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猶太裔美國學者里亞·格林菲爾德是研究民族主義問題的著名學者，主要代表作即為“民族主義三部曲”：《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資本主義精神：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心智、現代性與瘋癲：文化對人類經驗的影響》。她曾在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任教，是波士頓大學社會學系、政治學系、人類學系榮休教授。2026年5月13日，里亞·格林菲爾德在波士頓病逝，享年71歲。在去世前不久，格林菲爾德教授還曾到訪上海，與中國學者交流。本文為格林菲爾德教授在同濟大學演講的內容整理，她從《心智、現代性與瘋癲》這本書出發，以“瘋癲與現代性”為題，從心智和文化的視角重新勘察瘋癲。澎湃新聞經授權刊載。

講座現場

首先，如果可以，我認為我應該用中文來寫《心智、現代性與瘋癲》這本書。但我得出這個結論時為時已晚，對于年老的我，開始學習中文這樣一門困難的語言已經太晚了。因此，我非常感激這本書能被翻譯成中文并在中國出版。即使是對于如此優秀的翻譯團隊來說，翻譯MMM這本書（MMM為《心智、現代性與瘋癲》的縮寫）也是一項非常艱難的工作。這個龐大的團隊花了九年的時間來翻譯這本書，因為他們不得不為這次翻譯創造一套全新的詞匯。這并不是說母語為英語的人就能更好地理解這本書。事實上，了解翻譯的人告訴我，這個中文譯本非常精彩。這個中文譯本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特別是因為我們當下正生活在一個西方正極速失去其思想領導地位的時代（如果它還沒有徹底失去）。在西方擁有思想領導地位的這五百年里——我想強調這是痛苦、慘淡的五百年——它是世界的領導者。你們應當將這短短的五百年與你們自身五千年的歷史進行對比。在這短暫的五百年里，西方實際上對全人類的貢獻微乎其微。它真正做出的貢獻——我這里指的是它對人類做出的最重要的一些貢獻——我認為是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末的古典音樂，以及兩門科學，即物理學和生物學。但在對“人類”本身的理解上，西方沒有做出任何貢獻，除非我們把十九世紀偉大的歐洲小說考慮在內。因為本應承擔起理解人類這一職責的社會科學，根本沒有實現這一期望。原因非常簡單：社會科學只是盜用了“科學”的名義，其本身并非科學。

因此，我一生都在努力創建一門關于人類的科學，一門真正的人類科學，它能夠像物理學和生物學對待各自的研究對象那樣，針對自己的研究對象產生可靠、客觀的知識。也就是說，我試圖致力于建立基于邏輯和事實的人類科學，這包括運用猜想與反駁，即基于嚴格的邏輯建構假設，并通過經驗知識來對假設進行檢驗。

所以現在，當西方衰落時——如此具有破壞性的衰落，正如你們每天在新聞中所看到的那樣——其他文明，特別是中國和印度，正在崛起。正如二十世紀初一位被公認的、偉大的中國知識分子——我指的是梁漱溟——所說，世界上只有三種文明；不管你們怎么稱呼它們，這三大文明分別是西方文明、中國文明和印度文明。隨著西方的衰落，我想把我到目前為止所創立的人類科學贈與像你們這樣的年輕中國學者，因為只有你們才能夠發展它。《心智、現代性與瘋癲》是我關于民族主義三部曲的第三卷，在這本書中我采用了不同的角度。前兩卷主要探討民族主義對政治、社會關系和經濟等公共領域的影響。在《心智、現代性與瘋癲》中，我聚焦于受民族主義影響的最私密的領域，即情感和精神疾病。由于民族主義與情感和精神疾病之間的聯系對大多數西方人來說聽起來非常怪異——西方人并不喜歡怪異的事物，我不得不為我關于民族主義的研究奠定理論基礎。在這些理論基礎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人類是一種文化事實。

什么是人類？問問你們自己，就是我們每個人。這對我們來說是最重要的課題，確實也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能回答的問題，但你們不知道，也找不到答案。大多數人認為最簡單的答案是——或大多數人就認為——人類是一個生物物種。但這是一個荒謬的答案。為什么？因為它讓社會科學甚至哲學所探討的生命——哲學之所以還存在，就是因為社會科學沒有實現對它能理解人類本質的期望——被定義為和其他生物物種一樣的生命。 然而，生物物種的生命是生物學的課題。既然生物學已經存在，社會科學就絕對沒有存在的理由，因此也不需要專門的人類科學。當然，由于我們在座的所有人，包括哲學家，對生物學的本質一無所知，我們的存在也毫無必要。但既然我們是存在的，我們應該對自己所從事的專業本質略知一二。

因此，為了佐證社會科學和哲學（這些有關人類的學科）存在的合理性，我們首先必須將我們的研究對象——人類——作為一個范疇，一個邏輯范疇，從生物學中分離出來，尤其是要將人類與其他所有動物區分開來。我們不是，但我們當然也是，動物。這需要我們將自身與其他所有動物進行對比。當我們不厭其煩去對比時，我們立刻就會注意到：人類的生活方式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性——幾乎有著無限的差異，而這與其他任何物種的生活方式都不同，即使是那些最有智慧的動物，比如狼或獅子，甚至是與我們如此接近的近親，如大型猿類、黑猩猩——我們在基因上與它們的差異只有微小的百分點。如此微小的基因差異顯然無法解釋我們與它們在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異，也無法解釋人類生活方式內部的差異性。這種生活方式上無限可能的差異性是其他動物物種所缺乏的。那么，究竟是什么解釋了這種差異性呢？如果我們再一次將人類與所有其他動物物種進行對比，我們會看到一種根本上的不同。這不是數量上的差別，而在于：其他動物主要通過生物基因遺傳它們的生活方式，人類則主要通過象征性符號傳遞我們的生活方式。這就是區別所在。我們因此可以明白，正是因為人類生活方式是依靠象征性符號來傳遞 (Symbolic transmission) ——順便說一句，“文化”一詞就是指象征性符號的生成與傳遞——人類從根本上、數量上、質量上與生物界的其他動物區別開來。

這種對象征性符號或文化傳遞的依賴，使得我們可以將人類視為一種自成一格的存在或一種具有獨立運行機制的層展現象。它不能被還原為有機生命現象的生物學規律，盡管它顯然存在于生物世界的邊界條件之內。這就像達爾文把有機生命視為一種層展現象后，發現生物是通過自然選擇進化，但有機生命無法被還原為其賴以生存的物理世界的邊界條件。有機生命存在于物理世界提供的邊界條件內，而人類則存在于有機生物體提供的邊界條件內。這樣，現實世界大體可以被視為一個具有三層的架構，基于物理世界之上是有機生命和有象征性文化的人類 （如圖表所示）。這一對現實世界的概括性描述是這本書最重要的論點之一。

來源：Liah Greenfeld, Mind, Modernity, Madness: The Impact of Culture on Human Experien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4.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里我們解決了西方哲學中橫跨兩千五百年來都未能解決的最重要的核心問題，即身心二元對立論。通過這種層級式的現實觀，我們實際上超越了對身心二元對立的理解，以及無法在邏輯上（并在實證上）將物質與精神聯系起來的問題。總而言之，正是因為人類生活方式的傳遞機制是符號性的而非基因性的，我們才得以與其它動物從根本上區分開來。這種通過象征性符號進行傳遞的機制——即象征性傳遞——基本上就是文化。因此，一切都取決于象征性符號的本質，這才是核心變量。

象征性符號（symbol）是有意指代的標記（sign），而標記本身則與它們所指代的事物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系。其它一般的標記是與它們所指代的事物緊密相連的，例如，捕食者的氣味向獵物表明捕食者就在附近，所以，捕食者的氣味與捕食者是直接且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但符號只有在我們規定如此的時候，也就是說，只有當我們以這種方式去詮釋它們時，它們才與所指代的事物產生聯系。而且，符號的意義會隨著我們使用這些符號的語境而改變，意義會不斷地失效，這種改變是持續不斷的，因為哪怕只是增加一個新符號，也會改變整個語境。所以我估計，就在此時此刻我說話的時候，你們所體驗到的語境正在發生變化。隨著語境的這種改變，我所使用的符號，也就是我所使用的詞匯——那些對你們來說原本具有某種含義的詞匯——就變成了一種全新的含義。

但是，由于我們并沒有看到闡釋正在發生，這種對象征性符號的闡釋究竟是如何出現的？當我們僅僅從象征性符號的本質出發，我們首先可以推導出：文化是一個過程，它不是一個物件，也不是一個結構。作為一個過程，文化出現在時間維度中，而不是在空間維度。它不是一種空間現象，因此它不是物質的。它雖不是物質的，但它是經驗性的，因而是完全真實的。它是時間性的，而時間性意味著歷史性。因此，僅從象征性符號的本質來看，文化從定義上就是歷史性的。由此，我提出了另一個問題：這個時間性過程在哪里發生？它發生在心智里。所以，象征性的符號現實、文化現實，都是歷史現實，也是心智現實。

什么是心智？在書里，我稱心智為“大腦中的文化”。心智是一個過程，它是一個歷史的過程，一個象征性的過程。而另一方面，大腦是一個結構，一個生物器官，一個物質的東西：它存在于空間之中。所以，心智在大腦這個空間里發生，并借助大腦來實現，但它不能被還原為大腦。我們也可以說心智——即我們每個人都有的心智——是通過我們個體的大腦來運作的，所以它不僅僅是大腦的功能，還是個體化了的文化。在這里我們都能看到，我們每個人都在這個空間里承載著文化。大腦與心智的關系，可以比作胃這一器官與消化過程的關系，以及肺這一器官與呼吸過程的關系。所有這些過程都在處理某些東西，那它們在處理什么呢？它們在處理來自外部的輸入。胃自己不會長出食物，它處理的是來自外部、完全獨立于胃之外的食物。肺在處理空氣，對吧？空氣來自外部，完全獨立于肺這個器官。心智也是如此，心智在處理來自外部的文化。文化不會在大腦里生長出來，大腦本身與文化毫無關系。但是通過大腦這個器官，心智在處理著來自外部的文化。我們還可以把心智、大腦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比作食品加工機。食品加工機是一臺機器，我們把原料放進這臺機器里——機器本身與原料沒有關聯——然后按下開關，就有了加工處理的過程。有關大腦和心智的關系我就講到這里，因為再講下去就是另一場講座的主題了。

文化從外部進入大腦，并在那里被心智所處理。在集體層面上，文化是一種外在于心智的存在，并由三種不同的過程組成。其中處于最頂層并能夠解釋其它所有過程的是文明的進程。位于其下的，是特定的文化認同的過程，即與我們今天通常稱之為民族國家相關的功能系統。再往下的，是特定生活領域中的制度，如經濟、家庭、科學等。接下來我們來區分能夠存在于大腦內部的心智的不同部分，即我們可以從邏輯上和經驗上區分出心智包含的不同部分——這在某種意義上類似大腦解剖學，因我們無法觀察別人的心智，你們可能會問如何做到這樣呢？理所當然，你們所有人都能從經驗上直接知道自己擁有心智，你們能意識到自己的心智。但總體而言你必須具備極強的反省能力，才能真正區分出自己心智的不同部分，以及應對心智的能力。其實，你可以從文化世界的本質，即我們的世界的本質，邏輯地推導出這些部分。但我們出生在一個極其混亂的世界，我們不像其他任何一種動物（無論聰明與否）那樣擁有適應這個世界的基因決定論，因此，我們必須擁有某種等同于該信息的替代物。這種等同物是什么呢？它就是“身份認同”（identity），即一張告訴你“你是誰、你屬于哪里、任何你可能遇到的事物具有什么意義”的認知地圖。這是第一步。

接著，即使在被賦予了某一種認同的情況下，依然存在著如此多不同的可能性，以至于在我們生命中的每一個節點，我們都面臨著無數的選擇。舉個例子，假設某人的身份是一名士兵，他的認同就是士兵。而當這名士兵在戰場上面臨危險時，這名士兵雖然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士兵，知道自己必須以某種特定的方式行事。但與此同時，這名士兵也是非常自由的，所以面臨著“我是應該英勇作戰，還是應該當逃兵”的選擇。選擇總是存在的，而為了應對這些選擇，心智中還必須有另一種特定的功能。這就是“意志”。這把哲學家們引向了他們關于自由意志的問題——意志在定義上就是自由的，因為我們必須時刻做出選擇。

現在你明白了，我們剛剛就從文化環境的本質中邏輯地推導出了心智的不同部分。但這只是邏輯假設，我們必須對照經驗證據來檢驗它，就是說如果我們是在做科學研究的話，那么，我們在哪里能找到清晰的證據呢？以醫學的情況為例，我們能在疾病中找到證據，即在精神疾病中，我們能觀察到心智的碎片破碎時會發生什么。

《心智、現代性與瘋癲：文化對人類經驗的影響》，【美】里亞·格林菲爾德/著 祖國霞、柴晚鎖、武田田、李曉燕、湯穎/譯 吳澤映/校，上海三聯書店，2025年1月版

當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注意到基本上在我所有的課堂上，多年來許多班級的學生們的精神狀況都不太好。雖然他們的精神疾病程度各有不同，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確實病了。我記得當時我正在上一堂關于中世紀社會的課，我告訴他們——他們中大部分是美國學生，讓他們去想象中世紀的人們是如何生活的，那些人經常生活在身體的疼痛之中，而且對此無能為力。如果他們得了嚴重的、讓人頭痛欲裂的頭痛，什么藥也沒有，沒有阿司匹林——他們也可能會牙痛，劇烈的牙痛，但他們只能忍著。還有些人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致殘，甚至必須在沒有任何麻醉的情況下截肢。當然，女性分娩時也沒有任何減輕疼痛的可能。當時我的班上大概有40個人，都是年輕的本科生，他們根本無法想象那種場景，他們會說諸如“好吧，他們一定已經習慣了”這樣的話。你知道，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砍掉一個人的腿，還有分娩的過程……但這在他們看來很好笑，或者他們會說，“情況可能沒那么糟，你看，既然你沒想辦法反抗它……可能就沒那么糟吧”……我對這些極度缺乏想象力的學生毫無辦法，因為他們被生活寵壞了，以至于無法想象別人所經歷的肉體上的痛苦。于是我問了他們一個問題：“你們當中有多少人知道有誰——無論是你自己、摯友還是家人——正承受著抑郁癥帶來的巨大痛苦，甚至因為生活無法忍受而考慮自殺，但對此卻無能為力？”突然間，所有那些快樂的——你知道，那些無法想象肉體痛苦的快樂的美國學生——眼神變得深沉而悲傷，他們每一個人都舉起了手。這是我第一次見證了精神疾病的存在和影響。

精神疾病最終成了讓我著迷且揮之不去的問題。像以往一樣，我開始探尋我的研究對象的歷史。我發現有三種主要的精神疾病：抑郁癥、雙相情感障礙和精神分裂癥。雖然在歷史上確實存在過零星的個案，但它們是在民族主義出現后才真正引起人們注意的——也就是說，隨著民族主義的發展，這些疾病的發病率飆升。突然之間，出現了與之相關的立法，第一批醫院出現了（順便說一句，早期的精神病院完全就是人間地獄），精神病學成為了第一個醫學專科，用于識別這種體驗的全新詞匯也隨之出現。

而問題在于，在不同的國家中，隨著它們發展民族主義，在不同時期引入民族主義，在引入民族主義的歷史時刻，它們國民的心理健康狀況也隨之劇烈惡化。這與以下原因有關。首先，因為民族主義意味著平等、選擇自由和個人主義，人們現在可以決定自己想成為什么樣的人、自己是誰、自己一生想做什么——這些在民族主義出現之前是不可能的。在民族主義這種文化框架下，身份認同的構建變得極其困難。隨之，人們對于“自己是誰”充滿不確定感和不安全感。在他們心智中構建的認知地圖上，他們永遠不知道自己究竟處于什么位置，生活變得完全不可預測。伴隨著這種不安全感、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他們永遠無法就如何行事做出決定，也無法做出適應環境的妥當行為，因此他們無法控制自己的意志。這種認知問題導致了意志問題，而這種意志問題隨后就在那些不同的精神疾病中被診斷了出來。

在美國，每次有關于這些疾病的統計數據更新時，它們都顯示出巨大的增長。而最新的統計數據——當然全是由美國享有盛譽的統計學家完成的，我們有很好的統計學家，因為數據是我們社會科學家唯一致力的領域——兩年前，美國嚴重精神障礙的發病率達到了42%。這意味著在成年人中，每五個美國成年人中就有兩個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當這個問題在十六世紀隨著民族主義在英國興起而首次成為一個問題時，英語中發明了一個詞，這個詞就是“瘋癲”（madness）。現在基于我們非常先進的統計學，每五個美國成年人中就有兩個是瘋癲的，即可被確診患有精神疾病。而其他西方國家正緊隨美國之后——緊隨最瘋狂的美國，且差距并不大，即他們都瘋了。這同樣是由西方最好的流行病學家測量出來的。除此之外，他們注意到，屬于另外兩個文明的南亞和東亞國家，似乎對這種疾病具有免疫力。但現在，這種狀況好像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我想說，不要效仿西方——這不會給你們帶來任何好處。自由并不是一個那么美好的事物。好，我就講到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