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丁毅超

2025年12月3日深夜，南安普頓的貝爾蒙特路上，18歲的波蘭裔大學生亨利·諾瓦克被23歲的錫克教徒維克魯姆·迪格瓦連刺五刀。警察趕到現場時，加害人迪格瓦聲稱自己遭到了種族攻擊，原因是被害人打掉了他的頭巾。

警察選擇了相信他，并將被害人直接背身壓在地上銬上了手銬。諾瓦克倒在地上說我被捅了，警察回答“我覺得你沒有，哥們”。他多次說“我不能呼吸”，無人回應。最終由于傷勢過重，諾瓦克在搶救過程中身亡。

2026年5月底，陪審團裁定迪格瓦謀殺罪成立。法庭同時認定，迪格瓦關于遭受種族辱罵的供詞全部是捏造。迫于司法程序的要求，英國警方在6月初公開了執(zhí)法記錄儀畫面。隨著如此具有沖擊力的視頻在社交媒體上傳播，此事立刻轉變成為席卷英國的政治事件。

馬斯克在一周內發(fā)布了110多條關于英國政治的帖子，改革黨黨首法拉奇呼吁“純粹的冷酷憤怒”，英國極右翼活動家湯米·羅賓遜更是直接前往事發(fā)地點抗議。抗議者向防暴警察投擲石塊和燃燒瓶，高喊著一句六年前屬于另一個陣營的口號——“我不能呼吸！”

圍繞這起案件的爭論很快分裂成兩個互不相讓的敘事。保守派說這是英國雙重執(zhí)法的鐵證，背后是系統(tǒng)性的反白人敘事；進步派則強調該案只是個例，種族歧視問題依舊嚴重。英國首相斯塔默更是將矛頭對準馬斯克，認為這是被境外勢力煽動的暴力騷亂。

但如果我們不急于站隊，而是沿著一條更冷的邏輯鏈條往下走，會發(fā)現諾瓦克之死不是一連串偶然因素的不幸疊加。它是一個認識論從理論走向制度、從制度走向官僚實踐、最終在具體的人身上兌現其代價的完整過程。

啟蒙的倒影：任何悲劇都是系統(tǒng)性結構性問題嗎?

要理解一個18歲的大學生為什么會在2025年的英國街頭連中五刀之后反被銬住，僅僅盯著幾個警察的現場判斷是不夠的。這背后有一條漫長的思想史鏈條。它的起點遠比大多數人以為的要早。

將社會不公視為制度的產物而非個人命運的結果，這種思維方式的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啟蒙運動。盧梭在寫下“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枷鎖之中”的時候，做了一個在當時極為激進的認識論操作。他把人類的苦難從神意和自然秩序的解釋框架中抽離出來，重新歸因于人造的社會制度。苦難不再是命定的，而是被安排的。這意味著它可以被追責，也可以被改變。這是現代以來流行的結構性批判的真正起點，不是某個具體的政治綱領，而是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的根本轉換。

這恰恰暴露了啟蒙理性的一個內在悖論。它相信每個人都具有理性能力，但正因如此，當對方的理性得出了“錯誤”的結論時，唯一的解釋就是某種外部力量扭曲了他的認知。盧梭的天才在于，他第一個把這個外部力量指認為制度本身。被壓迫者之所以不反抗，不是因為壓迫不存在，而是因為主導意識形態(tài)讓他們看不見壓迫的結構性本質。甚至你的反對不是對我的否證，而是對我的確證。

二戰(zhàn)后的英美政治哲學中，羅爾斯為這種結構性批判的落地提供了進一步的解決方案。羅爾斯的核心裝置是差異原則，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只有在最有利于最弱勢群體的條件下才是正當的。這個原則的深遠影響不在于它的具體政策含義，而在于它完成了一次關鍵的理論嫁接。它把結構性批判的核心直覺（即制度可能系統(tǒng)性地虧待某些群體，而這種虧待需要制度性的矯正）移植到了自由主義的框架內部。

從此，任何一個進步主義者都可以輕易主張制度性不公需要制度性的矯正。平權行動、補償性正義、對弱勢群體的制度傾斜，所有這些在羅爾斯之后都獲得了一個哲學上可辯護的基礎。

與此同時，歐陸哲學的思想脈絡在側翼完成了更激進的突破。福柯論證了知識本身就是權力的產物。什么被認為是真的、什么被認為是科學的、什么被認為是理性的，這些標準不是中立的，而是在特定的權力關系中被建構出來的。

后殖民理論（比如薩義德）進一步追問，整套西方知識體系是否從根本上就帶有殖民結構的烙印。這些理論的共同效果是，把結構性批判從社會制度的層面延伸到了知識生產和認知框架本身。不僅制度可以是壓迫的，連我們用來認識制度的工具都可以是壓迫的。

這兩條脈絡在20世紀后半葉匯合，形成了一種極為強大的話語。它既有羅爾斯提供的自由主義合法性，又有福柯提供的認知深度。它可以在體制內運作，同時對體制進行根本性的質疑。它可以用統(tǒng)計數據說話，同時保留質疑統(tǒng)計框架本身的權利。在這個意義上，它幾乎是完美的政治武器。

但理論的力量只有轉化為制度才能持久。在英國，這個轉化有一個標志性的節(jié)點。1999年，麥克弗森報告在調查黑人青年勞倫斯被種族主義者謀殺一案時，正式將制度性種族主義這個概念引入了英國官方的政策語匯。這不再是學者在論文中使用的分析范疇，而是政府報告中的官方診斷，附帶著具體的改革建議和執(zhí)行要求。

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反歧視培訓、多元化指標、種族敏感性考核逐步滲透到英國公共部門的日常運作中。2023年的凱西報告認定倫敦大都會警察局仍然存在制度性的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文化，進一步加速了這一進程。

問題是，理論可以容忍模糊和復雜，但官僚系統(tǒng)不能。當制度性種族主義被翻譯為具體的執(zhí)行規(guī)范時，它必然被轉化為一組可操作的指令和可量化的指標。用一個標準的官僚系統(tǒng)表達來說，涉及少數族裔的投訴必須按照以下流程處理，未按流程處理將面臨紀律處分。

這不是某個官僚的偷懶，而是官僚系統(tǒng)運作的內在要求。規(guī)則必須明確，過程必須可查。或者用今日更流行的話來說，每個環(huán)節(jié)都必須充分痕跡管理。

這套制度一旦落地運行，就在一線警察的日常決策中催生了一種全新的微觀激勵結構。理解這種結構甚至不需要任何陰謀論，只需要承認一個樸素的事實。人在不確定性中會傾向于選擇對自己后果最小的行動路徑。

一個深夜接到報警趕到街頭的警察，面前有兩個人，一個倒在地上，一個站著。站著的人是少數族裔，他說自己遭到了種族攻擊。這個場景在制度激勵的棱鏡下呈現出一種不對稱。如果警察認真對待少數族裔的種族攻擊指控，按升級流程處理，即使最后證明指控是捏造的，程序也會保護他。但如果他質疑或忽視了這個指控，而事后被認定為確實存在種族攻擊，他面對的就是內部調查、紀律處分乃至職業(yè)生涯的終結。

兩種錯誤的成本是極度不對稱的。在這種激勵結構下，理性的選擇只有一個方向，即寧可信其有。英國羅瑟勒姆性侵丑聞的獨立調查報告已經記錄了完全同構的運行機制。一線官員因恐懼被指控種族主義而系統(tǒng)性地壓制對特定犯罪的追訴，長達十六年，涉及至少1400名受害者。

這就是諾瓦克案的真實傳導機制。不是某幾個警察特別愚蠢或冷漠，而是整套制度在微觀層面催生了一種不對稱的信用分配。當迪格瓦指控被害人種族主義的時候，這句話自動獲得了一層制度性的加權，因為不認真對待它的后果遠大于錯誤地采信它。而當諾瓦克反復說我無法呼吸的時候，他的話卻不享有同等的制度保護。在那個具體的瞬間，兩個人的言辭在制度天平上的分量是不等的，這種不對等恰恰是反種族主義被官僚化之后的必然產物。

話語的倒戈：當結構性批判走向魔法對轟

制度性歧視這一術語雖然在其誕生之初是作為高度反建制的形象而存在的，但其認識論內核本身并不是與是否建制掛鉤。恰恰相反，如果現有制度能夠符合某種進步主義需要，那么這種認識論也可以搖身一變，成為進步秩序最強力的擁護者。它不再是反抗者手中的投石器，而是建制者頭頂的皇冠。誰掌握了對結構性不公的定義權，誰就占據了道德制高點。換言之，政治正確。

保守派花了很長時間才意識到這一點。傳統(tǒng)保守主義的本能是回避結構性話語。伯克式保守主義的核心信條是制度雖然不完美但值得維護，對制度的全面質疑比制度本身的缺陷更危險。這意味著即便保守派感到制度對自己不利，他們的第一反應也是就事論事，而不是把問題上升到“整個系統(tǒng)都爛了”的高度。

這種節(jié)制在道德上有其體面之處，但在政治上越來越像是一種單方面的繳械。因為在一個結構性指控已經成為政治合法性通貨的世界里，拒絕使用這種通貨的人會被自動排除在最有力量的辯論之外。

就像剛才所說的1999年黑人青年事件一樣，諾瓦克案讓英國右翼終于找到了一個無法被輕易駁回的結構性敘事錨點。這不是一個抽象的統(tǒng)計爭論，而是一段所有人都能看到的視頻。在這個具體的場景面前，雙層執(zhí)法不再是一個需要大量數據才能論證的抽象假說，而是一個肉眼可見的畫面。保守派發(fā)現，他們現在完全可以復刻其對手在弗洛伊德案之后做過的同一套操作，把個案上升為制度性指控，要求對整個制度進行審視。

這才是斯塔默真正面對的困境。不是一場他可以用話術化解的公關危機，而是他的整套政治話語被對手用同樣的邏輯反向瞄準了自己。

他不能啟動傳統(tǒng)的結構性分析。在這個案件上，結構性分析每深入一層都會指向一個工黨無法承認的結論。如果認真追問為什么警察在那個瞬間選擇相信迪格瓦而不是諾瓦克，答案會通向反歧視改革在官僚實踐中產生的必然結果。承認這一點等于承認工黨自己推動的制度改革在一線執(zhí)法中產生了致命的缺陷。并且這個問題很難通過具體的技術性手段修復，將直接動搖工黨身份政治的基礎。

反過來，他同樣不能把責任推給個別警察的判斷失誤。執(zhí)法記錄儀畫面呈現的不是一個偶發(fā)的技術錯誤，而是一種系統(tǒng)性的冷漠。諾瓦克反復求救，沒有任何一個在場的警員做出回應。公眾看到的是整個處置流程的失敗；試圖將此歸結為個案，在那段視頻面前沒有說服力。

在這個雙重封鎖之下，斯塔默選擇了把因果鏈條截斷，把危機的源頭指向馬斯克一周110條帖子。他幾乎不需要額外構建什么論證，一個關于外國億萬富翁干涉英國內政的敘事就自動成型了。

但這里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關鍵之處。斯塔默指向馬斯克這個操作，看起來像是在回避結構性分析，實際上他并沒有跳出結構性框架，他只是換了一個結構。他在電視采訪中說“馬斯克又在干涉我們的政治，試圖煽動分裂，這不是我們英國人的樣子”。

這句話的底層邏輯仍然是結構性的。它主張保守派憤怒不是英國社會內部的真實產物，而是跨國科技寡頭通過社交媒體算法注入的人造情緒。街上那些投擲石塊的人不是在表達自己的判斷，而是被操縱的客體。斯塔默聲稱自己掌握了憤怒的真實原因，而那些憤怒的人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憤怒。

他說白了意思是，你以為你在為諾瓦克的正義而憤怒，但實際上你只是被一個美國億萬富翁的算法所操縱。你的情感不是自發(fā)的，你的判斷不是自主的，你需要我來告訴你事情的真相。結構性批判在這里完成了一個詭異的閉環(huán)。它誕生于啟蒙運動對人的理性能力的信任，但在當代進步派手中，它成了否認普通人具有自主判斷能力的工具。

這不是斯塔默的個人發(fā)明。它是整個西方進步主義建制在面對民粹挑戰(zhàn)時反復使用的標準應對模式。最典型的案例是2016年特朗普當選之后美國自由派的反應。幾千萬美國人投票給了特朗普，而進步主義者給出的解釋框架始終圍繞著同一個核心假設，即這些選民被“欺騙”了。

霍克希爾德的《被偷走的尊嚴》是這種認知模式最精致的學術表達。她深入阿巴拉契亞的底層白人社區(qū)，用極大的同理心去理解他們?yōu)槭裁粗С痔乩势铡?strong>但即便在如此真誠的努力中，她的分析框架仍然包含一個預設。特朗普抓住了這些人的真實痛苦，但他提供的是虛假的解藥。這些人被自己的情感所誤導，把怨恨投向了錯誤的對象。真正的結構性解決方案，仍然在進步主義這一邊。

這個框架的說服力在于它承認了痛苦的真實性，但這依舊是一種否認形式，它否認的是這些人作為政治主體自主判斷因果關系的能力。在這個框架里，普通人可以感受痛苦，但不能正確診斷痛苦。診斷的權力屬于掌握了結構性分析工具的專家和政治精英。

進步派之所以喜歡這個框架，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個不需要自我反思就能解釋危機的敘事。但當普通人被告知他們的憤怒不是自己的而是被人操縱的結果時，這種否認本身就會成為新一輪憤怒的燃料。

2016年之后的美國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自由派花了數年時間將特朗普的勝選歸因于俄羅斯干預和社交媒體操縱，而非面對選民不滿的內生基礎。代價是當問題終于不可回避時，它已經比當初更大了。2024年特朗普再次當選，這一次連俄羅斯都不需要了。

解構的倒懸：左右兩邊都已經停不下來了

也許有敏銳的讀者會注意到，第二部分描述的循環(huán)有一個令人不安的特征，它似乎沒有出口。進步派否認民眾憤怒的自主性，這種否認本身成為新一輪憤怒的燃料，而新一輪憤怒又會被進步派再次歸因于外部操縱。2016年到2024年的美國已經走完了這個循環(huán)的一個完整周期，現在的英國正在進入同一條軌道。

問題不在于某一方特別固執(zhí)或愚蠢，而在于這個循環(huán)根植于結構性分析這種認識論自身的一個根本屬性，它沒有內置的停止機制。

一種認識論要能夠自我節(jié)制，它需要能夠從內部生成某種信號來表明“我的適用到此為止”，或“在這個問題上我可能是錯的”。經驗主義擁有這樣的機制，可證偽性意味著一個經驗主義命題原則上可以告訴你，什么樣的觀察結果會推翻它。

一個經驗主義者可以說“如果出現了X證據，我就承認我錯了”。這給了經驗主義一種自我約束的能力，雖然實踐中人們未必總是遵守，但原則上這條退路是存在的。

結構性分析缺少任何對應的裝置。它的核心操作是揭示表象之下的隱藏結構，而這個操作在邏輯上是沒有終點的，每一次成功的揭示都會強化一個信念，即還有更深的結構等待揭示。

更關鍵的是，任何試圖從外部對這個框架施加限制的嘗試，都會被框架自身的邏輯重新吸納。如果你說這個問題不是結構性的，而是個體層面的，它可以回應說你之所以傾向于做個體歸因，本身就是你所處的結構位置決定的。如果你質疑它的方法論或證據基礎，它可以援引福柯式的論證來指出你所依賴的方法論標準本身就是權力關系的產物。如果你呼吁適可而止，它可以回應說你對節(jié)制的呼吁本身就在服務于維護現有權力安排。

換言之，這是它的內在邏輯在一致性推演下的自然結果。一個將一切知識主張都視為權力關系產物的認識論，如果豁免自身，就違反了自己的核心原則；如果不豁免自身，就失去了真理主張的地位。

這個特征解釋了為什么第二部分描述的循環(huán)無法從內部被打破。當進步派和保守派最終合流于同一套結構性話語時，雙方都沒有能力從框架內部證明自己的使用比對手的更合法。

進步派說制度性種族主義，保守派說制度性反白人偏見。兩者在形式上完全對稱，都聲稱表面中立的制度在實際運行中系統(tǒng)性地傷害了特定群體。如果你試圖用證據來區(qū)分兩者的優(yōu)劣，保守派會援引進步派自己鍛造的武器來質疑證據體系本身。什么被研究、怎么統(tǒng)計、由誰來定義歧視？這些知識生產的前提條件是否受到了主流學術機構意識形態(tài)傾向的塑造？這個質疑不是保守派發(fā)明的，只不過是進步派學術傳統(tǒng)打造的工具被對手接管之后反過來瞄準了自己。

說得更通俗些，這種結構性話語是一個無窮套娃的游戲，你永遠可以宣稱自己掌握了更根本的真理。所以剩下的不是誰的論證更有道理的問題，而是一場沒有裁判的敘事權力競爭。誰的結構性敘事能贏，取決的不是證據質量，而是政治動員能力和傳播聲量。

在這場競爭中，諾瓦克經歷了一次雙重卻又截然不同的消失。

進步派讓他消失的方式是拒絕面對他，那是一種符號化的消解。斯塔默在回應諾瓦克案時，談論的是馬斯克在干涉我們的政治。在進步派的壓迫矩陣中，一個被少數族裔刺殺的白人青年是一個無法兼容的系統(tǒng)錯誤。他的死亡無法用來論證歷史的不公，因此只能被降級為一個需要被迅速撲滅的公關危機。整套話語機器圍繞他轉了一圈之后，像清理冗余數據一樣，抹去了他本人的所有痕跡。

但保守派讓他消失的方式同樣冷酷，那是一種符號化征用。法拉奇在推文中寫的是對種族主義的恐懼大于處理謀殺的緊迫性。湯米·羅賓遜在南安普頓組織的抗議口號是雙重執(zhí)法。馬斯克的110條帖子談論的是英國的移民政策和覺醒文化。他們沒有忽視諾瓦克，但他們凝視的絕不是那個具體的年輕人。在他們眼中，諾瓦克是一顆完美的政治彈藥，是一個用來驗證制度性反白人偏見的絕佳標本。

說明這一點只需要一個非常簡單的思想實驗。如果諾瓦克不是白人，或者如果迪格瓦也是白人，這件事會引發(fā)這些人同樣的反應么？答案幾乎確定是不會。正如弗洛伊德事件中的進步派一樣，這些人關注的也不是諾瓦克這個具體的人，而是他的死亡恰好滿足了一個預設的敘事模板。

這恰恰是結構性分析被普遍化之后最真實的代價。不是某一方贏了或輸了，而是在所有人都忙著論證結構的時候，真實的個體消失了。

不得不說，歷史總是不會缺乏回旋鏢。盧梭的原初暗示是讓人目睹制度造成的事件，最終卻走向了人的符號化。這才是真正的悲劇所在。不是有人濫用了一個好工具，而是這個工具在邏輯上就通向這個終點。

尾聲：征用

當然，細心的讀者也許已經留意到，這篇文章本身也在做同樣的事情。它用一個關于制度激勵和認識論封閉的結構性敘事，來解釋為什么結構性敘事是危險的。筆者剛剛花了幾千字論證所有結構性分析都會自我膨脹，而這個論證本身就是一個結構性分析。

這不是修辭上的疏忽，這恰恰就是問題本身，甚至對本文的結構性反駁依舊只能是一種結構性分析。

也許在哲學的某個角落里，仍然存在著從外部審視這套語法的可能性。但在當下實際運轉的政治話語中，這種可能性已經幾乎找不到棲身之處了。不是因為其他認識論不存在，而是因為公共辯論的規(guī)則已經被結構性語法徹底改寫了。

正如過去幾十年的保守派所感受的那樣，任何不使用這套語法的聲音，在進入公共空間的瞬間就已經失去了被聽見的資格。如果此刻這種無力感讓人感到不適，那恰恰是因為我們意識到，自己也沒有能力不去征用它。

我們還能擺脫這些那些結構，描述這件事情本身嗎？或許我們只能通過視頻畫面和最簡短的新聞信息中了解到，亨利·諾瓦克，18歲，從埃塞克斯來到南安普頓讀會計專業(yè)的一年級學生。他在圣誕節(jié)前的深夜被刺殺，在生命的最后幾分鐘，他被反銬在地上，反復說出“我不能呼吸”這句在過去幾年里被賦予了無盡政治含義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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