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修義教授

我認識趙修義教授其人晚于知其名。那是2007年八月底，在經歷一番波折后，我的赴美簽證終于下來了，在打完一通電話后，我從梅隴鎮上的美領館打車到淮海中路622弄7號看望九十年代初在社科院念研究生時的老朋友嚴春松同學。到了那里，我想起來，此前見過一兩面的童世駿教授正在社科院領導任上，于是抱著試一試的心情敲響了書記辦公室的門。剛坐下未聊幾句，童書記就對我說：“應奇，你來得正好，好幫我個忙，我的老師趙修義教授馬上要來看我，但我這里要接待客人，沒有空陪趙老師吃飯，你帶上我的飯卡和你朋友一起陪趙老師吃飯吧！”做事情特別細心嚴密的童書記一邊掏出飯卡，一邊還不忘補上一句：“菜就隨便點（這個“點”應當作動詞）好了！”

事隔近二十年，我已經全然不記得那天和趙修義教授聊了些什么了，此后也和他沒有什么聯系。轉眼到了2015年11月，我應邀參加趙修義教授發起的上海市社聯的一場小活動，主題是研討童世駿教授剛出的新書《論規則》。接到郁振華兄的口頭邀請時，我以為是和《哲學分析》之前舉辦過的楊國榮和陳嘉映專場那樣“規格”的高端論壇，就在短短十來天時間中“奮力”寫出了一篇《童世駿哲學三十年》，記得文章的最后一筆還是當月28日會議召開之前，幾乎熬了一個通宵，才在麗娃河畔的專家客舍中殺青的。

當我第二天早上來到會場，看到是一個小型座談會時，才發現自己的勁兒使得有點兒大了，但是事已至此，我也只好照著已經寫好的講稿大致過了一遍。我注意到，在我發言時，童教授的老師趙教授看著我的稿子，對他的學生“耳語”：“都有人研究起你的思想來了！”

命運弄人，2017年3月，我轉到了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任教。這是趙教授畢生工作的地方，雖然我到此地時，趙教授早已退休了，我也從未專程去拜訪過他。但是從不同的途徑，我得到過他對我的正面評價和對我來此的積極期望。當時還稍感意外。現在想來，趙教授應當是作為哲學系外國哲學學科的一位有聲望的前輩作此評價和期望的。畢竟，我們是同行，我所從事的政治哲學研究也可以算作趙教授主要的工作領域現代西方哲學中的人文主義哲學傳統的組成部分。同時，作為華東師大哲學傳統的重要代表和活的見證者，趙教授的評價和期望也一定包含了從這個視角做出的考量，而這種考量本身也正是他作為這個傳統之重要成員的一個佐證。

在我看來，作為一位著名的哲學史學者，趙教授的主要作品是他和童世駿教授合作的《馬克思恩格斯同時代的西方哲學》。“現代西方哲學與馬克思主義的同時代性”是趙教授提出的一個重要命題，不但發表專論，而且在書中用三十頁的篇幅詳加闡發，不但論證了所謂“同時代性”的理論依據，而且闡明了其哲學史編纂學意義，尤其指出了“新啟蒙運動”與“世紀末潮流”的辯證在十九世紀中后期思想譜系中的構成性地位。

作為從大時代過來的人物，馮契先生在為此書所撰寫的序言中一方面指出，“同時代性”這個似乎只是樸素地陳述一個客觀事實的論點在我國哲學界卻具有一種解放思想的作用，因為“同時代性”觀念的提出掙脫了“現代西方資產階級哲學都是走向沒落、腐朽的意識形態”這種教條，“克服了簡單化、扣帽子的粗暴態度，要求如實地把現代西方哲學各流派和馬克思主義看作同一時代的產物，加以具體分析”；另一方面則進一步把“同時代性”的論點引用于中國近現代哲學史，認為以胡適、丁文江為代表的科學主義（實證論）、以梁漱溟和張君勱為代表的人本主義（非理性主義）和以陳獨秀、李大釗和瞿秋白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這些當時中國哲學學派之間的爭論，“就像是西方后黑格爾時代的再版”，并在此基礎上再把上述“同時代性”論點引用于當代哲學，提出既要保持和發揚民族特色、又要克服民族的局限性的世界性百家爭鳴之說，其論旨在于通過百家爭鳴、自由討論來處理同時代的各種哲學思潮、哲學流派之間的關系。

馮契對于趙修義教授提出的“同時代性”論點所做的深入闡發不禁讓我們想起另一個從大時代過來的蘇聯哲學家奧伊澤爾曼晚年在《元哲學》一書中對于意識形態的孤立主義以及他所謂“馬克思主義內在所固有的教條主義”的反省，也許有些不太友善、比較苛刻的讀者會認為這種論斷是作者在推卸自己對于自己曾經置身其中的那個已經消逝的年代該負起的責任，我卻認為這是一個有良知的哲學家在經歷過大時代的厄運后經過深入反思得到的結論：“形形色色的哲學學說和各式各樣的哲學問題有說服力地說明了哲學思想寶庫是個不斷豐富的過程，多樣性正是哲學的存在方式，其巨大意義不可低估。”時代的悲劇和悖論無非是在于，在另一個時代甚至同時代作為哲學家工作之歷史和理智前提的東西在另一個時代甚至同時代的哲學家那里卻是需要一代甚至幾代人的生活甚至生命為代價才能贏取的歷史成就。

作為中國現代著名的出版家趙家璧之子，又出身于五十年代全國僅存的北大哲學系，名門和名校的背景鑄就了趙教授身上那種深廣的關懷和宏闊的情懷。這尤其見之于趙教授晚年的一系列介入性的理論活動，主要是《守道1957：1957年中國哲學史座談會實錄與反思》，這是趙教授和他當年在北大的幾位同學合作編撰的一部集體回憶錄，可謂一部時代的集體記憶。馮友蘭的“抽象繼承法”、鄭昕的“開放唯心主義”乃至于陳修齋的“哲學無定論論”都是在那個扭曲的年代提出來的。在馮契先生所提出的世界性百家爭鳴不但作為一種愿景而且相當程度已經成為一種現實的情況下，這種奧伊澤爾曼式的回顧和反思也并沒有完全喪失其歷史意義。

《故舊往事，欲說還休》是趙修義教授晚歲的回憶錄，在某種程度上可謂趙教授的絕筆。在去年念這部書過程中，我經常想起趙教授當年在北大的老師汪子嵩先生晚年幾乎同題的那部回憶錄，也會想起趙教授的同學、我以前在杭州大學時的老師和同事陳村富教授前些年剛出的那部《山坳里飛出的鷂鷹》。子嵩先生與馮契先生一樣是從大時代過來的人，他作為西南聯大時期陳康先生的研究生，后來參加革命運動，最終成為黨內知識分子，晚年又專心回到他年輕時的本行希臘哲學研究。村富教授出身福建農家，一門五教授，在師從任華先生獲得碩士學位后，長期在中國科學院《哲學譯叢》編輯部工作，于七十年代轉到杭州大學任教，最后協助汪子嵩先生完成《希臘哲學史》四卷本巨著，他的回憶錄充滿了強烈的與時代（無論大時代還是小時代）抗爭的個人奮斗色彩。趙修義教授和他的老同學陳村富教授一樣愛好尼采哲學，并且為此寫過專論，但在我的感覺中，無論從人格形態、思考樣態還是生活姿態而言，趙修義教授更像是一位介于他的老師和同學之間的、也是大時代與小時代之間的人物。

來源：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 應奇