余年里為蘭考修過二萬多口排堿井，開挖上千條小渠，泡桐林帶成片，把災年里的沙窩子硬生生熬成了“中原糧倉”的一塊堅土。數字可能會被人淡忘，唯有親歷的滋味留在集市的吆喝和莊稼的清香里。

歷史學者常說，地方記憶與官方評價并不總是同步。對蘭考人而言，那位胳膊上留著彈痕、說話帶土腔的“張當家”是實實在在的存在——不管他曾在監墻后度日，也不管判決書如何起筆。

黃淮海平原的夏風吹過，泡桐葉翻動，銀白色的葉背閃爍。有人抬頭指給孩子看：“這是焦書記種下的，也是老張守下的?！庇洃浘瓦@樣傳了下來，跟著樹影一起在地面晃動，年年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